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影响执政政权的是组织
谁能颠覆一个执政党？对于这一问题，很多人出于各自的利益和各自的原因，都在询问，只是可惜，即便想象力丰富，获得的答案也大都是错的。以中国为例，一个执政党，起于草根社会，闯过千山万水，经过千难万险，受过千锤百炼，才有了今天的执政地位。所以，它具有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和丰富经验。颠覆一个执政党，谈何容易。
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它见识过，1989年巨大风波，横扫中国，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代价，但它毕竟在波动中度过，并且在此后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高知名度的人物登高一呼？这在当今中国，更加没戏了，网络“大V”的下场众所周知，他们作为社会人物，虽然享有高知名度，拥有支持者但却未必拥有行动的组织，所以不可能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实质作用。
那么，互联网呢？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既然能够塑造商业英雄，当然也能凝聚人心，发挥政治作用，构建虚拟的组织，威胁到执政党的执政。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夸大了互联网的作用，虽然互联网可以创造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首先作为一个信息渠道，它是可控的，如果愿意并且有必要的话，随时可以切断这个网络社会运作。其次，互联网是一个信息系统，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被动态覆盖，而这是互联网社会的基本特质。
一切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组织。
我们经常说希特勒利用了“一战”后德国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成功建立了纳粹组织，因而发动了“二战”。不要忘记，这其中，德国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并非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无论有没有希特勒，这种不满情绪都始终存在，希特勒在那个时代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纳粹组织，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纳粹组织，才使得希特勒取得了德国的政权，发动了“二战”。
所以，一切政治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组织。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军事组织等等。组织有大小、效能之别，有高效能干的组织，也有低效、涣散的组织，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命运。作为执政党，通常恰恰是一个能够可靠运作的组织。
在我们的世界中，什么样的组织，能够够格颠覆这样一个可靠运作的组织呢？
我们暂且搁下这个问题，抬眼看看现在的世界。
最新的新闻报道是，欧洲的一列火车上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一名信奉伊斯兰宗教的非洲人，手持AK47准备劫持人质，大开杀戒。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3名美国军人和1名英国人制服，没有最后成功，但也足以吓了世界一大跳。原来以为只是乘坐飞机不安全，现在乘坐火车同样也不安全了。
法国巴黎的一家《查理周刊》杂志社，原本太太平平，搞点艺术上的小意思，在互联网的竞争下，艰难求存，但没有想到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扬名世界了。他们的漫画描绘了安拉的形象，触怒了伊斯兰世界。于是几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人，手持自动武器，袭击了这家杂志社，击毙了作者和几名杂志社的成员，顺带还有1名受伤求饶的警察也一起被击毙，事件导致总共有17人丧生。事件震惊了欧洲，实际上该案迄今也未完全侦破。
在伊拉克，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组织ISIS，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以致连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一时没有准确的消息。他们攻城略地，几乎转瞬之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伊拉克，不但大面积的国土和富饶的油田丢失了，而且让装备了大量美式MI坦克的伊拉克政府军闻风丧胆，丢盔卸甲，望风而逃。现在的ISIS，在西方世界中几乎成了“酷”的代名词，像磁石般吸引着大量对社会有不满情绪的年轻人，从英国到澳大利亚，从日本到中国，从医生到退役军人，他们都纷纷自愿投奔ISIS这个组织去效力。此后，即便美军卷入了战斗，投入了空军力量，但ISIS依然有能力让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卷入他们血腥的战争。
在也门，宗教的冲突和战争，让原本已经平静的半岛重燃战火，而且连一向躲在幕后只肯提供财政援助的沙特都赤膊上阵，从空中到地面卷入了战争。沙特这个因石油而暴富的国家，可能因为这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全球油价暴跌，而首次出现财政窟窿，甚至可能因此脱离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代价够大了。而这样做的一切目的，还是为了应对一个崛起于青萍之间的组织。
还有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的“911事件”，这是基地组织所为。
一个日渐清晰的答案已经浮现：全球性的宗教战争
亨廷顿在撰写文明的冲突之际，已经意识到未来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会让位于文明的冲突。过去的时代，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冷战就是这样发生的，世界被分为清晰可见的美苏两大阵营。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的。未来的世界则完全是另外的一幅景象，人们将会因信仰、愿望和传统而发生冲突。亨廷顿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还有下一个阶段，冲突将不仅仅停留在论战阶段，停留在教堂和清真寺，停留在各种类型布道者的言辞当中，不同的信仰族群因为生存空间，宗教许诺，以及贫困和不公平，聚集在一起，涌上街头，拿起武器，彼此发生激烈的战斗。
