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问题，着眼于未来，笔者建议以人本思想作为核心，推进经济学体系创新。本文探讨三个问题。
一、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三个来源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在经济学的来源是哪里？有哪些致命的问题？笔者于1979年至1998年曾参与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的研究和编写。[1] ［谷书堂、宋则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此后20年共出8版，本文作者为编修组成员。参见常修泽：《谷书堂主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修纪略》，《改革与战略》2015年第1期。］根据笔者对中国经济学的了解和把握，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大体有三大来源：“中”（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西”（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斯”（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来源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界过去对此研究得不够。当年梁漱溟老先生在山东省邹平县等地搞了一个“乡村建设运动”。他的理论就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乡村建设派理论”。据笔者所知，1917年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讲师时，完成了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在经济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在河南、山东开始试验“乡村建设”。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
这一运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盛行一时。除梁漱溟先生外，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张锡昌、姜君宸等也在上海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特别是薛暮桥主持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探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构成我们今天经济学的第一个来源——本土经济学派（薛暮桥先生曾任笔者现在所在的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第一任为于光远先生）。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站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学家中，有本土经济学渊源的薛暮桥先生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第二个来源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传入的西方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国富论》这部被称为“经济学第一次革命”的著作，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有极大贡献。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马歇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等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代表性的教科书)。再后来，以凯恩斯、琼·罗宾逊、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
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南北方著名学府曾作出历史贡献。例如，笔者比较熟悉（曾在此修炼17年）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作过探索。192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何廉先生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之下，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前身），后又邀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主持研究工作，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都作过广泛传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已开始被政治经济学所吸纳。这构成中国今天经济学的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三大来源里面，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主流的来源，影响最广泛。就当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是怎样传入中国内地的问题，笔者这几年做了些调研，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前辈，搜集了一些资料。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19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曾邀请苏联当时经济学的权威到中国来“布道”，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办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这是有学位的）。同时，高等教育部还“搭便车”，在燕京大学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把全国20多所著名高校政治经济学的骨干老师请到燕京。人大班是给研究生上课，燕京班是给进修生上课。主要的授课者有四位：第一位是阿尔马卓夫，第二位是然明，第三位是焦姆斯基，第四位是诺罗肖洛夫。上述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以及燕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可称为奠基性的传播。[2] 尤其是燕京班参加的是各髙校政治经济学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在官方强大的推动下，传播得很快。
接着，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以其为基调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传入，对中国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影响。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尽管有中国本土的元素，有西方的元素，但是以苏联教科书影响最深，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因”。
从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存在什么问题？根据笔者从人本思想的角度观察，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权力本位”或者“官本位”的思想，对人的发展是很淡漠的。原苏联高级党校教授尼·马斯洛夫说，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粗陋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1）人类要求方面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2）少数领袖的专制；（3）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4）把人看作是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在这种“禁欲”、“专制”、“官僚化”和“盲目工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言。这势必造成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淡漠。
举个例子。远的不说，以2008年8月3日去世的俄罗斯人文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为例，卫国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因战斗出色曾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但因在1945年的一封私信中批评斯大林和极权体制而被人告密，被判8年劳改。一封不具宣传意味的私人信件竟招致8年牢狱。更令人震惊的是，索尔仁尼琴根据劳改营的生活感受写的《古拉格群岛》发表后，手稿被当局追查，凡是藏匿这部手稿的人，也被当局判8年劳改，[3] 这样践踏人权的事情在斯大林体制下绝非个别案例。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核心是鼓吹“指令性”计划体制。请思考一下，这种指令性计划由何而来？根子在“把人看作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与此相联系，渲染权力在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这个色彩非常之浓。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物本主义和物本位理论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而不是为人的需要而生产），明显地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不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流派，特别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理论，同样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缺乏人文关怀。
总之，一个是“官本位”、一个是“物本位”，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政治经济学创新所面临的要害问题。正因为存在着“官本位”和“物本位”，因此后来它这个思想的演变，就形成了“双重奴役”的问题。一重就是“权力奴役”，在此体制下，每个人都成了一个附属物。二重是“金钱奴役”，或者说物质的奴役：丧失信仰，追逐金钱。
对于“双重奴役”的情况，笔者在《人本体制论》开篇“题记”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4] 这两段话，大体反映了笔者对于“双重奴役”的看法：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原教旨的市场经济都是通向人的奴役之路。
21世纪的今天，更要面对“双重奴役”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笔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金钱拜物教（物本位）”与“权力拜物教（官本位）”这两条通往奴役之路都已“接近尽头”。中国急需探索新的包含“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完整体系。
