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夜间巴黎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怖袭击，法国总统奥特朗称其是对法国的“战争行为”，教皇方济各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据各种国际媒体报道，袭击由“三路攻击者构成”，造成129人死亡，352人受伤。法国进入紧急状态，关闭边界，全国为死难者悼念3天。
“恐怖之夜”发出了什么信号
在袭击发生的同时，有些袭击者大喊自己是“叙利亚复仇者”、“伊斯兰国战士”。事后，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宣称“袭击是我们干的”，“回敬了异教徒”。随后，法国情报部门、反恐机构和警方证实，对方所言不虚。
袭击现场，主要发生在巴黎的3处地点，共计7起爆炸或枪击，但相互间的协调非常严密，差不多同时发生。
这意味着，伊斯兰国成功地转移了战线。它将反击之矛一举刺向欧洲的中心，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诺言、决心和战斗力。巴黎作为欧洲最国际化、最开放、最多元的城市和法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有此一劫，必将元气大伤，甚至光泽难再。
这也意味着，法国的中东和非洲政策面临着巨大的反弹和失败。仅自伊拉克战争开始，法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所有军事行动，独自实施了对马里、几内亚等地的清剿，与英国等国发动了利比亚战争，对叙利亚实行一面倒的支持反政府军政策。同时，法国在萨科齐总统时期放弃了独立自主政策，“地中海联盟”战略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之，法国从此失去了方向感。可以说，恐怖之夜是一次总清算。今日恐袭是往日张狂的回报。法国是在为过去的错误政策买单。
这还意味着，法国的内外政策必将剧变，发生大幅度调整。首先是安全和防务方面。法国安全政策的基石是由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和核潜艇组成的海上力量，法国为此骄傲，但因军费达不到北约要求的占国内生产总值2%比例而一直受到诟病。现在不得不在经济低迷、振兴无望的情况下，投入更多军费、军力和警力实施反恐战争，尤其是提高情报收集和情报合作费用。无疑，这对于多年苦不堪言的法国经济是雪上加霜。
其次，法国国民情绪和公众舆论将迅速发酵，族群和宗教紧张关系暴增，导致国内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比如，使原本无望取胜的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FN）在12月6-13日的选举中进一步得势。再次，法国的移民政策预计将出现重大调整，首当其冲的是目前势已汹涌的难民危机。
但法国的问题，同样是欧洲的问题。恐袭发生在巴黎，震动的是整个欧洲。
恐袭击穿了法国人的心理底线，将成为法国的历史性节点。恐袭造成了寒蝉效应，大家都在猜测“下一个首都是哪儿”，因此也将成为欧洲的历史性节点。恐袭还打破了“欧洲不再有安全问题”的神话：欧洲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消耗、杯弓蛇影的精神折磨，开始了一场看不见战线的长期内战。
可以认为，巴黎恐袭是一个欧洲版的“911”。恐怖之夜之后，巴黎再也不是从前的巴黎，法国再也不是以往的法国，欧洲再也不是过去的欧洲了。
就在当下，欧洲版的“911”必将改变世界议程。事实上，在巴黎恐袭的巨大阴影面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0次峰会陡然失色。接踵而来、即将于11月18—1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23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很可能大失水准。拟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峰会，定然冲淡原定目标，退而求其次。
时局为之一变
人们正在竞相消化巴黎恐袭的震撼性后果，试图从多个角度理解它的潜在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一轮世界格局的分化组合开始了。
第一，国际安全的核心舞台重回中东。
西亚北非地区，即西方文献中的MENA，作为世界能源聚居地、大国争雄的跑马地、美国独霸天下的殖民地、“文明冲突”的试验地和新近的欧洲难民发源地，由于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特别是由于它的极端血腥和顽强抵抗而上升为西方世界最危险的敌人，现已蜕化为重建无望的超级乱摊子、各种势力横行无忌的游乐园和军阀割据与外军卷入并竞相杀伐的大战场。一句话，这里堕入了民不聊生的丛林状态，已经没有法律和秩序可言。
曾几何时，美国自感即将实现能源独立，于是后退一步，对中东北非地区纵而不救，围而不打，既不肯撒手，又不再实行传统的保护、威慑和分而治之政策。这种隔岸观火的“后台指挥”策略和法国促成的欧洲冒进，通过凌迟利比亚，将中东北非地区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的黑暗漩涡和国际安全的核心舞台。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逆势突围，兵发叙利亚的伊斯兰国，中东北非局势顿然今非昔比。在这样的形势下，受伤的法国被迫奋起还击，正好趁风起帆；欧洲别无选择，只能跟进；美国若再袖手旁观，继续对伊斯兰国明打暗拉，将在欧洲面前成为孤家寡人。
