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经验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人们以经济的自由权利，要向世界开放我们的经济；同时，政府要超脱于各种利益集团，正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有效地主导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并保持社会的稳定。
关于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关于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此前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此文主要着眼于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没有更多地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因素。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上，继续就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笔者认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对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在这五个方面至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决定了今后中国经济还能否保持健康、强劲的发展势头，能否成功地实现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一、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改革相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别于它们实行的激进的即“休克式疗法”的改革，我们实行的是相对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即在暂时保持原有的存量部分不变的前提下，首先在增量部分建立起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着双轨制运行的局面。等到条件成熟后，再着手对存量部分进行改革，实现经济体制的并轨。在改革之初，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还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都不允许我们进行全面的激进的改革。改革之前，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也在农村建立起来了，但相对于城市，农村所受的影响却要小得多，国家并没有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行包揽下来的政策，自留地、农贸市场等体制外的因素始终存在着。即便如此，我们当初在要不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问题上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争论，甚至基层干部对这一改革也持抵触的态度（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可想而知，由于我们当时城市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比农村严密得多，国家对企业以及工人虽然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但同时也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实行了包揽下来的政策，要是一步到位就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将会面临多大的阻力和障碍?所以我们当时理智地采取了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步放开计划控制，发展商品经济。在城市，我们在暂时保留原有的体制的同时，为解决当时大量回城青年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开始允许搞个体经济。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为了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国家对企业开始实行利润留成的改革，企业也对职工实行一定的物质刺激；而要实行这些改革，就必须让企业可以自己去找饭吃，因此，我们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让出一定的市场空间，在生产和价格等方面实行双轨制，计划内部分依然由国家来定，计划外部分则由企业自己来定。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因素，我们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市场经济体制也开始发展起来；在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之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必然会引起新旧两种体制的摩擦和冲突，经济的增量部分对经济的存量部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又顺势而为，对存在部分也开始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就是在增量和存量两个部分的改革轮番推进的态势下进行的，这既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和激励机制问题，从而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使各方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或者说没有利益的受损方，从而产生出“帕累托改进”，有效地避免了激进改革所带来的剧烈社会震荡。
同时，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也存在着相应的弊端。首先，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官员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大的配置资源和管制经济的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从而很容易产生出权力寻租的行为，即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利。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产生了严重的“官倒”现象，1990年代以后要素市场存在的双轨制也产生了严重的寻租现象；其次，这种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即先从阻力小的容易改革的部分开始进行改革，而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以后，由于要面临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障碍，改革就很难再深入进行下去了。时至今日，双轨制仍然没有从我们的经济领域中退出，要素市场仍然没有实现市场化，许多行业仍然存在着行政垄断，这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而且这种改革的胶着状态拖得越久，既得利益就越是形成，改革的阻力就会越大。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排除障碍，把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尽快结束双轨制，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发挥比较与后发优势
建国后，我们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对峙、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下，为了在国际上立足，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这既是当时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也是我们所信奉的马列主义的产业关系原理所决定的。但是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而这并不符合我们当时的比较优势，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起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2]67-71。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我们非但没有实现预期的赶超目标，相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拉越大。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开始放弃这一战略，而大力发展起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资本、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吸引投资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引进，与我们本土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大量地出口到海外，从而使我们的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以后，又可以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甚至可以自己去研发先进的技术，发展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行业，从而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业水平[2]104-106。同时，在这种发展战略下，我们引进的一般都是相对成熟的技术，这一方面节约了技术成本（引进的成本要大大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自主研发所带来的风险（自主研发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2]10-12。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原理。应该说，这种发展战略对于我们这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这也不是没有改进的余地，甚至处理得不好还有可能掉入“后发陷阱”。首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要提升产业的水平，就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一味依靠从外面引进技术就始终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就始终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目前，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产业和技术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我们还需要走上自主创新之路，从世界的制造中心转变为创造中心。而这时候对各方面的要求就很高了，不是仅仅资本就能够解决的。新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需要有各方面因素的支持，包括社会上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严格的专制保护制度以及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的弱项，因而是亟需加强的；其次，产业升级也不是仅仅资本就可以解决的，低端的产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相对较为简单，而高端的产业则不然。我们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司法制度等等，而这恰恰又是我们的软肋。
