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前的经历
马国川：看简历，您15岁就考入西南联大，很了不起。
彭佩云：我父亲曾是湖南的银行行长，母亲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从小就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我是抗战胜利那一年到西南联大去上学，我考上联大的时候还没有满16岁。上大学以后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昆明加入共产党了，走上了革命道路。
马国川：您为什么还在金陵大学学习了一年呢？
彭佩云：父母不愿意我去参加学生运动，担心我的安全，他们更不知道我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他们不愿意我离开家，就让我一定要在南京转学，所以我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念了一年。抗战胜利后组成的西南联大三所大学复校，我又回到清华大学了。
马国川：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彭佩云：社会学。我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我任清华大学党总支部书记，那时候清华还没有党委。然后一直在北京市委高教工委工作，1964年到北大担任党委副书记。
马国川：两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您首当其冲被打倒。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您正是这张大字报矛头直指的批斗对象。您是怎么度过那场浩劫的？
彭佩云：“文革”期间，我们一家人隔绝十年之久。我先是遭到严酷的批斗，后来又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工作，那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北大清华的人都到那儿去劳动，好多人在那儿得了血吸虫病。经过反复的思量逐渐就想开了，我一定要挺住，无论如何要挺住，要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要相信总有一天是非会分清楚的，真像会大白的。再一条，就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我自己也还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有些问题也不是认识很清楚，但是有一条，那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无论有多大压力，要不失诚实，不能乱检讨、乱揭发。
马国川：“文革”十年，您最痛苦的是什么？
彭佩云：最痛苦的，就是十年没有工作。什么苦都在那十年里吃了，经历过那样一种磨练，什么苦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以后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压力，就会这么想，所有这些跟文化大革命相比，能算得了什么呢？
马国川：恢复工作后，您主要做什么？
彭佩云：回到了教育上来，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工作，1979年到任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起担任了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改为国家教委后，我是国家教委副主任。一直到1988年要我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一律简称“国家计生委”)工作前，我一直做教育工作。
马国川：要调您到国家计生会工作，您有什么想法？
彭佩云：我有些想法，因为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计划生育工作不了解，对农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难以胜任，同时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原来的岗位，我曾向中央请求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后来负责组织工作的宋平同志找我谈了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服从调动，并且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好工作。
马国川：那一年您已经59岁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啊。
彭佩云：我真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就要从头学起。
两次生育高峰
马国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彭佩云：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实，早在1962年国务院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不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临时性机构，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马国川：看来，计划生育工作并不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
彭佩云：更早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从关心育龄妇女健康出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严格控制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1953年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 过快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马国川：也就是说，从1953年就开始进行计划生育的试点了？
彭佩云：对。当时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社会有识之士也积极主张实行计划生育。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工作自然被搁置。从1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我国进入了持续8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毛泽东提议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开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维艰。并且，由于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全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马国川：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人口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增长到8亿，净增了近2.6亿。
彭佩云：人口过了8亿，各种压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要求：“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第二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特别是在农村收到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于正常的人口更替，人口形势严峻。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修订人口计划
马国川：国家计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慕华，后来是钱信忠、王伟，您是第四任。在您刚刚接任主任时，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如何？
彭佩云：我刚到计生委的时候是1988年，这时候正是处在一个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4.2‰，就是全国的总人口这时候一年要净增1540多万人。
马国川：人口形势很严峻，难怪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彭佩云：问题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社会上包括计划生育系统内部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高峰来了，就要坚决执行无论城乡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张只要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还是允许生两个孩子好。因为思想认识不同意，所以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紧，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龙江、辽宁调查，他们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再加上工作力度大，所以工作做得比较好。调查的结论是，如果大家能够统一认识，稳定政策，抓紧工作还是可以的达到目标的。上任的第三个月，1988年3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当时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中央重申了现行生育政策，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马国川：国外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一孩政策”，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央政策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
彭佩云：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农村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约有17个省、区、市是允许第一个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云南、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可生两个孩子。西藏没有限制。实行这个政策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家庭还是生产单位，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允许农村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有计划地生育第二胎，将使计划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当时实行这一政策，既体现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考虑到农村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有所照顾，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马国川：还有一个问题，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对于你来说，这个目标是个巨大压力。
彭佩云：这个目标是在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 1982年“十二大”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后来在表述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
马国川：“12亿左右”这个说法就宽松多了。
彭佩云：我到了计生委以后，发现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当时生育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哪个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计划指标的。1989年初我们发现，其他省区市都没有完成人口计划，只有两个地方完成了，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新疆。
马国川：为什么呢？
