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发生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其性质和发生过程都和以往的恐袭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前的恐袭多以恐怖分子的“战斗小组”甚至个人单独发动。而巴黎恐袭是一个由伊斯兰国组织计划、组织并发动的“国家行为”。充分证据表明，伊国组织已将这样的恐袭纳入其战略计划；伦敦则是伊国组织公开宣布的下一个袭击目标。
并且，巴黎恐袭中的恐怖分子不劫持人质，也不提条件，而是以直接杀戮大量无辜民众来宣示其极端的立场。这样的血腥袭击方式，使得以往的反恐方式和战术——利用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并提出条件后的谈判时间，判明袭击者的意图并组织打击力量——难以奏效。这对反恐斗争在情报、组织以及战术实施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更值得关注的是，巴黎恐袭将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不亚于九一一事件的重大影响。
首先，这次血腥袭击改变了欧洲政治版图，使得已经因难民危机而四分五裂的欧洲雪上加霜。尽管恐袭发生在法国，但却对欧洲事务中的“中流砥柱”德国的打击最为沉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危机中采取的积极开放政策，已经使她一夜之间成为“最不受欢迎的德国总理”；而巴黎恐袭引发的右翼风暴，更将她吹向政治断崖。默克尔要么改弦易张，迎合右翼民粹势力；要么坚持己见，成为孤家寡人以至被迫出局。
无论何种结果，都将使欧洲在急剧升级的反恐战争中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由激进的、急于进行武装报复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当年法国主导袭击利比亚的局面将会重演。这对已经被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缠身的欧洲，绝非利好消息。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法国已经（不得不）对伊国组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北约前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将军也公开号召，“拥有300万作战部队、2万5000架战机和800余艘先进战舰”的北约，应该根据北约条款第5条，加入法国打击伊国组织。但是，欧洲各国除了采取关闭边界、加强戒备、排斥穆斯林难民等保守举措外，对军事打击伊国组织普遍持消极态度。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势单力孤的总统奥特朗在国会高调宣布法国与俄罗斯结盟，共同打击伊国组织，并且不再将阿萨德的下台作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先决条件。如此一来，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制裁俄国”的同盟出现了裂痕，而且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也与美国产生了质的分歧。
其次，巴黎恐袭将欧美俄三方关系的焦点由乌克兰移到了中东。三方的战略平衡也随之移位。一方面欧洲为了自身的安全，将一改过去在中东问题上追随美国、起辅助作用的策略，直接干预中东事务。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其军力薄弱以及同中东国家关系的失衡，欧洲将不得不改善同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
另一方面， 奥巴马政府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政策，并大规模加强干预力度，非但美国不能甩掉中东乱局“始作俑者”——入侵伊拉克、“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危机等——的恶名，其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力都将大幅滑落。而已对伊国组织进行积极军事打击的俄罗斯，则因巴黎恐袭而一举扭转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被动局面，不但与法国化敌为“盟”，甚至成为美国反恐领导地位的竞争者。
再次，巴黎恐袭将美国推向战略两难的境地。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在打击伊国组织的斗争中踌躇不前，表现软弱。在俄罗斯发动了对伊国组织的军事打击后，美国更是异常被动。这次巴黎恐袭导致的剧烈变局，尤其是法俄结盟打击伊国组织的行动，使美国面临两种战略选择：
其一，率领西方世界全面反击伊国组织，将其彻底击垮，以此确保美国在反恐斗争中无可争议的盟主地位。但是，鉴于美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和军事力量部署，要做出这个选择，美国必须对其全球战略布局进行重大调整。这不仅将影响到对俄罗斯的制裁，更会削弱美国近年大力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二，继续专注于“再平衡”战略，坚持在打击伊国组织的战争中的保守政策。其结果是美国在反恐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式微，和欧洲关系疏离。在此情况下，一旦北约克服内部阻力加入反恐，或将按照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将军的建议，打造一个包括“以前的对手俄罗斯”的联盟来打击伊国组织。这样，“美国的北约”将变为“欧洲的北约”——这个战略代价实在太大。这一点，从法俄结盟打击伊国组织的转变中已见端倪。
无论哪一种选择，对目前的美国来说都很困难，更遑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将使美国进入决策的“呆滞期”。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在巴黎恐袭后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险依在、世界政治版图剧变之时，巴黎恐袭不仅进一步暴露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更推动了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多元的加速发展。