但伊斯兰国是一个隐形国家。它有自己的治理体系，甚至发行货币，但没有固定的疆土和国民。它全民皆兵，但参战人数众说纷纭，据估计从2000-50000不等。它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但巴黎恐袭标志着“敌后战场”时代来临。
至为关键的是，伊斯兰国经常是以一种松散、暴戾、来无影去无踪的团伙示人，本身是一个带有极强宗教天启光环的意识形态体，末日之战和末日审判是其“国民”最本真的向往，毫不在乎现世得失。他们最震慑灵魂的恐怖之处，就在于独特而强大的意识形态感染能力。
相较之下，南中国海的几声抱怨和数艘军舰，只是搅局而已。美国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战略”，有可能在有心无力之下，偃旗息鼓。
第二，俄欧和好，美欧离心。
2013年3月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逼迫欧洲一道制裁俄罗斯，俄美矛盾空前激烈，俄欧矛盾并无恶化，欧洲内部嫌隙增多。
本来，美国制造乌克兰危机，就是想打压欧元，以挑动俄欧对抗为杠杆，使欧洲空转，永远无法以联合自强方式脱离美国掌控。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妙处在于一石三鸟——看住欧洲，钉死俄罗斯，拖垮中国西进黑海和北高加索的战略意图。
美国更加深远的如意算盘是，限制欧洲与俄罗斯的合作前景，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接近，用乌克兰的溃疡面相要挟，西压欧洲，中制俄罗斯，东遏中国。
普京总统于9月底发起的叙利亚行动，是一项策略性的战略举动，或战略性的策略安排，本意是围魏救赵，解乌克兰后遗症之围，由于构思奇绝，时机巧妙，一出手即一鸣惊人，成效非凡。俄罗斯出兵，一举推倒了俄欧之间的猜忌之墙，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德和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失策大白于天下。
接下来，乌克兰危机要么边缘化而被世人忘记，要么转而成为俄欧大合作的催化剂。无论哪一种情形占据上风，欧洲都将更为独立，成为一支注重合作但独善其身的力量。
美国的世界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强势美元政策，将受到严重考验。它以往可以号令欧洲，不论是以北约军事集团的名义，还是凭西方世界领袖的地位，但此后它将越发今不如昔，因为深陷自身移民麻烦、难民重压和财政危机的欧洲，客观上也难于再言听计从。
第三，西方进入无助状态。
巴黎恐袭之后的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但看起来，板块震荡的一个意外后果将是，中国周边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政治、安全和外交上的受益者，并为此收获经济红利。拉美会相对而言更加稳定，更加独立于“美国后院”的结构性宿命安排。然而最大的赢家，则非俄罗斯莫属。
触目惊心的变化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所谓西方世界，遭遇了它们精神上、文化上、宗教上的强劲对手，这些对手像弥漫各地的雾霾一样，顽强且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在战略上，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充分重视，不得不做长期打算，但这很容易陷入徒劳无功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安全上，西方世界不管愿不愿意，必须投入重资，且常备不懈，但这很难避免劳民伤财。甚至在生活方式上，都会时不时心有余悸，保险起见而忍痛割爱。
强硬外表支撑下的内心迷茫和无助感，才是真正击倒西方庞然大物的致命毒药。
西方不亮东方亮。西方人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以及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都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决定性地走下坡路了。
西方世界集体堕入怀疑和无助时代，历史的转折点就在巴黎。
全球经济版图再次重绘
一个更加内向和自顾不暇的欧洲，一个经济缺乏增长前景的欧洲，一个被欧元问题困扰的核心欧洲和离心力量拉扯的欧盟欧洲和欧盟之外欧洲，一个被恐袭不断困扰、居民如惊弓之鸟、内部敌人层出不穷、愤怒但基本上无计可施进而忧心忡忡的欧洲，注定是要沉沦的。
欧洲在经济上前景不妙。除直接出兵，推行奥朗德承诺的“无情反击”所涉及的军费之外，为了防范永远不知尽头的“下一次”恐袭，欧洲的治安费、安保费、安检费等各种追加费用和额外负担，都会提高，并且一旦实行，就难以取消。这样的新常态，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财政负担。长此以往，将拖垮欧洲。福利国家的地位难以为继，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体分量也会下降。