二、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以人本为核心来探讨创建经济学，需要从哪方面来探讨呢?沿着上面阐述的思路，笔者建议可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来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第一个维度，是“中”——从中国本土的角度挖掘人本思想。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著作中就闪耀过“人本”的思想。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两千多年前的管仲（齐国宰相）。《管子·中篇·霸言》中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笔者以为，管子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很不简单。尽管他的理论还存在明显的“人本工具论”色彩，但是他所提出的“本固则国安，本乱则国危”思想很深刻。[5] 这是中国先哲的人本主义萌芽之作。我们需要挖掘这些带有中华文明本土色彩的思想。
第二个维度，是“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人本思想。笔者在写《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马克思关于人本的论述，发现有一段十分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为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缘由为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拟在日内瓦筹办一个杂志《新纪元》。为了创办杂志，他们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为该杂志“创刊号”题词。恩格斯题的是什么词呢？他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6]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而且，1894年是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也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的确，马克思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他成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更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本质的精辟思想，即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未来新社会本质。
第三个维度，是“西”——即西方学者关于人的发展的一些有益理论。这方面应该提醒经济学界重视。为了写《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笔者搜集有关资料并得知，在当代经济理论中，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Goulet）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二是“自尊”；三是“自由”。[9] 再比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10] 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更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11] 这里的“过”、“做”、“实现”是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三大重要支点。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应在对上述三方面思想挖掘的基础上，融汇“中”、“马”、“西”，形成新综合，以充分吸收人类丰富的文明成果。在这方面不应采取排斥主义，而应采取包容性的理论思维。[12]
三、以人本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大体框架
以人的发展作为核心思想来贯穿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大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根据笔者这些年的研究，可采取“一个顶层，三道横梁，四个支柱”，由此形成一个理论体系。
（一）一个顶层
笔者的基本想法，是以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顶层设计的基本导向，或者叫核心。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对经济学对象作了高屋建瓴的阐发——人们按照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的抽象。
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更清晰提出，“生产方面社会关系不外就是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体是“人”，不是物。
在顶层设计这方面，建议把握以下四点：（1）要以“人本实质论”（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范畴；（2）以“人的三层含义论”（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为分析出发点；（3）揭示“三个解放”（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解放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过程；（4）特别要剖析清楚“双重奴役论”。
（二）三道横梁
第一道横梁，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笔者曾发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对这一新课题进行了早期探讨。[13] 在2013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中，从全面改革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出发，探索性地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定位为“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在《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中，建议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14] 为什么如此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考虑？针对此，笔者于2014年3月提交了《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再发现与实现路径》，从四个方面阐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价值。其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其二，从社会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其三，从政治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从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部署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寻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点。
第二个横梁，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出现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的论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政府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市场经济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比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协调、市场化与公正化的关系如何处理等，都需阐述清楚。这又涉及下面一道横梁。
第三个横梁，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中国下一步要发展的不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与公平、公正融为一体的市场。当今世界，有三道“天光”，其中，公平正义即是一道“天光”——全球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诉求是共同的。
（三）四个支柱（四个过程）
这涉及经济学建立体系的方法问题(注意：这里不是指研究方法，而是指叙述的方法)。而“叙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言，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5] 以人本思想为核心构造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框架，必须适应人本分析的需要，可采用“四过程法”（即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如果把理论体系比喻为大厦的话，笔者把“四过程法”当成“四个支柱”。
“四过程法”要有新思路：第一个是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写什么？写人的自主决策与创新。第二个是流通过程。讲什么？讲人与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其模式创新。第三个是分配过程。这里强调“要素按贡献分配”与“人的心灵创造力”的发挥。最后一个过程，是消费过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消费过程用了弗里德曼一本书的书名——“自由选择”。也就是消费过程怎么样自由选择，怎么样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
总之，用人的发展作为一条主线，把这“四个过程”——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串下来，从而大体形成一个新的体系结构。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新中译本），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2]谷书堂：《谷书堂自述》，载柳欣、常修泽主编：《不平坦的治学路一谷书堂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述评》，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年。
[3]常修泽：《产权人本共进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
[4][5]常修泽：《人本体制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18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7页。
[9]Goulet，D.，The Cruel Choice：A New Concept in Theoty of Deuelopment，New York：Atheneum，1971.
[10]Perroux，F.，A New Concept of Deuelopment，Basic Tenets，london：Croom Helm, 1983.
[11][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13]常修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16日。
[14]常修泽：《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经济决策参考》2013年6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