当人们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大力鼓吹所谓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却在2002年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对此泼了一瓢冷水。他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由于没有在制度上进行创新，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我们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往往是危机驱动型的，只有在遇到危机时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改革的工业，在制度上做出一些变革。我们在这种模式下取得的成功越大，就越容易忽视在制度上进行创新。而且，越往深水区的改革，所遇到的障碍和阻力越大，既得利益集团越大。后发优势就会变成后发劣势。在当下的中国，相对于人们听惯了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多少显得有些不入耳，然而，它却看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看到了在经济成功的表象背后所存在的重大隐患，因而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揆诸历史，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持久发展繁荣的既不是技术的因素，也不是工业化的模式，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些实现经济社会持久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建立起了完善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使我们经济社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但它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隐患，有可能使我们掉入到发展的陷阱之中。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不能一味地陶醉于此，而是要敢于面对我们的问题所在，为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
三、地方经济的竞争机制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给地方松绑，率先在广东、福建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允许它们先行先试，然而再把它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从而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窗口的作用。同时，我们在改革之初，开始对传统僵化的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模式，这样就使得地方具有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改革以后，许多的改革措施都是在地方先进行探索，探索成功后中央政府又顺势而为，把它们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同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主要在于发展经济的业绩，决定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当地GDP的增长速度。这无疑也成为各级官员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1989年后，改革遭遇到一场严重的“倒春寒”，然而，当中央在为改革的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南方沿海省份已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势不可挡了[3]199-200。要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1992年初邓小平来到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随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市场化的改革又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1994年，我们又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时代。虽然这其中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方面还有不尽合理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但在分税制的背景下，地方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竞相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正是在这种地方经济的竞争态势下，我们的投资环境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但由于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由于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4]66，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国内市场是统一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1998年我们启动了住宅商品化的改革，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乃至是支柱性的产业。发展房地产市场决不简单是一个产业的事情，而是可以同时带动其他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带动全局的具有战略性的作用；伴随着它而来的城市化又吸纳了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这样又为启动内需创造了条件。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迅速地发展起来，这除了与我们推出的住房按揭制度有着直接关系以外，也是与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分不开的。由于在现有的财政制度中，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方面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使得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土地财政，而这也歪打正着地促进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当然，随着土地财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改革现有的财政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关系，使地方政府既能继续保持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不致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这种地方经济的竞争机制我们要继续保持下来，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和克服。首先，要进一步清理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国内市场的统一和融合。市场越大、越通畅，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大，就越能够产生出规模效应。现在国际上各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都在纷纷加紧进行，更何况是我们国内市场要实现有效的统一和融合；其次，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实践中大胆地进行探索，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先行先试，然后再把好的经验和做法向全国推广，并促进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使各地区、各领域的改革在一种“雁阵模型”中不断向前推进；再次，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着一种“唯GDP论”的倾向，急功近利地发展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注意保护环境，没有兼顾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第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掌握着过大的经济权力和过多的要素资源，过度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从而导致经济效率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弊病。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进行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得到科学、有效的划分，并积极地转变政府的职能，建立起一个依法行政的可问责的同时又是高效的政府体系。
四、对外开放
经过长期的封闭，当我们重新打开国门后，发现与外面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过去当我们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动荡不已时，外面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然而，在看到巨大差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发展机遇：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上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着巨大的需求，而发展这些产业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又有大量的资金、技术可以向我们这边转移。所以我们利用自己土地和劳动力十分廉价的比较优势，通过引进外资发展起了大量的“三资企业”，做起了“三来一补”，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外汇收入，同时也从中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时更新了我们的信息和观念，对于我们国内的改革是很有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的。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使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不到10%一路上升到65%，大大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对我们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对外开放还会对我们的内部经济产生出一种倒逼机制。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在不断扩大出口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下调进口关税，不断地开放我们的市场。这就给国内的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促使它们改革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汽车行业为例，对外开放以前我们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实行闭门造车，结果全国几百家的汽车厂的总产量还不敌发达国家一家汽车企业的产量，而且技术还极为落后；而实行对外开放后，我们逐步开放了汽车市场，结果这一行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更没有衰败下去，相反还通过对外合作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无论是生产的技术水平，还是产品的性能和附加价值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9年汽车产量也跃居世界首位。2001年我们正式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又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吸引外资，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更好地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入世后的十年，我们的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被认为是入世的“红利期”。另外，我们的对外开放又是在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有序和梯度地进行的，在对外开放不断走向深化的同时，又保持着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对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以及金融领域的开放也是在谨慎地进行着。这样我们一方面得到收获了对外开放的红利，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国内经济被国际资本所控制，避免了过早过大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