更重要的是，它会席卷全球。
世界上与阿拉伯世界对抗最为激烈的是以色列，因此最为关注阿拉伯世界动向的也是以色列。而一家以色列的智库也看到了这样的微妙前景，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施洛姆•本阿米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战争历来是残酷的，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世俗力量无力阻止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只有通过军事接管才能遏制。当年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最终演变成血腥内战的时候，据他的估计有超过20万人丧命。
在法国巴黎的《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之后，面对恐怖袭击的威胁以及袭击者公开宣称袭击目的是因该周刊侮辱了真主，法国总统奥朗德立即做出反应，他指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他将全力阻止在法国境内挑起宗教战争和冲突。虽然他看到了事情的核心所在，但是他力所能及的观点，反映了事件本身的影响早已遍及世界。
实际上，就在巴黎发生袭击杂志社的同时，各种示威和袭击活动遍及全球。在尼日尔第二大城市津德尔，示威者攻击了那里的法国文化中心，打砸焚烧了咖啡厅、图书馆和办公室。实际上，除尼日尔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也举行了反对《查理周刊》的抗议示威，其中包括星期五在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苏丹首都喀土穆、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以及在索马里发生的示威。甚至在政府管制一向严厉的新加坡，当新加坡《经济学人》读者拿到这一期杂志时也会发现，杂志的第22页是空白的，并印有“缺失页面”。英国方面的解释称，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加坡的印刷厂拒绝印刷本期带有《查理周刊》封面的页面以表达抗议。
世界一定会别无选择地走向宗教战争吗？
这个问题关系到命题的基本逻辑因此必须回答，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对政府治理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集聚，这是全球民众运动和组织的基本走势。埃里克•霍佛的理论早已指出问题的实质，极为贫穷的人不会想到产生参与反政府组织，因为他们为生计而奔忙。只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品尝过富裕、看到过富裕并且渴望更大程度富裕的人，才对所谓的“公平”最为敏感，他们会演变成为真正激进的反政府力量。
其次，全球的城市化提供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机遇，但同时也创造了不公平，贫富分化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个问题上，施舍只是激怒了更多原本愤怒的年轻人。对财富的追求，不但推动了伊斯兰移民渗透到全世界，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严重不满。
第三，普遍失望情绪在全世界的扩大化，与移民有关。现在的世界已经离不开移民，他们维持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转，虽然他们可能怀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不满。移民为什么大量产生？主要是三个原因，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宗教鼓励。现在的欧洲，移民早已成为了“大事”，英法隧道之间壅塞的移民潮只是一例，还有内部的，外部的，还有更广义程度上的移民。
第四，偶像崇拜进一步失灵，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人们更倾向于自己做主，独立选择，自由行动。只要获得机会，正如ISIS向世界不满青年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只要有一个组织声称能够为不满的青年人创造发泄的机会，他们就会立刻团结起来围绕在组织的周围。实际上，这样的组织，甚至根本没有固定的领袖。实际上，艺术偶像也是失望情绪的一种反应，现在的一个半成功、半现代化的世界，人们更愿意依赖，而不是独立。更愿意通过发泄来表现自我价值，而不是通过自身的成功来表现价值。
他们缺少的仅仅是一个声称愿意帮助他们的、有效率的组织，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过去，人们利用政府来对抗反政府组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是如此，美国的麦卡锡甚至采用过人人过关的极端方式。随着时代的演进，世界各国的经济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对反政府组织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灵现象。在西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斯诺登和维基组织；在美国，基地组织顺利跨越了国家防线，成功袭击了纽约。随后美国消灭了本拉登，但基地组织依旧顽强地存在并扩撒，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本拉登；在俄罗斯，车臣和复杂的民族冲突始终持续；在中国，“疆独”和“藏独”也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伊斯兰中的强硬派甚至直接挺近到了东南亚，让原本温和、多元民族共存的马来西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规矩和宗教色彩，伊斯兰在社会中的主导性更加明显，街头冲突开始增加。
过去，这是成功的治理模式，甚至可以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成功在世界上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府采用宗教化领袖的作法已经属于过去时，虽然宗教化的领袖，可以打造并形成坚强的组织，使得反政府组织显得微不足道，但由于历史进程以及现代化信息工具的普遍使用，全世界现在只剩下朝鲜金正恩一个宗教化的领袖了。相反的是，伊朗则已经成为宗教通过战争而夺取政府权力的经典。在现代世界中，各国领袖应对来自互联网的是是非非型的攻击，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资源的短缺，民主的约束，更是让世界各国的政府，这一以往无比强大的组织正在走向弱势群体，日益走向虚拟化，日益成为一个公共福利机构，这一切都是现实。
