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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融合了东西方智慧

循环经济的思想古今中外皆有,不仅出现在哲学、宗教或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且随着时势变迁、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尽管中国文化乃至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但反映自然循环、节俭思想的名言在中国数不胜数。工业革命以来,国外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循环利用、资源效率等思想。虽然近代国外提出循环经济这个概念的时间早于我国,我国的实践却推动了全球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研究。

数年前,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将循环经济的内涵概括为15个字: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作家哲夫对此进行了拓展:“此链,藏有先天易数,源起于自然,含天地之玄机,衔阴阳之变化,适万物生长之道。”这个链,既有东西方的智慧,也有古今人的聪明,反映了日月经天以久,江河行地以远,万物生生不息,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通变之谓事,这是《系辞》中的理论。“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意是人的活动要效法自然规律,被生态文明研究者广泛应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则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规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比比皆是;人所皆知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脂泥、脂泥养水草、水草清水塘,是其中的一例。我国古代将之抽象为金、水、木、火、土阴阳五行。其相生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关系是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在生态学教科书中,对应的角色是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我国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的初期被专家广泛介绍。

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不仅可以用于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也可以用于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息息的论述,本质上是希望子孙繁衍、社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毕竟没有人谈不上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我国现今强调的循环经济减量化优先,古人则将节俭提升到美德的高度。中国历史上不少明君贤臣,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节俭美德的价值。诸葛亮曾经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人认为,勤俭是关系到生存败亡的大事;今人也将节俭看成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仍保持活力的因素。《荀子·天论》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这是资源节约思想的最早来源。古人治国理政强调禁奢崇俭,既出于经济的原因,更考虑品德与政治的因素,所谓“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即使在大唐盛世,魏征也规劝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实现长治久安。

勤劳简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浅显而内涵深邃的名言,反映了盘中每一粒米都是辛苦得来的道理,被贴在饭店或食堂墙上。明末清初教育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说明了即使是一顿粥、一顿饭,也应当想到它来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丝、半根线,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

如果说自然循环与节俭是美德、是思想,循环利用、资源化更多的是实践。《从摇篮到摇篮》一书中介绍了40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有循环利用废物的农业实践。据经济史学家考证,桑基鱼塘的循环经济雏形在990年前的唐朝就有记载;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农业案例不计其数,很难考证哪个地方出现得更早。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原物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事实上,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指导方针。

西方哲学中的人与自然论述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数百处关于废物循环、环境等问题的论述。工业革命后,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当属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1965年5月10日他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文中提出,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行星,像一艘宇宙飞船,船舱就那么大,船上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人是船上的“乘客”,不能随意污染环境,否则只能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只有在人数很少且受技术限制时,地球才被看成是一个无穷大的资源库或无限吸纳废物的垃圾场。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存取决于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宇宙飞船上的 “宇航员”经济独立于自然生态系统,“乘客”必须循环利用废物,发展循环经济经济再生产主要依赖于资源再生产。发达世界出现的大气污染或水污染,是价格体系出了问题,可以通过征税来解决。采用惩罚性的税收,环境污染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鲍尔丁因而被认为是循环经济概念的较早倡导者。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1990年出版了 《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第二章是“循环经济”。他们在这一章构建了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准则,以便使经济系统成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物质流角度,经济——环境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自然同化能力是“源”,废物既是可以循环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的影响,也可能会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书中提出了资源环境管理的三准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量不能大于其再生能力,二是耗竭性资源的减少不能超过新的探明储量,三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不能大于环境的同化能力。耗竭性资源的开采应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以保持可持续性。毕竟矿产资源一旦被开发利用,就无法避免采光的命运。鉴于资源存量的有限性,人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要减少耗竭性与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途径是提高效率。资源的循环利用有利于减轻环境的压力,而规模化的循环利用则需要投入资金,并对环境同化能力产生额外负担。即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产生的二次污染会导致同化能力的下降。

循环经济从书斋走向社会,归功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德国、日本等国最初从垃圾处理角度提出循环经济的。换言之,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管理,包括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带有明显的环境战略特征。这一点与我国不同。我国是从资源战略出发的,联合国环境署的资源效率战略,大致与我国相当。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就是要用发展产业的办法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矛盾。例如,通过煤层气发电,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瓦斯爆炸对矿工生命安全的威胁,而且还能增加能源供应,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推而广之,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使污染物排放,还能形成产业,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种新型的发展,从传统的线性的增长转向循环型的增长,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从依赖自然资源的增长转向依赖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增长,从重视发展的数量转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多赢的发展。在提高资源产出率的同时,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兼顾发展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兼顾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正是有了发展的内涵,才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有了新型发展的内涵,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生态文明建设也才有了抓手,才能落到实处;正是有了多赢的内涵,才能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矛盾,才能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完成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使命,早日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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