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呼声不断升高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显而易见与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以来的“遇冷”直接有关。曾几何时，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生育潮将汹涌到来”的舆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但没过多久，官方公布的申报夫妇数量之低不禁让人大跌眼镜，而且各地媒体的类似报道也纷至沓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能告诉我们，要尽量避免由于自身价值观的倾向而影响对事实的评估。我还是不甘心而趁去各地出差调研的机会到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当地政府部门对政策实施的反映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的两个字：“平静”，或者是“没有多大的动静”。
对于中西部和乡镇地区，由于单独夫妇较少或已经生育二孩的较多，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夫妇数量较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在哪个地区，在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夫妇中，申报生育二孩的比例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在5%左右，很少有超过10%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尽管多年来一直在为早日实施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呼吁努力，我也为这样一个被喻为“历史性突破”的政策在育龄夫妇中所遭遇的冷淡反应而感到意外。
在2004年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一份建议书中，我们非常强调生育政策的调整要分步实施、平稳过渡，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出生堆积”而费尽心思，比如提出可以考虑从年岁大的妇女先放开，意在增强生育政策调整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2009年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二份建议书也多少反映了类似的考虑。十多年来关于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的争论，无论是呼吁调整还是坚守稳定，都难免是纸上谈兵，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却使这场争论终于有了一个实践的验证。
想当初，面对即将开始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是何等谨小慎微、步步为营，但各地申报打算生育二孩的单独夫妇比例却几乎毫无例外的微乎其微。这种预期和结果的反差，从学术概念上来讲，是没有认识到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行为。而在低生育率形势下，生育行为往往会低于生育意愿[2-3]。以人们在问卷调查中对再生育意愿的回答来作为预测人们生育行为的根据，就难免南辕北辙了。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回答与其说是表达了他们的再生育愿望，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反映了人们对久违了的自主生育权利的强烈诉求。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遇冷再一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当我们还在忧心忡忡、处心积虑地担心由于生育政策的任何松动可能会带来的生育反弹以及如何预防因为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出生堆积的时候，社会却已经越过了人们的“忧虑”义无反顾地奔腾向前。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人们面对生育政策调整表现出来的生育意愿惊人的弱化，这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我们的主观认识在客观实际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所受到的冷淡反应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随着事态的发展，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对于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有必要提“严禁三孩”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中，也往往带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同时要严禁三孩”。“放开二孩，严禁三孩”，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自己长期以来也有这样的主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附带条件呢？无非是担心，一旦二孩放开，会出现多孩生育增多的情况而导致“生育反弹、出生暴涨”的局面。这种忧虑还是以人口控制为出发点的，但是，这样的担心真的有必要吗？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和各地的出生情况来看，三孩及以上孩次在全部出生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大概在5%左右。只有西藏和新疆的多孩率在10%以上。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计划生育工作后进的地区，“不符合政策而超生”的大多是二孩，多孩的很少。而多年来各地报告的所谓“放弃指标”的夫妇，即那些根据当地生育政策具有生育资格却放弃生育的夫妇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放弃指标的多于计划外超生”的现象，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统计出来的实际生育水平会低于生育政策所要求达到的生育水平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如同各种其他现象一样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几年前，长期关注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的王涤等几位人口学者曾深入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地基层，专门了解基层计生干部的意见。各地计生干部纷纷反映，人们的生育水平的确很低，生育意愿的确很弱，而且“80后低于70后，90后又低于80后”[4]。记者羚子所著的《北京孕事》一书中对有的夫妇符合生育政策可以生但却不想生，而又有些夫妇不符合生育政策不能生但却很想生的纠结情况有很生动的描述[5]。
多年来开展的众多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表明，目前大多数夫妇主要是希望生育二个孩子，希望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意愿很少。侯佳伟等最近对1980-2011年开展的227项关于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很低而且越来越低，甚至生育水平的下降快于生育意愿的下降，出现实际生育子女少于理想子女数的局面[6]。郑真真所主持的在江苏省六县市开展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从2007年到2013年连续追踪调查那些符合当地生育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妇女，发现只有30%的妇女最后生了二孩[7]。江苏调查的结果曾经受到很多质疑，认为江苏是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样本范围太小，对全国不具有代表性等等。不料，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在全国范围的冷遇反映了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更低于生育政策的局面，简直就是江苏调查结果的全国版。
不仅希望生育和实际生育多孩的比例很少，而且在年轻人群中由于种种原因不想生育或不能生育的夫妇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同样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下推的影响。由于想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为数很少，即便这部分夫妇多生也正好是对其他夫妇少生或不生的弥补，因此，即使完全按夫妇的意愿生育，全国的生育水平也难以达到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水平。那么，在呼吁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同时，还有必要同时提出严禁三孩吗？既然“严禁三孩”对未来的生育趋势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可以一定程度抑制生育率下降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还要为继续对公民实行生育限制提供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呢？
在20世纪60、70年代为了应对过高的生育水平和过快的人口增长，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1974年联合国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的感召下，纷纷采取了种种限制生育的政策。不久前，世界银行出版的《计划生育的全球革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国通过计划生育运动以降低生育水平的艰难历程[8]。David Lam作为当年的美国人口学会会长在2011年的年会演说中对人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应对“人口爆炸”的经历做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9]。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世界各国对于生育限制的政策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的成员国从1971年的9个上升到2011年的27个[10]。沈可等曾对国际人口政策的转向及对中国的启示做了详尽的分析[11]。难道中国的生育政策就不应该顺应生育形势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调整了吗？所有这些表明，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之日，应该就是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之时。
