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的思想古今中外皆有，不仅出现在哲学、宗教或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且随着时势变迁、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尽管中国文化乃至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但反映自然循环、节俭思想的名言在中国数不胜数。工业革命以来，国外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循环利用、资源效率等思想。虽然近代国外提出循环经济这个概念的时间早于我国，我国的实践却推动了全球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研究。
数年前，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将循环经济的内涵概括为15个字：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作家哲夫对此进行了拓展：“此链，藏有先天易数，源起于自然，含天地之玄机，衔阴阳之变化，适万物生长之道。”这个链，既有东西方的智慧，也有古今人的聪明，反映了日月经天以久，江河行地以远，万物生生不息，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通变之谓事，这是《系辞》中的理论。“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意是人的活动要效法自然规律，被生态文明研究者广泛应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则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规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比比皆是；人所皆知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脂泥、脂泥养水草、水草清水塘，是其中的一例。我国古代将之抽象为金、水、木、火、土阴阳五行。其相生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关系是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在生态学教科书中，对应的角色是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我国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的初期被专家广泛介绍。
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不仅可以用于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也可以用于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息息的论述，本质上是希望子孙繁衍、社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毕竟没有人谈不上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我国现今强调的循环经济减量化优先，古人则将节俭提升到美德的高度。中国历史上不少明君贤臣，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节俭美德的价值。诸葛亮曾经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人认为，勤俭是关系到生存败亡的大事；今人也将节俭看成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仍保持活力的因素。《荀子·天论》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这是资源节约思想的最早来源。古人治国理政强调禁奢崇俭，既出于经济的原因，更考虑品德与政治的因素，所谓“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即使在大唐盛世，魏征也规劝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实现长治久安。
勤劳简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浅显而内涵深邃的名言，反映了盘中每一粒米都是辛苦得来的道理，被贴在饭店或食堂墙上。明末清初教育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说明了即使是一顿粥、一顿饭，也应当想到它来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丝、半根线，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
如果说自然循环与节俭是美德、是思想，循环利用、资源化更多的是实践。《从摇篮到摇篮》一书中介绍了40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有循环利用废物的农业实践。据经济史学家考证，桑基鱼塘的循环经济雏形在990年前的唐朝就有记载；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农业案例不计其数，很难考证哪个地方出现得更早。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原物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事实上，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指导方针。
西方哲学中的人与自然论述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数百处关于废物循环、环境等问题的论述。工业革命后，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当属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1965年5月10日他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文中提出，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行星，像一艘宇宙飞船，船舱就那么大，船上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人是船上的“乘客”，不能随意污染环境，否则只能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只有在人数很少且受技术限制时，地球才被看成是一个无穷大的资源库或无限吸纳废物的垃圾场。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存取决于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宇宙飞船上的 “宇航员”经济独立于自然生态系统，“乘客”必须循环利用废物，发展循环经济，经济再生产主要依赖于资源再生产。发达世界出现的大气污染或水污染，是价格体系出了问题，可以通过征税来解决。采用惩罚性的税收，环境污染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鲍尔丁因而被认为是循环经济概念的较早倡导者。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1990年出版了 《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第二章是“循环经济”。他们在这一章构建了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准则，以便使经济系统成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物质流角度，经济——环境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自然同化能力是“源”，废物既是可以循环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的影响，也可能会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书中提出了资源环境管理的三准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量不能大于其再生能力，二是耗竭性资源的减少不能超过新的探明储量，三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不能大于环境的同化能力。耗竭性资源的开采应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以保持可持续性。毕竟矿产资源一旦被开发利用，就无法避免采光的命运。鉴于资源存量的有限性，人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要减少耗竭性与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途径是提高效率。资源的循环利用有利于减轻环境的压力，而规模化的循环利用则需要投入资金，并对环境同化能力产生额外负担。即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产生的二次污染会导致同化能力的下降。
循环经济从书斋走向社会，归功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德国、日本等国最初从垃圾处理角度提出循环经济的。换言之，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管理，包括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带有明显的环境战略特征。这一点与我国不同。我国是从资源战略出发的，联合国环境署的资源效率战略，大致与我国相当。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就是要用发展产业的办法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矛盾。例如，通过煤层气发电，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瓦斯爆炸对矿工生命安全的威胁，而且还能增加能源供应，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推而广之，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使污染物排放，还能形成产业，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种新型的发展，从传统的线性的增长转向循环型的增长，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从依赖自然资源的增长转向依赖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增长，从重视发展的数量转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多赢的发展。在提高资源产出率的同时，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兼顾发展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兼顾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正是有了发展的内涵，才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有了新型发展的内涵，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生态文明建设也才有了抓手，才能落到实处；正是有了多赢的内涵，才能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矛盾，才能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完成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使命，早日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