彭佩云：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较宽松，好几种政策，所以也完成了。计划生育干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还完不成计划生育的任务，而且不是一个地方，这就必须考虑计划本身对不对？国务院开会时总理说，彭佩云，你们计生委就是要控制住人口。我就说，我要看看在我来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计划根本完成不了，就很难工作。
马国川：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彭佩云：我这个人原来是搞教育的，我觉得当时计划生育的方法很强硬，方法很简单。即使这样都完成不了，还要加压，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费了很大的劲抓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呢？如果一个目标经过努力也达不到的话，那就说明目标本身制订得不合理。为了制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航空航天部710所、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机构进行预测，其中也有国外的机构。预测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纪末差一点点到13亿，多数都是在12亿8、9这个边缘。我们与国家计委联合召开两次研讨会。请人口专家和各地计生委的同志根据历次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没有完成人口计划的原因，总结人口计划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提出了制定人口计划的基本原则。
马国川：基本原则是什么？
彭佩云：既要体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应该是经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的。根据这个原则，经过反复测算，国家计生委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规划，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的控制目标调整为13亿以内的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可。
马国川：事实证明，这个调整是必要的。
彭佩云：1988年总人口已过11亿，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再有7年，12亿大关就被突破了。如果不调整，目标不切合实际，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就是哄骗瞒报。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制订的人口计划必须是积极可行的。
连续召开八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马国川：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工作就好开展了。
彭佩云：计划生育关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还不够，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所以要协调各方面，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承担起责任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计划。为此，我们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请求中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请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1991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郑重宣布，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鹏同志负总责，今后每年人大开会期间都要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马国川：以后每年两会期间都召开吗？
彭佩云：每年都召开，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八次。每次都是总书记、总理参加，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如果能够让中央领导重视起来，工作就好做了。1991年中央下发了《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马国川：有了从上到下的领导机构和机制，工作就顺利了。
彭佩云：由于中央带了头，各地纷纷效仿，计划生育工作被党委、政府摆上了议事日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国家计生委召开会议，总结推广山东等地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经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计划生育干部的积极性，对于确保人口计划的实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国川：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个好办法，问题在于怎么防止地方上为了达到目标弄虚作假呢？
彭佩云：实话实说，弄虚作假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相当大。1988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汇总的全国人口出生统计误差率高达30%，有的省甚至接近50%。90年代以来，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抽样调查。1992年组织了全国38万人口的抽样调查，获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数据。
马国川：我听说，1993年您还组织了一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摸情况？
彭佩云：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组织了一批干部，不打招呼，自带干粮，摸了32个村子，发现出生人口有相当数量的漏报，计划生育在基层落实不到位。计划生育工作既然难做，更要摸清实际情况。我们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召集各省计生委主任开“敲警钟会”。从1993年开始，连续4年，我们每年组织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方式，抽查2个省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使我们对基层人口出生情况、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现状，以及统计报表的水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每次调查的结果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通报各地，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大家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要提倡讲实活、报实数，不要自欺欺人。各地纷纷仿照国家计生委的做法，进行各种形式的抽样调查，并采取措施制止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提高人口统计的质量，为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马国川：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70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比如说，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考核，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牵牛、抓猪、拆房，乃至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等现象。
彭佩云：那段时期中国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既包括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包括党群干群关系。正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解决问题就要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其实，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国家计生委曾几次起草全国的计划生育法，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先后形成了20多稿。1989、1990年我也为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一部法如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这个法是很好立，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由于全国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我们先帮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条例。1990年以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与方法，使各级干部认识到，一些人对计划生育有抵触情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败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声誊。同时，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计划生育既要抓也要抓好，抓好就是说要控制住人口过快增长，抓好就是说要密切党群关系，不应该因为计划生育而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所以，我们就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三为主”方针。
马国川：“三为主”方针的内容是什么？
彭佩云：简单地说，就是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马国川：以宣传教育为主，针对的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来的吧？
彭佩云：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牺牲，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老百姓愿意多生孩子，这与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后，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强制。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本不可能。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来说是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使计划生育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我们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由于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更需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把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很好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旧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树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
