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来自发达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环境保护这样的公共问题，应该允许最广泛社会公众包括媒体的参与。公共问题，公共参与，这符合逻辑。这不仅不会造成混乱，相反，还会促进政府的环保工作，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难得补充。例如，近年中国环保部门和公众对雾霾以及PM2.5的觉醒正是源于民间力量的推动。
就世界范围来看，民间环保力量有时还可起到主权国家政府起不到或不愿起的作用。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几乎扮演了一个世界环保警察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法留下的盲区。在一些发达国家，关注于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多如牛毛，他们经常就环境问题发声，既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改进了政府的工作。
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不够的另一原因，也许还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概只有此岸的概念，极少涉及彼岸世界。于是，在一些国人眼中，相对遥远的未来威胁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人到山前必有路”的乐观逻辑也总可以打消我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和忧虑。
也许正是受到上述思维模式的影响，今天关注雾霾的人就远远超过关注气候变化的人，仅仅是因为雾霾发生在眼前，人人难以豁免，而气候变化属于未来吗？实际上，无论从危害的广度，还是从造成的长期后果来看，雾霾都无法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人类已积累起应对雾霾的各种经验，从技术角度看，治理雾霾完全不是问题，而从认识水平看，雾霾更不成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断言，解决中国雾霾的根本途径是成为发达国家。此话虽感生硬，但却完全在理。
然而，对于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突破2摄氏度这个阈值之后的灾难性后果，人类则全无应对经验，即便是那些眼光长远的人士也会为此感到担忧。而对于坚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士而言，气候威胁如同梦魇，讳莫如深。
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的传递十分快捷。从各种渠道，我们都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正向我们逼近。在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已是现实威胁，其遭受的灭顶之灾可谓正在进行中，而对于仅比海平面高出不到6英尺的马绍尔群岛而言，当地居民“每天都要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毁灭性力量，部分岛屿正在消失”（《纽约时报》2015年12月2日）。
虽然气候变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是遥远的威胁，但有研究指出，中国也将是气候变化的重灾区。中国有几千公里的海岸线，由于海平面升高，沿海地区的防洪堤坝将不得不加固，这是项耗费巨资的工程。有估计认为，气候变化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将占GDP的2.5%，这无疑也是一个巨额数字。
在国际场合，中国已多次宣誓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显然，仅有口号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切实的、有时是代价不菲的行动。当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一世界性难题时，中国的担当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及时了，这不仅是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使然，也是源于国家利益的长远考量。
气候变化为中国赢来了一个展示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时刻。世界需要中国的积极作为，这既体现在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上，也表现在中国能否涌现出大批善于捕捉商业机会的企业家以及普遍具有忧患意识的公民上。
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已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其中一种说法是，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否则，联合国根本无需召集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开展专门研究，也不会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每年都来讨论同一问题。
然而，回顾过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大都乏善可陈。长达十多天的冗长会议令参会者疲惫不堪，即便如此，各国代表也不愿做出妥协。有批评者指责中美等排放大国不肯做出让步，也有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气候大会仅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明年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开会。但愿以后的气候变化会议，能够产生一些让人记忆深刻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