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五”和“十一五”均提出过增长方式转变，但执行未有很大进展。“有人说，且行且改善。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不希望这样。”
“十三五”显然是把重点放在了依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而非强调“三驾马车”、数量性扩张的分析框架。不过从历史上的五年规划执行情况和目前面临的阻力来看，形势并不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11月3日在北京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表示，“十三五”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项发展理念，其中将创新放在第一位，明确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要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从“九五”到“十三五”
转变发展方式的提法出现已有整整20年，吴敬琏说，最先是在199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当时的“建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粗放、依靠投资的发展方式转向集约、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
“任务没有实现，其原因在2005年制订‘十一五’时总结过”，当时引用了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的说法，吴敬琏表示，“（障碍）最主要的是，政府掌握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且各级政府都把GDP增长作为自己政绩的主要表现，将手中的权力、资源大量用于高增长。吴称，此后“十一五”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包括科研、教育、法制等方面。
“不过执行并没有取得大的进步。” 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号召研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推荐采取的做法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消除体制性障碍。
四大阻力
“十八次三中全会的决定看来是站在改革这边。”吴敬琏说，但执行上，存在很多阻力和障碍，大体包括 四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虽然邓小平的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是苏联式的制度和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影响，恐怕对下面几代人仍然有很强影响。虽然现在物质利益比起意识形态更为重要，但是有既得利益的人可以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灌输他们那套。当然，主要是利益问题。”
二是既得利益的阻力，这造成的广泛寻租现象一定会扭曲市场化、法制化。吴敬琏称，从这几年的反腐中可以看到，社会上有钱、有权的力量很有威胁。
三是不利于改革的经济环境，“改革一般需要宽松的环境，现在（的环境）很紧。”
四是技术性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非常复杂，要求的专业素养和操作艺术非常高。”
股市与国企之痛
吴敬琏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两年，改革方面有一些好消息，但是不足之处还很多，还仍需要官方和大众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简政放权，这方面取得相当进步，他说，特别是将其与对外开放相衔接，将负面清单用到国内改革上，提出三年内在全国全面实施。“当然，通过上海自贸区看到，由于一些中央部委不愿意放权，负面清单还是很长。”
不过他提醒，一定要注意，2002年时搞过一次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几百项审批，但是2004年后，全面恢复，而且比原来还厉害。这方面的改革需要制度化。
在金融改革方面，吴敬琏认为利率、汇率市场化方面的进展都不错，但是其他一些方面进展较慢。他以股市为例称，股市方面改革最重要的是监管方式的改革，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曾表示证监会监管的最大问题是监管路线问题。
股市最主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吴敬琏说，因此最为主要的是事中监管，要求严格披露。审批制的做法不仅造成很大寻租空间，而且扭曲市场。
这一问题在2000年周小川当证监会主席时试了一下，没有展开，吴敬琏说，后来郭树清当证监会主席时有一个“百日维新”，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就走了。最新的审批制改革因为股市波动暂停了，“今年肯定出台不了了，明年会怎么样？ ”
吴敬琏最后表示，“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又很难的，是国企改革。” 中央正在陆续公布国企改革1+N的文件，“但是过去存在争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理清”。
吴敬琏曾做过不止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他表示，在大国企中，无论是民营股东还是独立董事，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他回忆称，在他担任中国联通独立董事期间，突然有一天“转圈了”——该公司的CEO换成了“电信三巨头”中另一家的CEO。“中国联通是在香港上市的，CEO的任职合同规定，退职三年内是不能在竞争对手任职的。”
在他看来，进入国企缺乏发言权就给混合所有制带来问题，民资会不愿意进，要进入的必须是最赚钱的国企，比如中石化——没有发言权但回报高。但是又会有人说，凭什么最赚钱的就给私人资本家？“所以（我）不知道。有人说，且行且改善。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不希望这样。”吴敬琏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