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其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动荡加剧的一年。与以往年份不同的是：
第一，在出口下滑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超预期下滑，各类指标创近20年来的新低。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业增速的“破6”、现价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的“0增长”、企业利润以及政府性收入的“负增长”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
第二，GDP平减指数步入“负增长区间”。这标志着中国经济下滑的核心因素开始由长期趋势性因素转向中短期周期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及通货紧缩的全面显化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持续的工业萧条开始向服务领域和消费领域扩展，宏观景气开始承受全面回落的压力。
第三，出口小幅负增长、进口大幅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衰退式顺差”的快速增长，不仅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存在过剩的储蓄，同时也表明内需回落速度要远大于外需回落的速度，全球不平衡逆转所引发的中国结构性调整压力以及内部不平衡引发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下滑的主导因素，结构性再平衡应当成为治理总量失衡的核心任务之一。
第四，在收益下滑、预期回落和价格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资金运转速度出现下滑，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出现内生性收缩，资金链条出现变异。在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能力大幅度下滑的同时，“衰退性泡沫”的持续出现——2014年底到2015年二季度的股市大涨、4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以及二季度以来债市的繁荣——已表明中国流动性困局已经出现。
第五，利用股权融资以及地方债等手段来实施去杠杆、降债务的阻力重重，“天威债违约”、“6·15股市波动”、“8·11汇率事件”以及“中钢债违约”不仅说明中国金融风险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也表明中国结构性调整需要精确制导，尤其是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第六，稳增长的各类举措已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各类政策在地方政府懒政庸政、部门利益冲突、政商关系重构、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全面挑战。
第七，同时，企业微观指标出现变异，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微观行为模式整体性变异的边缘。从企业角度来看，“通缩-债务效应”开始显化。一方面生产价格水平的持续回落大大降低了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持续高涨的债务导致企业债务成本加速上涨，中国生产主体已经从“借新还旧”开始全面进入“借新还息”的阶段，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的临界点。这直接导致资金全面收缩、投资下降、去库存加速以及预期低迷等内生性收缩全面显化。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税收疲软和土地出让金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政府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局部区域政府运转困难现象开始显现，各级政府行为模式正处于新旧动力机制转换的空当期。
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加速和维稳政策的加码保证了居民收入增速暂时没有随着GDP增速的回落而下滑，但宏观景气的持续下滑和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直接导致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的回落，居民持续繁荣的消费局面也面临下行的压力。
第八，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经济本轮深度回落的经济低迷期与以往经济深度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疲软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在总体低迷中出现了深度的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消费领域的繁荣、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迷与创新领域的活跃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第九，持续的稳增长政策在四季度开始有所收效，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有趋稳的迹象，但由于外部环境的持续低迷、内部增长动力的弱化以及各类周期性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探底，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经济运行的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