这种坚定、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解决。首先，随着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我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汇率改革的步伐，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从而既有利于我们平衡贸易结构，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贸易摩擦的风险，又促使我们的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其次，我们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加快服务行业尤其是垄断性的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步伐。目前，我们的服务业还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尤其是高端的服务业还很落后，这也是与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程度的不够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入世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很不够，因此，我们今后还要积极地启动与其他国家关于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并建立我们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打造入世的“升级版”；再次，由于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导致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风险不断加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及2009年后发生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都使得我们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冲击，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减少这一风险，我们有必要适当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使经济发展转移到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的道路上来；第四，我们要鼓励国内的企业走出去。以前我们以吸引外资为主，现在随着自身资本的积累，我们也有条件开始到海外去投资。这一方面是转移国内剩余资本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国际市场，因为到海外去投资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可以更好地适应当进的市场，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放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便于国内资本向海外投资；要加强对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服务的工作，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走出去；同时，外交和商务部门要联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保护我国公民在海外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鉴于目前我们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由于自身机制方面的问题，成功率不高这一现状（它们在国内市场上就存在着这一问题，当面对更加复杂和陌生的国际市场时就显得更为突出），我们有必要更多地鼓励民营资本出去投资。虽然它们目前的资本能力还不够，但由于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前景无疑是看好的。
五、中性而又强势的政府
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在学术界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强；同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要从无所不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之所以会取得成功，与我们能够维持一个“中性政府”是有很大的关系。“‘中性政府’指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它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贪婪，但是它不像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那样贪婪……如果政府是中性的，则它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结盟，只会增加它失去政权的风险。这样同利益集团结盟对它而言就没有任何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它就会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社会各个阶层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话，各个群体要求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小，这样，对政府来说，把力量集中在整个社会的长期的福祉上是值得的。”姚洋认为，中国政府变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革命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5]。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不需要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利益群体结盟，而可以从社会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体制。虽然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分化，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但总体上可以说执政党最广泛地代表了各个阶层的利益，说它是一个全民党也未尝不可。同时，由于我们现有的体制所决定，我们的执政党以及政府又是十分强势的，对经济社会的管制能力是很强大的，掌握着大量的要素资源，因此，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后，它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和主导改革的进程，出台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并且具有很强的执行力，从而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发展绩效。另外，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的执政党集中了社会上的主要精英，并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改革和发展的决策咨询机构即智库，从而有利于改革智慧的产生。这一点在1980年代的改革历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总体上采取了一条正确、有效的路线，既保持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的稳定，又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成功之路上非常关键的一环。
然而，我们的改革又是在原来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官员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却掌握着巨大的配置资源和管制经济的权力，从而就难免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权力寻租现象，产生权力与资本联盟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也在不断地形成，他们日益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总是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当改革会损害到其既得利益时，就开始百般地进行抵制。因此，当我们的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以后，即容易改革的部分都已经改完了，改革再深入下去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就开始陷入一种胶着状态。这些年来我们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譬如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消除行业的行政垄断等，总是迟迟难以出台，原因无他，就是这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姚洋也坦陈：“现在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在改变，已经出现这些强势集团，包括国有企业和它们的老总，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强势的势力，亦官亦商，影响政府易如反掌。另外也出现精英与民众的脱节现象……”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说政府已经被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已经成为它们的利益代言人，只要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把握大势，敢于下定决心，改革还是可以继续往前推进的。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从而既能够继续保持一个中性政府，又能够继续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结语
当下，我们的改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将要步入不惑之年，我们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成功的经验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存在的问题也需要积极地予以正视，从而寻找到有效的对策。过去的经验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人们以经济的自由权利，要向世界开放我们的经济；同时，政府要超脱于各种利益集团，正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有效地主导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并保持社会的稳定。我们能否继续保持原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能否有效地解决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是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胡应泉.发展模式问题探析[J].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5（2）.
[2]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柳红.吴敬琏评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5]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成功,凤凰网.[EB/OL]（2011-02-09）[2014-06-20]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8_12/22/1369350_0.shtml
[6] 姚洋.“中性政府”基础在丧失,爱思想网.[EB/OL]（2008-12-02）[2014-06-2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8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