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政治话语中存在一种冲动（绝非左翼特有），它假定世界上一切坏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过错。正是这种心态把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说成受害者，将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说成英雄，将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说成抵御北约(Nato)扩张主义的堡垒。对巴黎音乐会观众和俄罗斯游客的大规模杀戮也许是犯罪行为，但它们肯定也是大国无原则干预的产物。
听听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言论吧。这位英国工党(Labour)领导人在谴责极端主义圣战者的暴行时，非要提及美国的所谓罪行不可：比如对费卢杰(Fallujah)的围攻（指2004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对盘踞在该市的武装分子发起的扫荡战役——译者注），或者击毙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没有将其移送司法。对于巴黎恐袭，科尔宾是这样反思的：“我们创造了令这些势力中的一部分壮大的背景。”
可以批评西方的地方多得很，入侵伊拉克只是其中一件值得批评的事。我感到震惊的是，沙特阿拉伯仍被视为一个坚定盟友，即便该国对外输出极端版本的伊斯兰，为圣战者的残暴信条提供理论“启发”。此外，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上台也受到欢迎，而正是他对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暴力镇压，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开启了大门。中东的石油和威权统治者，令该地区成为任何貌似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的坟场。
但这些虚伪不能用来为“伊斯兰国”的暴行开脱。那些更愿意解释——而不是谴责——的人们忘了，ISIS罪行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是伊拉克、叙利亚境内（最近还有贝鲁特）的穆斯林。他们还忘了，这个“哈里发”用不容异端的神权取代自由，剥夺女性地位，杀戮同性恋者。那种认为西方应该受到谴责的观点，源自一种腐蚀性的道德相对论，对那些滥杀无辜的人的基本邪恶视而不见。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是邪恶的。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没有保留的谴责。其它都是废话。
你可能会问，有谁会关心科尔宾的想法吗？对这位工党领导人来说，塑造其思想的记忆是越南战争，以及19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发起的下三滥行动。他至今没有走出这种时间上的错位。他永远都不会成为英国首相。就连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都认为该跟上时代了。
不过，科尔宾的回应反映了一股更广泛的欧洲思潮，一种对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采取想当然态度、捍卫其根本支柱的意愿逐渐淡薄的自满。不知怎么地，比起承认世界上有一些人把自由、宽容和法治视为天敌，责怪西方更容易一些。
当普京把部队派往乌克兰，从而颠覆欧洲战后安全秩序时，我们就曾看到这种情况。许多左翼（以及右翼）人士的反应是，抱怨这是北约的过错，因为这个联盟决定欢迎中、东欧新的民主政体。
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之后，更多人认定，欧洲自由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国内情报机构的电子“窥视”，而不是手持AK47突击步枪、身穿自杀式炸弹马甲的圣战者。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这种观念有望转变。
这一切的原罪在于假定冷战结束真的标志着历史终结。这种自满弥漫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自由化的市场将创造永恒的繁荣，而政治多元化将成为默认的治理体制。国际秩序将以欧洲的多边主义为模板得到重塑。
上述幻觉中的第一个被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然而各国政府和选民更为执着地坚守“民主政体是政治的天然目的地”这个观念。当事情出错时——比如基地组织(al-Qaeda)和现在的ISIS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俄罗斯的复仇主义——他们的本能是将其视为例外现象。不过，如今幕布已被撕开，其推动因素包括逃离欧洲外围的暴力动荡局势的难民涌入欧洲。
目前需要的是对抗意愿。这其中的内涵远不止出动更多战机打击盘踞在窝点的ISIS——尽管加大军事行动力度的理由十分充足。所谓对抗，意味着要认识到这样几点：不能对构成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抱想当然态度；1989年之后想象出来的后现代秩序，往好了说也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在与自由和宽容的敌人作斗争之际，欧洲各国政府也必须解决其社会内部的贫穷和边缘化问题。
这进而要求各方愿意承认会有代价。不过，只要看一看20世纪的历史就会明白，当今的自由也是付出一定代价后才得到的。我们也不应该想象，为了恢复一定程度的秩序，政府将不必做出丑陋的妥协——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应该庆祝他们取得的成就，同时意识到这种成就面临威胁。最近，人们在巴黎街头上表现出不被凶手吓倒的令人鼓舞的决心。如果欧洲不坚守其价值观，还有谁会这么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