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时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迎来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时刻。
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在华盛顿宣布，人民币满足了可广泛使用的标准，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一决定将从明年10月1日起生效。这也是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IMF篮子货币的第五个成员。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废除金本位而实施美元本位后，次年即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SDR系统，一直为西方国家把握和主导，到今天为止才第一次接纳发展中国家，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个重大转变。
SDR严格来说是一种权利，即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补充性的储备货币，是一种兑换权，相对于美元储备来说，它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储备资产，它有价值，但也有限，不可夸大或高估。IMF创建并分配给成员国的SDR规模仅为2800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2.5%)，明年SDR货币篮子经调调整后，美元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人民币占10.92%，日元和英镑将分别占8.33%及8.09%。
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是第一个按可自由使用标准加入SDR的货币。应该说，这一天来之不易，它标志着将人民币向全球储备货币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这将显著增强各国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信心以及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根据自身实际，履行加入WTO后的相关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稳步加快金融开放，积极审慎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在经过多轮评估后，人民币已满足IMF现存的SDR评估标准。昨天，包括188个成员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投票结束后，IMF总裁拉加德的话体现了众望所归：“人民币进入SDR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
过去几年间，中国货币当局为推进人民币“入篮”，做大量基础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作用，去年利用沪港通的契机，扩大香港RQFII试点额度。利用上海自贸区启动的契机，推进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试点。将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从800亿美元提高至1500亿美元，并将人民币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扩大，新加入新加坡和伦敦，与新加坡金管局签订人民币业务合作备忘录。
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与阿联酋、土耳其、澳大利亚和乌克兰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一系列布局，中国央行巩固了人民币在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交易中心地位的同时，还向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三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外汇市场。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在伦敦发行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虽然这带有试水性质的，但它毕竟是中国央行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是人民币和人民币票据产品走向国际的标志。
长期以来，SDR更多的是大国金融博弈的工具，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相对于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货币，SDR的篮子不大。IMF创建并分配给成员国的SDR规模仅为2800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2.5%)，SDR新货币篮子明年10月1日生效后，按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10.92%的比重算，总额在300亿美元左右。这对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货币当局来说是九牛一毛。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刘志彪认为，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形态，SDR只是账面资产，相对于庞大的美元储备来说，它只是一种补充性储备工具。作为一种储备型账面资产，实际交易并不多，人民币加入这个篮子后，总体规模并不大，因而并不会强制使得各国增加人民币储备，也不可能象美元那样可以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获得以铸币税为主的巨大利益。
金融博弈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强大的货币来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需要研发、自主创新能力、国际认可的品牌和技术专利等支持，还需要定价权、谈判主动权、货币主导权，这就需要强大的金融和货币力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元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长期保持霸主地位，这种格局明显是不对称有弊端的，这个格局不改，那么全球财富管理依旧是不公平的。通过做强自己的金融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完善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打破单极化的垄断格局是必由之路。
作为一个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大国，中国必须而且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管理主权财富的主动权。早前，我们通过与贸易往来较频繁国家的货币互换、通过发起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参与或者推动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谋求建立多边合作共赢机制，这都是大国战略和金融智慧的体现，但显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当前，我们既要承认入篮子的积极意义和推动这一过程的艰辛，确实殊为不易，但也不可高估它的作用。加入SDR这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阶段性肯定，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融入世界的重要标志，是发达国家对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认可。
但也要看到，加入SDR储备货币后，人民币汇率参照多了一个更真实的参照“锚”，过去汇率失真偏离甚至扭曲的问题可能会被强行校准。传统人民币汇率与经济稳定增长和对外贸易关系联系紧密。按照蒙代尔-弗莱明的模型的M-F模型，转型经济体在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不可能兼得，这就是著名的“不可能三角”。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如何在保持货币政策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同时，能更好地服务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好储备资产、外汇储备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刘志彪认为，加入SDR储备货币后，可能增加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防范的难度，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在后面。
加入SDR储备货币后，并不意味着中国马上要急于提速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够避险的一个重要“防火墙”，就是中国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始终没有放松。中国领导人最近也多次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要看条件是否成熟，要特别注意开放的有序性。
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启示我们，如果在内外条件不具备时，匆忙去推动金融自由化和本币自由兑换，可能会引发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这是难以承受之重。金融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在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风险防控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监管体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急于推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会加大风险管控难度，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