最近，我和三十几位做企业的朋友一起去访问以色列，深受触动。我们通常是白天访问，晚上讨论一下观感。我问过一个问题：在这个号称“创新的国度”里，我们究竟观察到了哪些新东西？
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面装了希伯来圣经里的一段话。我说，国内一些地方也有这种东西，那是信教家庭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人说，进以色列海关不要求填入关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VISA审查很严格，但只要盖到VISA以后，入关手续极简单，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和安保技术有信心。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到圣城看满街的小商贩，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小商贩们不也在那儿摆地摊吆喝，整天等着过路的人去买东西吗？特拉维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别的？固然比我们的宾馆朴实些，但也谈不到创新。这样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也没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东西。
现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万，只是上海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居然拥有三点八万名科学家。它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但它的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高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二，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科技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和以色列初创企业。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创新？其实，创新是少数人的活动。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总是依托传统、远离创新，甚至对立于创新。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创新”才变得强有力？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把有想法、愿冒险的人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这恐怕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但是，一旦把创新的要素汇集在一起，创造了奇迹，会让其他看来平庸的部门和人口沾光。比如以色列理发师，就比中国理发师赚钱赚得多。他为什么赚得多？因为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这些活动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以色列企业家厉害、科学技术专家厉害，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厉害，剩下是外溢效果。各个部门包括生产率不高的部门和人，如以色列理发师，也可以分享创新收益的外溢。其实，人类从来如此。难道我们没有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吗？我们没有享牛顿的福、沾爱因斯坦的光？所有没有直接参加发明创造纺织机、蒸汽机、铁路、飞机、电话、电报直到互联网的人，多多少少都沾了瓦特以来创新分子的光。
因此，兴国之道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创新，特别要把创新分子汇聚起来。同时，把创新成果覆盖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现在大家都承认犹太人厉害，但过去犹太人分散在各个地方，哪里看得出犹太人厉害？回顾当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聚到一起，构成一个国家，有个保护壳；然后让共同体中最厉害的人创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厉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变，比如在硅谷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完全不同。我们在IDC（一家商学院）请了一个高学位的拉比（犹太语“智者”的意思，多为传教的长老）给我们讲课。他的题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用不多的几张PPT，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首先，他说，所有犹太人从小开始就要接受两本书的教育：一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两千年来，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思想集合（共二百五十万字），里面也记录了大量民间智慧、民间故事。
这位拉比说，犹太人从小就拿这两本书读，要反复读一辈子。他说，所有犹太孩子的妈妈，第一责任就是教育孩子，奶奶也要教育孙子，教育是犹太妇女最重要的天职；从小家庭教育，世代遗传。一岁怎么教育？就是给他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犹太孩子到五岁，基本把这两本书里的故事都听过了，之后就正式跟拉比学习。拉比很讲究学习仪式：第一天上学，一定要穿新衣服，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开心的事；对新来的同学，大家要热烈鼓掌欢迎；第一堂课教孩子写字母，是用蜂蜜写在干净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个“字”舔掉，或者给小孩发一块糖，每人吃一颗糖后开始学习——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着说，之后犹太人会用讨论式的方法来回地读这两本书。两个人看一本书，相互诉说文本的意思，相互讨论。拉比秉持着怀疑论的哲学观，甚至鼓励学生质疑上帝、“圣经”。犹太人提倡批评式教育，不是拉比讲的就是真理，学生记住就行了；而是鼓励挑战、提问题。为什么犹太人的思维厉害？因为他们从小就受这套思维方法的影响。
访问期间，我们请到以色列第一位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来做讲演。他说，从小他的妈妈就这样教他：“走进一条河，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奠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人们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反而容易”。阿龙还说，每天放学回来，犹太妈妈不会问教了什么、学了什么，更不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她就问，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吗？你问了有意思的问题吗？
我认为这是以色列人思维真正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教育把问题看得比答案还重要，这就是教育开发智力，提倡好奇的意义所在。
犹太人永远相信：土地会被夺走，财富会被拿走，但知识拿不走。所以，人力资本理论终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最彻底的应验场所。
我之前认为以色列周边强敌环伺，保家卫国是第一优先，而军队以纪律、服从命令为主导，应该不容易形成创新的文化吧？最后，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以色列全民皆兵，国家财力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军队的研发系统，军队的创新得到了财力的充分保证。如果没有高科技，以色列是没法在残酷的环境里生存的。
第二，军队研发系统全是最好的教授领导。以色列四所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都由一流教授主持军事科研。
第三，所有以色列高中生必须当兵，挑当中最优秀的人进军队研发系统。一流的青年学生感到最光荣的事，不是入美国哈佛、耶鲁名校，而是被挑进以色列情报部门或军队科研局。
第四，以色列是靠民兵打出来的天下，所以正规军队的等级制还不那么强，穿着军装的研发人员一般“没大没小”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发言权。例如，立题到底谁说了算？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也鼓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
第五，当兵三年退役后，以色列还有预备役制——每年要有一个月重回部队去——这更加把等级制打乱了：你在公司是个老总、在政府是个局长，但你回到预备役部队，遇到的领导，可能就是你原来的下属。这有利于在他们之间激发创新思维，没有被等级约束的桎梏。创新，就要这样的环境。
据说，硅谷的美国科技巨头们，对下属的以色列研发中心的犹太同事们，真是又爱又恨。这帮家伙出活，但可不容易领导，因为常常爱问他们的上司，为什么是你领导我？为什么不是我领导你？
有人问，他们的上司不反感吗？答案是：这群犹太人最后会出创新成果。其实，这也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别以为仅仅是犹太人的聪明才智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鼓励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氛围和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创新就难了。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也要对基础科研下注
科创里面包含知识经济的三个环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这三者需要的体制和文化条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的看法，中国目前最强的是知识传播，其次是知识应用，最薄弱的是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总体来看，教育基本普及。但是，知识生产（原创的创新）跟知识传播（教育）是不同的。
知识生产要保护少数、尊重个性、承认天才，不可能没有人人都行。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包括陈景润，虽然只有这几个头脑，但知识一旦生产出来，经过教育普及和市场应用，可以让全人类分享受益。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知识生产，而不受一些流行观念的干扰。多数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但是，研究性大学需要特殊政策，即如何分配资金，怎样设立比赛规则，如何跟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等等。
至于知识应用，则需要市场机制和利润驱动。对风险大、失败率高的事情，唯有开出“超级大奖”，才能动员人们前仆后继。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可能要“高低杠”并举——“高杠”是“高杠”，“低杠”是“低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知识生产需要的可能就是希腊城邦传统里的那一套：“精神贵族”衣食无忧，对话、质疑、挑战、密集的思想交锋、冲撞，享受思维过程、不问收获和成果。要尽可能创造这种知识生产的空间。
另外，不要以为一个地方时时处处都在创新，即使以色列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也做不到时时处处人人都创新。我们所能做的是集聚起几所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足够重视“群”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