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是学术意义。这部著作尝试用新视角审视、研究当今世界事务也涉及整个世界、人类发展的取向。蔡拓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多年努力以扎实的探究完成了国内全球学的奠基性工作，对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其二是学科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系统的基础研究学术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提供的基本知识。《导论》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导论》知识体系严谨，研究视角多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全球学的专著。从结构和内容来，看《导论》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教材。真正为中国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研究全球学这一方兴未艾的领域提供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其三是思想意义。这是一部具有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的著作。《导论》对全球学的探讨、对全球性的阐释、对全球问题全和球治理的关切———所有这些反映出来的是全球视野和道德情怀表现了对国家中心主义和权力政治观的反思和批判。受《导论》的启发，结合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现状，谈以下几点想法。
一
全球学是国际关系学中“迈向未来”的研究议程。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表现出几种令人关注的迹象，最为明显的是三大回潮：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回潮。依照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三大回潮，大致可以归为强现实主义回潮，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处于低潮，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强势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权力政治回潮，使得权力迷思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时髦话题。就政治和政治学而言，权力从来都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从来没有从国际关系研究中消退。无论是哪一个学派，都将权力置于研究的重要位置。但是，在过去30多年里，人们更多的是依照国际政治的演进来思考权力性质的变化和权力概念的拓延。比如软权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巧权力 （smartpower） 成为国际战略领域的重要思想。对权力研究的拓展和对权力概念的再诠释，无论是软权力还是巧权力，都是针对强权力和裸权力针对物质性、强制性、暴力性权力而言的。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对时代特征和权力本身的思考，也有试图弱化权力赤裸裸的暴力性和加强权力的非暴力和感化特征的一面。当下权力政治的回潮则是向强权力回归：对物质性权力的崇拜、对军事同盟的强化、对军事实力的炫耀和使用无一不是这一回潮的具体反映。
国家中心主义回潮使得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再次排他性彰显。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无疑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出现了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国家无论再强大，都无法单独应对并有效解决大量涌现的跨国问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成效甚微。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困难重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跨国威胁时代。国家虽然仍是国际政治的主导行为体，但似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能。二是国际社会力量的蓬勃兴起。跨国界的各种非政府网络组织在不同的全球性问题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但唤醒了人们的意识，而且设置了国家不得不参与的全球性议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称之为权力从民族国家向国际社会流散。当下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则是试图重新将国家推向唯一的中心地位，使其不仅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者，而且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宰者。
民族主义回潮则使得全球性受到质疑，使得全球治理遭遇重大阻碍。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产物。用民族国家界定现代国家的做法，本身就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念。所以，民族主义也是现代国家构成的重要成分。民族主义本身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民族主义可以凝聚民族力量，推动国家的形成和构建，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是极端思想和极端力量的助推器。一旦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或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地步，其效应就会凸显成为一种强势负面力量，与全球化时代形成巨大反差。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害无益。面对这样的势头，坚持全球学研究和全球性理念，是对这三大回潮的约束和制衡，也是提倡人类普遍精神和道德理想的一种思想指引。全球学以全球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村的思想告诉人们，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退向强现实主义所诠释的“霍布斯丛林”是没有出路的。权力依旧是世界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但全球性和全球问题的严重性也告诫世人，更多的权力应该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护全球公地，国家权力可以用于战略竞争和世界争霸，也可以用于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全球治理领域应该成为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合作的平台。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且有效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国家、民族、民族国家都是重要的但要在全球视野中得到深刻审视和重新构建，全球学在某些方面听起来似乎具有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主义回潮的时候全球学的理念、思想、视野、路径是防止世界“退向未来”的强劲阻力和“迈向未来”的巨大推力。也许恰恰是这种理想的张扬，才对当前的世界和当今的国际关系学产生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二
全球学对国际制度改革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全球学研究是随着全球问题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全球学的核心词是“全球性”。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跨越国界、超越国别对整个人类形成威胁。许多非传统威胁都属于这一范畴，任何单一国家都无力独自解决这些威胁。这种态势原本可以形成比较宽厚的合作平台，但事实上，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平台并没有形成。“911”事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基地组织行动，但现在，恐怖主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更为残忍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他跨国领域也基本如此。为什么反恐越反越恐？为什么国家合作越来越趋流散？为什么全球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冷战之后，国际制度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和全球治理的理论资源。从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研究开始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国际制度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理论议程的研究重心，也成为全球治理的基本依据。制度学派对国际制度充满信心，认为国际制度不但在后冷战时期可以削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而且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促成国际合作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全球治理的研究受到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路是以规则为主导的多边合作。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国际制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灵。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并没有因为国际制度而减弱，而是战略疑虑进一步加重全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旧的问题尚在，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治理领域不断增加，而且在新疆域往往出现治理盲区。从一个侧面来看，现实主义回潮是对制度失灵的一种反策动。是对国际制度在应对全球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低能的一种嘲弄。
