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近五年的经济下行之后，伴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效果逐渐显现，中国经济的部分宏观领先指标已经有企稳迹象。然而，由于新供给形成和扩张动力不足，整个经济缺乏向上反弹复苏的动力。如果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即便阶段性触底，也可能出现“L”形走势，带来一系列与通货紧缩、局部衰退相伴随的潜在风险。
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尽早触底复苏，当前最有效的措施是下决心扩大减税力度，并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缺口，既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又可以提高社会限制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宏观税负过重，八成企业盼减税
有关统计表明，2013年我国全部政府收入为20.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6.7%；2014年为23.6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7.2%。上述宏观税负略微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平均比发展中国家水平高近10个百分点。而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高达40%左右，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历了连续60多个月的经济持续下行之后，原本就过高的税费负担，连同近几年持续上升的人工成本、融资成本、地租成本等，大幅侵蚀着企业的利润，不仅严重影响了创业的积极性，并且正在把成百万家企业逼到亏损的境地或挣扎在盈亏平衡线的边缘。
近两年，中央政府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出台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措施等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对小微企业共减免税款612亿元；因“营改增”带来减税合计达到1918亿元。但是，相对于2014年23.67万亿的政府收入而言，上述减税力显然只是“毛毛雨”，不仅无法刺激企业投资、无法激发“大众创业、万重创新”，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对个别服务业还变成结构性增税。
某项对企业家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各项稳增长期望措施中，选择减税的呼声最高，选择该项诉求的企业比例达到80%。
低赤字的发债条件，中国有实力扩大减税
要使中国企业真正感受到负担减轻，使中国居民感受到税后收入的增加，从而刺激投资、提高消费，必须放弃在边缘税种上小打小闹。尽早选择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全面大幅下调税率。
2014年，我国全部政府收入为23.67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4.04万亿元，税收收入为10.38万亿元。2014年，我国企业和居民主要负担的几项税收是：企业所得税2.46万亿元，增值税3.09万亿元，营业税1.78万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0.738亿元。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减税3万亿元，即减少企业所得税1万亿元，减少增值税1万亿元，减少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各0.5万亿元，将大幅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3万亿元的减税相当于减少全部政府收入的12.67%，减少税收28.90%。如果将减税计划分摊在两年执行，相当于每年减税15%。
更重要的是，由此所造成的财政缺口，完全可以通过发行等量的国债予以弥补。从当前中国较低的赤字率来看，增加发行3万亿左右规模的国债，完全是可行的。
当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不过2.4%，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年末债务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6%，也远低于美国100%、日本250%的负债率水平。部分媒体在夸大中国隐形地方债务的时候，也没有考虑中国“资产负债率”的资产端——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
与2014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实际数9.5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相比，中国仅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就高达117.1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39.43万亿元。
因此，在经济低迷的时刻，为了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为了实实在在地增加居民收入，减税三万亿、同时增发三万亿国债来弥补大规模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是完全可行的。
减税发债，借力未来，一箭三雕
首先，大规模减税可以极大地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激发经济回复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近代历史上减税力度最大的是里根政府，他不仅把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在33个月内减少了23%，而且还把利息、红利税率都下调了20%，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经过上述减税刺激后，美国经济从1982年的负增长迅速上升到1983年全年增长了6.5%，其中个别季度经济增长水平高达8%。
如此迅速地恢复增长活力，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能够达到这样经济效果的灵丹妙药只有减税！企业减轻税负后，投资意愿将重新焕发，根据投资乘数理论，当总投资增加时，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将达到投资增量的数倍。居民的税负减轻之后，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一笔初始消费基金的支出，可以带动整个消费链增加若干倍于此的消费增量，经济也将进入良性循环。
其次，在经济低迷是减税，在未来经济过热、有通货膨胀风险是偿还，把未来经济景气或过热阶段的资源提前到目前经济低迷阶段使用，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企稳回升，也有利于避免下一轮经济过热的发生，是熨平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
对于政府而言，当在减税刺激下经济恢复增长以后，在降低的税率下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60年代面对一轮新的经济衰退，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曾实施过大规模的减税计划，根据美国财政部在改革前的预测，由于减税，五年内可能会大量减少，但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
第三，在当前资产配置荒的金融市场背景下发行些国债，还可以有效吸纳社会限制资金，避免金融泡沫，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总之，对于处于连续五年下行底部的中国经济而言，数百万家企业正挣扎在盈亏平衡线，大量中小企业挣扎在倒闭的边缘，全国平均税收成本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几十万、上百万家企业扭亏为盈，避免倒闭，甚至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此时中国应抓住有力时机，下决心扩大减税力度，并且进一步从供给侧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降低资源成本；提高劳动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制度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以全面减税为起点的新供给改革，将推动中国经济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