现在的世界，各国的政府正处于夹缝中谋生的状态，攻击来自四面八方，能够起而应对仅仅是一小撮圈子内部的人马，环顾世界主要国家，无一不是如此。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浪潮也是弱化政府行动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这一组织，要想采取行动就得面对法律体系的复杂制约；而各种各样有名无名的反政府组织，却可以肆无忌惮的行动，天地宽广。民主体制的强约束，创造了社会族群的幸福感，维护了族群利益，但另一面也使得各国政府在行动上愈发迟缓，束手束脚，担心动辄为政敌所利用。再加上政府在动员资源上的投机心态，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巨大差异，又为各种攻击和不满情绪提供了极多的、俯拾皆是的籍口，推动原本就已存在的文明冲突，日益走向激烈化，直至演变成为宗教战争。
政府组织弱化谁会取而代之？
必须知道的一个前提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效组织是宗教组织而不是政府。世界各国政府鲜有存在上千年的，从中国政府到美国政府，莫不如此。而世界的宗教组织虽然说法不一，但一般的说法是基督教已经存在1885年，伊斯兰教存在了1400年，佛教存在了2025年，印度教存在了1815年，古老的犹太教甚至存在了3305年。无论是哪一个政府在历史进程中，在大风大浪的抗衡方面，都无法与宗教组织相提并论。
“君权神授”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为中国主流史观所批判，但其实西方历史上的“君权神授”是有组织背景的深刻原因，没有那个君王会糊涂到将自己的强大政权，平白无故地委托给“神”，所以“君权神授”表面上涉及到的政权正当性，实际背后反映的是宗教强大组织的影响力。究其实质，这是政府组织与宗教组织的结盟，以强化政权。而各种宗教组织也很清楚这一点，前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就有一句名言，“伊斯兰教要么是政治，要么什么也不是”。
环顾当今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政府尚拥有对抗以宗教组织为背景的势力，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所谓的“战斗民族”俄罗斯早已与宗教结盟，普京早已通过他认为适当的政治让步，赢得了东正教的彻底支持。真正有力的国家是美国，他们不但拥有真正强大的宗教组织，而且新教势力盘根错节，始终是这个国家的社会主流。此外美国还拥有强大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基层组织，它们同样具有远不为人所知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其他组织的渗透极为困难。另一个正走在与宗教对抗道路上的是中国，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受益于以往的经验和组织体系，不过已经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基层组织方面，涣散的情况非常明显，大厦是从根基开始动摇的。所以，从长远利益来看，中国与美国两个表面上势不两立的国家，在对抗全球化的宗教战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在宗教这个最大、最有效的组织面前，在宗教号召为信仰而战的时候，能够让世界逃避宗教战争汪洋大海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放弃眼下的利益冲突，共同携起手来，这对未来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回避宗教战争的风险，对中国而言，还有另外的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要做，这就是让宗教组织来对抗宗教组织。以中国的现有条件而言，选择与梵蒂冈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空间，这对教廷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梵蒂冈的资源储备以及组织体系是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尤其是它的世界网络以及与西方世界的传统关系，都可以产生对中国有益的世界政治协调价值。而汉传佛教虽然同样历史悠久，但组织体系涣散，内部之间的攻喧挞伐严重无比，庙宇主持都已经变成了企业CEO，少林寺释永信最近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其社会地位已经严重动摇。与之相比，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则日渐上升，表明汉弱藏强的格局已经定型，汉传佛教无法当此大任，唯有选择与梵蒂冈天主教的合作。
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国情，极为需要一批对中国政府无害的具有宗教狂热的布道者来填补社会缝隙。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拥有惊人体量的社会组织，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必须用倾向性来选择一个宗教，用社会空间来交换宗教组织的影响力，这样才能用宗教来约束宗教，让中国得以避免陷入更为全面的宗教战争。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有关全球化宗教战争的论断，并不是说宗教之间一定会酝酿战争；也不是说伊斯兰世界就是战争的根源，事实上他们被压迫着；而且这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是非问题，诸如谁对、谁错，谁有理而谁无理。其中的着眼点在于，世界的大趋势。无可否认的一种趋势是，世界的文明冲突正在走向深渊，这是一种世界脉动的大趋势，而且它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在迅猛形成之中，这对于世界各国政府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重大风险。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我们似乎忘记了社会中有一个精神空间需要填补，这就是信仰。在历史上，我们曾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信仰，现实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起码就组织体系而言是两码事。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根本无力覆盖整个社会的所有缝隙。我们需要具有强大组织体系的狂热布道者，需要他们作为第二渠道，将利益输送到社会的每一个缝隙，这是需要急谋善断加以改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