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的“制度转向”实际上存在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蕴含了日后出现的制度赤字和治理失灵现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全球性的缺失。亦即没有以全球视野设计治理机制和思考治理问题。研究人员大量测试制度主义衍生出来的假设，不断强化制度主义的自信，却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际制度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基本依据，以国家之间的问题为基本对象的。包括规则、机制和规范这三大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如此。以国家为依据，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为目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际关系研究的基底。过于突出国家性，恰恰是制度主义的内嵌缺陷。在基欧汉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基本假定之时，这一缺陷就已经深深埋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体系之中。国际制度的本源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国家而设计，为国家所利用。如果说人类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不能充分解决全球性威胁。《导论》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因此全球学对国际制度的有效改革具有根本性意义。
全球治理需要制度，需要规范和规则，但全球学要求以全球视野改革和设计制度，要求突破国家的思维局限。如果不能以人类基本需求、人类基本问题、人类基本威胁来设计、改革和构建国际制度如果依然延续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为本体、以国家为目的的制度设计，那么世界仍将面临重大的利益纠葛和分歧。难以形成合力应对全球性问题。30多年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虽然人们都意识到现行制度需要改革，而且都强调改革刻不容缓。但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大都从本国角度考虑制度的设计、修改和执行有多少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包含其中？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再次将国家利益至上视为原则和理所当然。试想，如果所有国家都从自身角度出发，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公地只能是一种永远的悲剧。这正是全球学带来的重要启迪。进而全球学强调通过人的回归，使制度彰显人的元素和包含人文关怀。将全球学的终极关怀置于人，应该是这门学问的道德原和理想诉求。这一点虽然在《导论》中着墨不多，但是极具启发意义。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许多危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制度没有包含人的要素。因为制度从设计初始就没有包含对人的考虑和关怀。因此，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制度和设计新制度需要有全球关怀和人文关怀，需要以人为目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国际机制的倒退，尤其在三大回潮态势下，倒退是容易的，也是容易被论证为正确的。
三
全球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必然指向理论多元化，指向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全球化时代和全球性使得话语霸权受到深刻质疑。全球化问题的涌现，也使得建立在国家基础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实践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实质性挑战。从全球视角看待知识和知识生产，以全球为体思考知识的丰富和拓展，应是全球学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阿米塔夫 阿查亚在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 主席期间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 （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GIR）的研究方案，可以说是全球学在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反映。阿查亚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出了几个主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2014年国际研究协会会长报告中所概述的六个核心要素：提倡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以世界历史而非仅以希腊罗马史、欧洲史或美国史为基础；包含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融合地区研究、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摒弃例外主义；承认物质力量；以外多种形式的能动性等。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多元论的普遍主义，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但试图寻找并建立共识。多元论的普遍主义反对同质化，不赞成对其他文明、文化和社会边缘化。同时，这一研究议程的实践基础是复数的世界历史，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历史，甚至地中海的希腊罗马史也被划归为西方。这是这一领域种族中心主义的主要原因。其他文明的历史、声音和贡献都被边缘化了”。这一研究议程的前提就是：世界存在多重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多元的国际关系历史，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始于17世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是，纵观上下三千年，世界范围内绝不仅有威斯特伐利亚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单就东亚而言，就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准国际体系，东亚的朝贡体系，日本的幕府体系等等。国际体系的治理和运行也不仅仅只有威斯特伐利亚所建立和实施的秩序规则和制度机制。承认不同国际体系的存在，并进行比较研究，就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和更加开阔的思维路径。质疑种族中心主义，反对同质性和边缘化，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思想，也符合全球学的理论取向。
当然，全球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和研究议程之中。这就是任何文化、文明和知识都不能以例外主义自居，不能认为自己的文明、文化、社会和实践比其他文明、文化、社会和实践更为优越。更不能将其视作同质化的基础和依据。同时，全球化势必促使不同社会和文化走出封闭的藩篱。走向交流和交往。这会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更为广泛和多元的实践基础。2007年，阿查亚和巴里布赞主持了一个主要由非西方国家学者参与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这一项目推动了国际关系学全球视野的发展，也刺激了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反思和理论建构。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推向全球，是与全球学的知识理路相契合的。
我是主张建构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之所以用“中国学派”来指代具有中国元素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希望以世界观中国从全球知识视野来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使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仅起源并偏安于一隅的封闭系统。“中国学派”意味着我们发展的理论，是全球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不是寻求唯我独尊，而是要做建设性的、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全球学提倡全球视角，“中国学派”需要有这种情怀。从全球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学派”，到底能在全球的包容性知识体系中做出何种贡献。我提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将关系性概念化，并以其作为关系理论的硬核。这样做并不是要取代任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希望以产生于不同社会文化实践的理念，来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宝库。因此，“中国学派”是一个符号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总和的一个分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派，一个既具有文化胎记，也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普遍性特征的知识产品。毫无疑问，“中国学派” 要深刻挖掘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但其目的是实现全球学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和全球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知识生产。
四
《导论》的意义是深远的，思想是前瞻的，人文关怀是浓厚的。在本文的开始，我提到《导论》的学术、学科、思想的三重意义。《导论》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三种意义可能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就学术意义而言，以全球视野反观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需要就切实的学理内容，提出系统严谨的理论问题，并提供对这类问题的答案。在全球学的整体框架之内，许多内容可以衍生出深刻的学理性研究问题，不少视角都可能启发理论的创新。就学科意义而言，《导论》之重要在于开端。这就意味着全球学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需要有一支具有全球学知识的研究队伍，有一套完整的全球学教学体系，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全球学研究成果。中国大多高校仍然没有全球学的课程体系和研究体系，全球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也亟待培养。就思想意义而言，要真正建立起全球学的学术和学科体系，最重要的还是具有全球意识的人。这不仅仅是要有具有全球学知识的人才，而且更要有充满“人类为体、全球为用”思想和情怀的人才。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大同世界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志向和良心的体现。有以理想为支撑，以全球为视域，以人类为目的的人才可能真正将全球学的愿景一步一步地付诸实现。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