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加速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联合国2015年人口预测显示，未来35年内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上升。人口学家将中国老龄化比喻为汹涌而来的“灰色浪潮”，并积极呼吁、倡导中国政府行动起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生育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是产生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控制生育率上，我国的人口政策几经转变，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胎”，再到最近公布的“普遍二孩”政策，每一次的政策调整都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减缓，面临经济下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人口政策虽然做出了调整但发挥作用的周期较长、具有滞后性。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郭志刚认为，放开二胎的决策仍然太晚、力度不够，并断言要实现人口均衡大概还需要10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人口政策之外减缓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伴随着老龄化最大的挑战是保证经济安全和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和长期照料的需求。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Ernest Gonzales等人从如何利用老年人口资源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为我们介绍了当前美国老年人参与工作、照料和志愿活动的情况、相关政策和支持方案，为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风险提供了相关政策思路。
老年人是社会的负担吗？生产性老龄化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又称产出性老龄化,是指老年人无偿或有偿地为社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生产性老龄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即应当发展和利用老年人对社会做出经济贡献的能力，如参与工作、照料和志愿活动等。在此，笔者需要申明的是，生产性老龄化并非强制老年人参与劳动，老年人的生产性参与遵循自愿原则。
相比中国，美国的老龄化程度更深，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相关政策、实践也走在中国前面。
他山之石：美国经验
1、老年人工作情况
由于人口老龄化、退休储蓄的不足和留职意愿增强，劳动力的总体规模和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到2020年，美国四个工人中就会有一个年龄在5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会显著增加。从群体来看，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但依然遭遇收入不平等和歧视，相较于男性她们寿命更长、需要更多的照料，更有可能在晚年陷入贫困之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劳动参与率将会上升，但也面临诸多风险。
美国《民权法案》和《雇佣年龄歧视法案》致力于保护在招募、升迁和留职中遭遇各种形式歧视的个人。但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格罗斯起诉FBL金融服务公司”一案的判决之后，对雇佣年龄歧视法案的解释使得年龄歧视的申诉更加困难。 这项为了保护老年人免于年龄歧视的国家法案失效，并且民权法案将年龄歧视与种族、性别歧视区别对待。
支持老年人就业有《劳动力投资法案》与老年社区服务就业项目。前者为老年人提供咨询、培训和相关服务，但是这个项目为55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工人服务的比例不到1%；老年社区服务就业项目是联邦政府唯一资助的帮助低收入老年人项目，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虽然有证据显示成效大于投入，但是联邦政府正在讨论减少项目投入甚至取消这个项目。
2、老年人参与照料活动
据国家照料联盟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估计，全美有6570万人（29%）为有功能障碍的成年人或儿童提供无偿照料，其中年龄超过65岁的照料者大约占13%，并且人数会继续上升。主要的照料者是女性，大多数被照料的人是失能的老年人。
美国支持照料者的项目由来已久，包括照顾者支持小组、各种心理教育课程等。全国家庭照顾者支持法案于2000年获得通过，联邦为州和地方机构在老龄化问题上提供赠款和服务支撑，但这些资助是非常有限，不同地区服务条款存在差异。许多照料者，特别是少数族裔的照料者都不大愿意使用这些服务。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提供在线隔代教养信息和跨代际住房项目，但是大多数符合条件的祖父母们并没有得到经济援助或政府资助。
3、老年人志愿活动
参与志愿活动对老年人个人也有好处，例如：产生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减少抑郁、增强社会支持等，当然也有一些牺牲，如老人失去了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参与志愿活动的交通花费等等。
自1974年以来，美国老年人志愿者比例已经上升了65%，志愿时长是年轻群体的两倍。2012年，根据小时估算美国65岁及以上人的志愿工作价值约近400亿，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成为志愿者，对于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来说，继续工作赚钱、照顾他人和失能都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参与志愿活动。
联邦政府通过老年团方案去为老年人的志愿活动提供便利，这个方案包括退休和长者志愿方案、 赡养祖父母方案和长者陪护方案。这些方案利用老年的技能和才华去解决社区问题，目前链接了超过36万老年人提供服务，但是目前这些方案的资助都遭遇削减。此外，大多数老年人并不了解这些项目，少数民族或族群、移民、低收入老年人、教育水平低下与失能老年人，在这些项目和服务中被忽视了。
此外，2009年《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推动了向所有社会经济背景的老年人提供服务。该法案每年度为服务超过350小时的老年志愿者提供了1000美金的高等教育奖学金，与抵免税收类似，这些项目向老年人提供一些实物以换取他们的时间，还有利用非现金（如时间银行）来刺激参与。
对中国的启示
Ernest Gonzales教授系统梳理了当前美国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情况、相关政策和支持方案，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我国在相关体制建立、政策出台、评估等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也能为我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风险、构建政策服务体系提供一些前车之鉴：
首先，资金资助的长期性。美国现有部分支持方案面临财政资助削减的问题，这不利于老年人的持续参与和活动延续，对政策实施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呈现需要周期，我国应当建立着力于长远，制定长期的资助计划与方案。
其次，面向群体的范围和针对性。目前美国政策项目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对少数民族或族群、移民、低收入、教育水平低下和失能等老年群体的忽视。我国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应当考虑采取整体覆盖与特殊群体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在提供社会服务中的不平等现象。
最后，鼓励参与方式的多样性。美国为了刺激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不仅有实物奖励、税务抵免还有非现金（时间银行）方式，这为我国未来的政策规划开拓了思路。笔者认为，相关配套政策是否完善对鼓励参与的效果具有关键影响。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吴蓓曾将“时间银行”的概念引入中国，她曾在上海挑选了两个区作为试点，鼓励青年、有能力的老年人参与照料活动，并计算服务时间，当服务者本人需要被照料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支取服务。由于实施范围小，其他地区并没有相关政策配套，而人口流动速度过快、范围太广，最终计划以失败告终。“时间银行”是鼓励参与志愿活动的一项有益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相关的实践提醒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量政策实施的范围、配套设置以及人口流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Bass, S., Caro, F. J., & Chen, Y. P. (1993). Toward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
Gonzales, E., Matz-Costa, C., & Morrow-Howell, N. (2015).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oductive engagement of older adults: a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55(2), 252-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