三、积极应对人口格局新常态
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全国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人口领域当然不应该是一个例外。“新常态”顾名思义，一是“新”，即是前所未有的；二是“常态”，即是相当长时期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什么是我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呢？最重要的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生育水平将长期走低。2000年“五普”报告的生育率很低(1.22)，2010年“六普”报告的生育率更低(1.18)，即便考虑到种种的“统计误差”仍然很低。普查结果所反映出的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吗？大量中小学校关闭，招工难等等社会现象的出现难道对我们不有所警示吗？尽管有着种种争议，但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长期处于远低于更替水平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未来的生育趋势有不同的意见，诸如是不是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已经出现“生育危机”[12]。但是，任何预见都要建立在人们的行为基础之上，要受到人们行为的验证。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80后、90后、00后们，那么恐怕没有人怀疑，要在未来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会有多么困难。低生育率无疑将成为中国人口的一个新常态。
二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不言而喻，这是与低生育率趋势紧密相关的人口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不仅是因为未来中国人口的老年人群将迅速增大，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的少年人群在急剧萎缩。我国15岁以下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世纪50、60年代达40%左右，到1982年降到总人口的1/3，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降到1/4、1/5、1/6。少年人群的急剧减少，必然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的急剧减少，纳税人群的急剧减少，育龄人群的急剧减少，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觉吗？到21世纪中叶，一半的中国人口将在45岁以上，这样的社会怎能朝气蓬勃，富有创新精神呢？而不到两个年轻人就要养活一个老人，这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制来支撑呢？
三是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历来进展迟缓，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趋势上升，目前已经达到了50%以上。尽管有人认为其中包含了大量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和过上真正城里人的生活，因而对这种城市化率产生疑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的确确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已经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日渐增多，生活在农村里的人口日渐稀少，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吗？费孝通[13]在《乡土中国》所描述的农业社会将从此一去不复返，而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都市社会将猛然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一个都市社会在中国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历史性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都市社会的建立，中国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生活形态、观念习俗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将是确定无疑的。
四是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是以农民进城务工为开端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按照人口普查的口径已达二亿人之巨。以“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传统的中国人口如此大规模地流动，不是由于战争、饥荒或政局动荡，而是以经济原因为主导的流动，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死亡和生育对人口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小，而人口流动对人口趋势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主导中国人口趋势的决定性因素[14]。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生育状况决定中国人口未来，必然会舍本求末，与事态的发展背道而驰。
生育率长期走低、老龄化不断加剧、城市化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渐频繁，这就是我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所有这些人口现象在多年来的人口研究中都已有预示，不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再一次得到确认[15]。这是一个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口格局，是一个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人口格局。能否认识中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能否顺应中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能否引领中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而积极应对挑战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从长期以来的以限制生育为解决人口问题关键的传统思路中摆脱出来。全面开放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将是彻底转变人口思路的根本之策，使我们能在积极应对前所未有的人口格局新常态所带来的挑战中迈出坚实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EB/OL].[2015-03-02].http://china.caixin.com/2015-03-02/100786969.html.
[2]John Bongaarts.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Supplement:Global Fertility Transition,the Population Council,2001,(27):260-281.
[3]顾宝昌，马小红，茅倬彦.二孩，你会生吗？——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王涤，周长洪，谭克俭.倾听基层计生干部的心声——来自江浙沪粤的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羚子.北京孕事[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
[6]侯佳伟，黄四林，辛子强，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J].中国社会科学，2014(4)：78-97.
[7]郑真真.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M]//顾宝昌，马小红，茅倬彦.二孩，你会生吗？——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67-187.
[8]Warren C.Robinson and John A.Ross.The Global Family Planning Revolution,Three Decades and Policies and Programs[M].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7.
[9]David Lam.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Lessons from 50 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J].Demography,2011,(48):1231-1262.
[10]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1.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3.
[11]沈可，王丰，蔡泳.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2(1)：112-123.
[12]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J].国际经济评论，2010(6)：95-111.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14]顾宝昌.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M]//蔡昉，顾宝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