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在速度变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在原有发展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新老动力的平稳转换，成为“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按照这一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发展新动力，在供给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必须加快相关领域改革，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由以往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转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一、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要素生产率较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明显提高，但更多地还是依靠要素数量的增长。近些年来，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出现了重要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已经连续多年下降，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重要工业产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等，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到提高要素生产率上。这样，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就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需要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提高其配置质量。理论分析和实际经验都表明，那些效率低的行业、地区和企业，通常都存在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或者流动不了，或者流动不足。低效的要素出不去，高效的要素进不来，长此以往，落入了低效率困境，且难以摆脱。其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如行政性垄断、准入限制不当、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企业体制僵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据有关研究，我国不同行业、企业、所有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相当明显，通过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的潜力很大。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提高要素生产率，首先要关注已有的增长领域，在老领域中挖掘新动力。例如，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等存在行政性垄断的领域，通过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将会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机会。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更多地要着眼于新领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将可能催生某些新产业，但从大的方面看，出现类似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上大台阶的支柱性产业的可能性较小。新常态下，新增长点将主要以新技术、新机制、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态出现，如“互联网+”、绿色发展、机器替代人工等。它们通常影响到大多数乃至所有行业，是“覆盖式”的；其特征主要不是外延式扩张，而是内涵式地提高效率。以“互联网+”为例，近年来在零售环节发展很快，通过降低成本、扩大消费选择范围、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等，表现出多方面优势，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从发展前景看，如果说网购是“序幕”，互联网与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将可能成为“重头戏”。“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配套条件，还面临着产业大规模洗牌重组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在这个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和大企业，进而实现具备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二、调整需求结构，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
我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得以持续，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托高投资。近些年，随着增长速度放缓，需求结构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出口增速由过去20%以上降到两位数以下，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相应下降。我国经济已经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带动的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对稳需求、稳增长，在需求方面培育发展新动力，意义重大。
消费在增长中的基础作用更为凸显。以往较长一个时期，我国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是由于投资的增长速度更高，于是形成了消费比重偏低的现象。随着整体经济速度放缓，特别是投资的明显减速，消费增速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消费相对较高的增速，对稳需求尤为重要。在稳定传统基本需求的同时，要重点关注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在过去一些年，汽车、移动通讯设备等产品消费，占到居民消费增量的较大比重。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消费质量，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在产品消费逐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增长的重点将转向服务消费，包括旅游、养老、休闲、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应当保持和加强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增长加快势头，带动居民消费结构上一个大的台阶。
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仍为关键。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投资减速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重要。要使经济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长，投资依然起着关键作用。以往较长一个时期，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的50%左右，制造业投资占比在30%以上，而制造业投资又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房地产投资的历史峰值期已过，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也逐步收缩。在稳定并适应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变化态势的同时，投资重点要相应转向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多方面投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信息消费投资和服务消费投资等。在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当投资增长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进投资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产出比，使投资更好地成为提升效率、创新驱动的载体。
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也不可低估。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速减缓，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乏力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所致。这一变化符合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也有助于减轻贸易顺差比重过高带来的压力。然而，保持出口适度增长仍很重要，且面临不少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此必须加快出口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与资本的引进和输出相结合，有效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一方面，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的结合度，使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引进外资、增加进口，更好利用境外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人才等，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我国一批行业和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
三、切实促改革、转方式，使我国经济转入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不论是供给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还是需求方面协调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都要求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实现发展动力的平稳转换。
首先，按照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改革商事制度，便利小微企业的进入和发展；也要“放大”，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等领域破除行政性垄断，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激发竞争活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使以往孤岛式城市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并以此拓展新的投资空间。
其次，加大严重过剩产能调整力度，积极推进产业重组。重化工业等领域产能严重过剩，是近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利润下滑的重要原因。必须使市场在结构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违规、低效产能的退出，妥善解决人员安置、债务负担等问题。积极探索“互联网+”优化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着力破除行政区划、所有制等方面的阻隔，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加快产业重组，培育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营造创新创业的有利环境。创新活动有其内在规律。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尤其要重视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集中，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政府要从以往的“重扶持”转向“重环境”，避免制定具体技术路线，尽量不搞对特定企业的扶持，着力形成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适宜环境，学会更多地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办法促进创新创业。
第四，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为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以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引进技术为主、追赶型的增长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支持，但已不适应新常态下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需要。应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避免或减少资本市场大的起伏，重点发展与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相适应的金融工具，提高企业的股本比例。将“去产能”与“去杠杆”相结合，降低并化解金融风险。发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探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有效方式。
第五，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既有挑战，更有机遇。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态势下，要争取占领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以往的被动应对逐步转到主动引领。加快国内自贸区的创新和发展，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企业将高水平研发中心和其他优质资源布局到中国。对外投资应将重点放在吸收利用国内短缺的技术、管理、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上，取长补短，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以服务业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激发竞争活力和需求潜力，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扩展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