彭佩云：“人口学校”是为了在育龄人群中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这种方式的针对性很强，效果也很好。我们还与宣传部门密切合作，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进行计划生育宣传，还开展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少生快富女能人”等专题宣传活动。把宣传与服务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寓宣传于服务之中，使群众更加易于接受，通过长期努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所谓“以避孕为主”，就是精心指导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妇女怀孕后再动员她们采取补救措施，不但工作难度大，也不利于妇女身体健康。
马国川：为什么要提出“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彭佩云：八十年代县以上逐步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但是广大农村基层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地方平时没有人做计划生育工作，只依赖上面派人来，一年搞几次突击。从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布一下政策，不这么做就强行搞，还流行一句话，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样做虽然也受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又放松”，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大，计划生育仍然难以摆脱被动局面。还有一些地方，村里没人做工作，上边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况。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齐，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经费紧张，设备缺乏。1989年，国家计生委积极争取有关部门为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增加了8000名行政编制，并规定各乡(镇)应设一名属于行政编制的计划生育助理员，专门做计划生育工作。1993年机构改革时，我们积极争取中央明确规定县以上计划生育机构为必设机构。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间，为全国每个乡(镇)解决1--2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农转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组建了活跃在基层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与群众工作三支队伍。到1997年底，全国乡镇以上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已有40万。依靠这支队伍，做好经常性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三结合”
马国川：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控制也应当由市场调节。
彭佩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的理解是，不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建立市场经济解决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分配资源。这和人口生产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马国川：那么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么改革和转变？
彭佩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家感到，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制约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这一时期，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经验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北省英山县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经验，江苏省射阳县的“少生快富合作社”，盐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家政教育和与妇女“双学双比”相结合的活动；四川省旺苍县等地的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经验及德阳市开展“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奔小康活动”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发现吉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经验很好。
马国川：什么是“三结合”？
彭佩云：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认为，“三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计划生育的要求，也包含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贴近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要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家庭、个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与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注重结合，二是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在项目、资金、技术、物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计划生育的农户倾斜，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样做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而且骄娇二气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起来重要的作用。从吉林回来后，国家计生委向全国转发了吉林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情况报告，开始普及推广计划生育“三结合”。
马国川：实践证明，“少生快富奔小康”这个口号对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
彭佩云：计划生育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愿望紧密结合，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们又总结推广了江苏省盐城市引入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各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经验；并联合10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1995年，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短短几年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地方还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同创建小康村、文明村活动，以及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就能充分调动各级党政领导、各个部门、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强大合力，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之路
马国川：您1988年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到1998年离开，整整当了10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国家国家统计局干部的数据，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长稳定下来了。
彭佩云：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这十年就是探索一条路，探索怎么把计划生育领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们基本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马国川：在世界上，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国际上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彭佩云：开始的时候批评确实不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中国发展，总是挑毛病，也有些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不赞同。我们不断地总结，也学习国家上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所以现在国际上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声音少得多了。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还颁发给我一个“联合国特别贡献奖”，表彰我对人口的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
马国川：目前中国人口出现了新情况，社会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新问题出现，学界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新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改变？
彭佩云：在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是关键。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尽管90年代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人口增长的势能大为削弱，但要削减到零，尚需四五十年的时间，人口还要再增长三亿左右。我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生育率下降的，如果人口政策稍有偏颇，或者工作中发生失误，就会导致生育率回升。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水平。2006年12月，中央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认真研究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发展趋向，研究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人口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低生育水平？怎样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和完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怎样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实现城镇化？统筹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既要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改善人口结构与分布；既要注重国家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和家庭利益；既要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要求我们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着力研究和回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断探索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我衷心希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创新，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