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二孩”政策。这是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背景，是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这些变化包括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等。其中，生育率过低乃至“低生育陷阱”成为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都记者就此专访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
南都：您长期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就预测即将有政策调整，这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易富贤：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率远低于预期，决定了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必然会大幅调整人口政策，这是没有悬念的。我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也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结构，这几个月陆续完成了几万字的内刊报告，论证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南都：您如何评价这个政策的调整？
易富贤：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界的理论恐吓，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生育意愿被严重高估
南都：在实施单独二孩之后，为何没有有关部门预估的200万的新生儿增长？
易富贤：2014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有预测称，如果全面二孩，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每年会出生4995万、4700万人。相关预测称，单独二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8，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4年会多出生1000万人。面对这些人口预测，决策层对全面二孩望而却步，更加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了。
但是截至2015年5月31日，相当于实行单独二孩政策424天，全国只有139万单独二孩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因为政策只新增56万例申请；以62.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200多万。
申请数在逐月下降，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5：27：18：10的比例释放，那么合计只会多生78万人，远低于所预测的1000万。
南都：为何会有如此重大的判断失误？
易富贤：单独二孩的实践其实暴露了中国人口学体系的“致命”弊端。人口学有“人口”二字，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家在人口政策上最有发言权。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相关预测称2014年全面二孩的目标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我曾用“剥竹笋”的方法，剥去数据“笋壳”。这里简述一下：
一，有人想生也生不了。“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用年龄别生育障碍率计算，这1.52亿妇女最多只能出生5274万孩子。
二，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从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三，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354，有相当部分人可以合法生二孩。
四，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
五，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剥去上述五层“笋壳”，9700万只剩下800万左右。仍然还有“笋壳”，比如双独家庭原本就可以生二孩。
南都：过去人口政策迟迟未能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就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调整人口政策。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推测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依照这种生育率走势，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但是有人口学家20 0 4年提交报告，预测全面二孩的话，峰值人口能达到16.07亿；建议为期15年的二胎过渡，到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2029年总人口达到14.7亿。根据他们的建议，决策层很难下决心调整政策。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 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20、1.14；中国大陆能靠全面二孩将生育率稳定在2.0以上（顾宝昌2004年预测）、1.8以上（国家卫计委2015年预测）？
今后鼓励生育的难度会非常大
南都：低生育率如果就此持续，中国会面临怎样的问题？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国外经验，控制人口增长与低生育率时鼓励生育的难易程度不同，后者要困难许多。
易富贤：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保体制，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免费的。印度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但是生育率从1980年的4.7“自发”地下降到2013年的2.3.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只有2.3左右了，计划生育将中国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悬崖。而要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日本鼓励生育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将生育率提升到1.4.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鼓励生育多年，但是近年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1.2.
南都：有无可能通过吸引移民消解这种人口低生育危机？国际上是否有过有效的经验借鉴？
易富贤：移民不能有效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移民也会老；只有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比如加拿大吸引移民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但是生育率低，今后的老龄化远比美国严重。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今后那么庞大的老年群体，靠移民只是杯水车薪。今后中国老龄化严重，经济减速，经济水平的相对优势下降，是无力吸引移民的，而且管理移民需要高超的行政水平。
南都：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老龄化问题？
易富贤：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自发”下降的，老龄化速度比中国慢。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从4.9%提升19.2%，中国只需要50年时间（1980-2030）；而美国需要103年（1924-2027），英国需要116年（1906-2022）。可见，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速老。
应视人口为财富而非负担
南都：这一两年来经济下行，有评论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缘故。对此您如何评价？
易富贤：中国目前面临人口危机。以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美国为30岁。青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龄38岁，超出美国5岁；1992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国。197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22岁，美国为30岁。2015年中国38岁，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45岁，超出美国5岁；2050年中国55岁，美国只有42岁。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龄化是阻力。194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9%.日本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开始低于7.5，在1992年开始低于4.8，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2011年只有2.5；1975-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8；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只有2.5，开始低于美国，更是远低于印度的6.6，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和印度。
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 .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奠定2011年后经济下行的人口学基础。
南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对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两难问题了，如何破解？
易富贤：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养儿防老是父母“各子其子”，孩子长大后“各亲其亲”，因此能够做到“货、力为已”，养小孩的投入能得到回报（物质和精神）。而社会养老是“各子其子”，但是“不亲其亲”，养小孩的成本靠父母，但是小孩的回报却是给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养小孩是亏本的，因此生育意愿低。养儿防老是在慈爱之火浇上利润之油，能够持续燃烧下去，而社会养老却是泼上一盆水。
但是现在无法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需要探索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既让养老收益与养幼投入适当挂钩，又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南都：对于生育，目前的计划生育以及现在放开二孩，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但对于公众个体来说，这似乎是不够充分的理由，生育二孩，远远不是添加一个孩子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尤其有各种忧虑，如何缓解她们的担忧？
易富贤：现在虽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也仍然是将人口视为负担，在这种人口理念下，很难保障妇女生育方面的权益。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母亲是“财富的创造者”，则今后面临的不是“限制生育权”，而是“保障生育权”的问题。降低养育成本的相关的经济法，妇女儿童保护法，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继承法等多项法律就面临重大修改。
南都：人口危机对家庭是一个巨大挑战，对社会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您觉得中国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了吗？该如何更好地准备？
易富贤：面对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而不是负担之后，中国才可能出台一些有利生育的政策，但是探索的过程将是漫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