巴黎恐袭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这一局面，给已经快速发展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尽管奥巴马日益“跛脚”，但却不会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一届美国政府，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都必将会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一方面缓解国内朝野对华态度“民粹”化的政治压力，一方面力图维持日益衰坏的单极世界格局。这就会导致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两个“不对称”。
一个是大国战略力量分布的不对称：中美两个大国在亚太胶着不下，南中国海和东海是其博弈的“眼位”；而实力较弱的欧洲和俄罗斯则专注于欧洲和中东，叙利亚/伊国组织和乌克兰是双方互动的支点。另一个则是大国战略取向的不对称：一方面欧美因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崛起、中东乱局、恐怖主义、对俄政策等）上的分歧而渐行渐远，美国霸主地位受损；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影响和实力都不断增强。稍有不慎，这两个“不对称”或将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整体失衡，进而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环境和实质内容都在改变。近年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其基础是中美经济“同船共渡”的相互依赖，其目的是管控中美之间的分歧以避免对抗、扩大共同利益以增进合作。但巴黎恐袭后，一方面美国因对欧洲的控制力下滑，必须加强对亚太盟国——尤其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羁绊和依赖，以支撑其亚太“再平衡”。
另一方面中国与欧洲、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维护区域安全与发展等重大议题上日益相向而行，国际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同时，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则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在此新局面下，中美双方在发展共同利益、管控分歧冲突、确定重大关切、扩大双向交流等各方面都要做出适时调整。在急速变化的形势下调整政策，原本就十分不易；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和新总统上任后必将对华采取的强硬态度，将使调整更加艰难。
第三，欧洲对中国保持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自上任以来，先后访问了23个欧洲国家，其中对德、英、俄、法等主要国家更是数次造访，可见其对欧洲的重视。但是，巴黎恐袭后欧洲政治版图碎片化趋势、直接军事干预中东事务带来的巨大风险、欧美俄三角关系的移位、以及欧美关系的疏离等，都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不仅关系到中欧双边关系，也必将影响到中美、中俄等多层次的双／多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巴黎恐袭导致的变局，必将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毕竟“一带一路”所经的地区——中亚、中东、阿拉伯海、红海和地中海沿海——都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如何管控“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政治、安全等各方面的风险，是中国所必需应对的巨大挑战。而且，在管控这些风险的过程中，中国不但要同西方国家进行协调合作，也要与同西方对抗的国家，如伊朗、俄罗斯等国交往与合作。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殊非易事。
挑战中也蕴含着战略机遇。只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政策调整，就能克服挑战，抓住机遇。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恐怖主义。作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击败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并且，积极加入反恐斗争，将使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同时也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拓展了新的共同利益。
第二，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纳入反恐政策，积极与“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尤其是受恐怖主义困扰的国家进行安全合作，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安全利益，夯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第三，准确判断和把握巴黎恐袭后世界政治版图、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变化，谋而后动，充分发挥自己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后来者优势，抓住机遇，积极调整和世界主要战略板块的关系。尤其要加大发展中欧关系的力度，积极支持和帮助欧盟保持团结，制止欧洲政治碎片化的趋势。一个团结、安定、繁荣的欧洲，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
第四，坚决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及其和平、合作、和解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排他机制。同时，积极发展以平等、合作、包容为特点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巴黎恐袭将恐怖主义以“国家行为”的方式推向全球。如何击败恐怖主义、维护和平发展，是中国不可回避的挑战，不能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不应放过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