欧洲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守势。欧洲各国的旅游业、航空业会首先尝到巴黎恐袭带来的苦涩。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贸易可能遭受池鱼之祸，甚至时而殃及物流业。欧洲的金融业也难逃厄运：已经深陷负利率不能自拔的银行业，会更不愿、更不能支持实体经济；保险业会更趋保守，一方面扩大理赔范围，一方面大幅提高保费；证券业会更加易受外部冲击因素影响，特别是恐袭事件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情况会影响欧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
美国失去了欧洲这个无条件追随者，自身的绝对霸主地位也将随之被进一步撼动。军事上，因为乌克兰危机，刚要复活的军事集团北约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和动力，美国将形同光杆司令。经济上，即便坚持贸易、投资和碳排放的“制定标准权”，接受标准的国家范围也将大打折扣。政治上，新条件下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一旦落地，美国很可能发现事与愿违，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萎缩的经济集团，一个虚弱的、失落的伙伴。
作为明显对比，俄罗斯将浴火重生，在获得难得的喘息之机之后，迅速革新政策，变得左右逢源，重新加入快速发展的大国行列。相应地，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高势在必行，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对于双方都更加珍贵。
中国将成为战略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堡垒。2008年美欧金融危机以来，发达世界中的美国和欧洲深受危机摧残，但均未实现渴望已久的改革。中国则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为崇高目标，一马当先，迈出了同时在多条战线大刀阔斧改革的坚定步伐。这些改革，将保障中国经济不会停滞或翻车，从而长期保持全球经济最大增长极的优势地位。
在中国增长庇佑下的中国周边国家，今后10年，有可能出现跃进性的经济进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岛国在内的大洋洲，是亚太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方兴未艾，会成为中国企业不可多得的机会之乡。拉美会越来越重视扩展亚洲纽带，增进跨太平洋合作。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欧洲将成为一支穿越“穆斯林之墙”的政治盟友和可靠伙伴。
出人意料和不可思议的是，11月底，就在人民币“入篮”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的决定性时刻，巴黎事件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上帝之手”，起到神助作用。秘密在于，欧洲需要道德支持，美国只能故作轻松，顺应天意。
对于中国走出去的影响
中国各类已经或正在实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在业务拓展规划和全球网点布局时，需要直接或间接考虑到巴黎事件的影响。
首先，仅就巴黎恐袭的地缘后果而言，随着非洲国家在中国帮助下加快推行地区航空中心、陆上交通通道、电信设施枢纽和全面工业化的展开以及中国和美、日、印等域外大国与非洲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大规模合作的推进，法国对法语非洲的控制力必将江河日下，影响力日渐式微。在此情形下，巴黎的桥头堡和中转站作用，值得存疑。
其次，安全风险空前升高。中国企业在巴黎的分公司和中资银行的巴黎分行，可能经历业务波动、中断和业绩下滑，员工可能收到意外伤害。这就要求，国家风险评估中的安全风险因素，不宜再作为次要因素，此前向来侧重于受战乱影响和恐袭频发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巴黎恐袭生动地说明，在稳定的、发达的、法制健全的国家，如法国，安全风险同样重大，同样不能幸免。
再者，业务的地域选择和全球布局。应当更具战略眼光，从企业和银行的实际需要出发，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未来的成长之地，而绝不要贪图虚名，一味抱住发达国家。中国周边地区潜力很大，中东欧地区日益崛起，拉美地区需求巨大，大洋洲地区热盼中国投资，而非洲是无可匹敌的商业沃土，那里有最好的商业机会。毋庸讳言，分行分公司等新设机构，理当多多考虑这些地区。
最后，对项目具体的所在地和员工出差提出了新要求。一个国家，其国家风险被判定为很高或非常高，不是就不能做业务了，相反，应主要是看业务在哪个领域、与谁合作、地点何在以及期限长短、金额大小。正因如此，恐袭易发地和项目在何地，关系极大。但推动项目的人员，比如项目施工人员和银行贷款人员，与项目在何地也密不可分。员工出差，路线规划和中转地点，必须将恐袭因素考虑在内。
说到底，中国众多的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以及即将面世运营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等，只要制定相关政策或开展跨国经营和国际贷款业务，上述4条，何尝不是它们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