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陪读是指从学生的生活到学生的学习，家长全程参与的一种行为。陪读家长通常为此而租住在学校附近，陪孩子一起上学,照顾其生活起居等。上世纪90年代，陪读开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社会关注。根据中国社科院教育研究所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现象。[1]近年来，随着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持续推进，农村家长进入城市陪读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近几年达到高潮。农村家长进城陪读，打破了其家庭原有的以务农为生的生活状态，转而跻身于城市发展的洪流。陪读家庭进入城市，也正遭遇各种各样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对于陪读现象，相关研究主要对陪读现象本身的类型、原因、影响和对策等方面作了一定探讨。首先，有学者将陪读类型划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等三种类型。[2]其次，学者发现陪读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方面，家长观念的转变，家长的攀比心理，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学生提高学习成绩以及解决学生生活问题的需要构成陪读现象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城乡教育差距，应试教育竞争激烈，城乡人才需求差别则是陪读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3, 4, 5, 6]再次，陪读对学生、陪读家长以及城乡教育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陪读有利于学生和家长沟通,增进亲子关系，家长可以更好地照顾学生，免除孩子的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辅导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陪读不利于孩子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塑造健全人格，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压力，使孩子无法形成优秀的学习品质，加剧家庭负担，加速生源流动。[5, 6, 7, 8, 9, 10, 11]最后，关于陪读的对策，学者认为需要从体制和观念两个角度来解决陪读问题，在促进学生及其家长教育理念转变的同时，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2, 3, 4, 5, 6, 7, 8, 12, 13]
以上关于陪读的研究对于理解陪读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但仍存在几点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应然的层面探讨陪读问题，缺乏实地调查，难以深刻理解陪读现象产生的复杂性；二是既有的研究较为集中的从教育学的视角关注陪读孩子的教育问题，却对庞大的陪读家长群体遭遇的各种问题缺乏关注。基于此，本研究将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①进行实地调查，重点研究农村陪读家长群体的陪读历程及其影响，主要借用生命历程视角深入挖掘陪读历程发生分化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推进对农村陪读现象的理解，并探讨在城镇化背景下解决农村陪读家长困境的一些对策。
①这是在本文作者之一的家乡调研，调查者且也曾经历过陪读这一历程，这对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也增进了作者对农村家长陪读经历的理解。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为华县②，位于甘肃省庆市东北部，辖4镇11乡，总面积3776平方公里。华县总人口133700人，其中县城人口超过3万。2013年以来华县南苑新区建设规划，大大推动了城镇建设,并扩大了县城的人口容量。华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山川塬兼有，地形错综复杂。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业仍然作为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当地农民兼业的情况逐步增多，即在农忙时节仍在村务农，在农闲时节则在县域范围内打零工，而离开本县外出打工的农民仍然很少。以林镇梁村为例，全村人口232人，45户家庭，仅有3户村民到县域以外的地方打工，37户村民半工半农，且务工都在本县范围内，5户村民完全以农业为生。总体来看，当地农村仍然相对封闭，跨区域流动较小。2001年，按照教育部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的部署，华县开始大量撤消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部分城镇学校。华县的农村家长陪读现象恰在2002年开始出现，随后几年，陪读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目前，这个小县城集聚了上千户陪读家庭。在近二十天的调研中，共计访谈了28位陪读家长，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三个不同阶段。农村陪读家长们大多同时陪2~3个孩子上学，陪读时长1~12年不等，但绝大多数陪读家长陪读时间都在3年以上。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大致可以将农村家长的陪读进程分为选择、适应、融合与转型四个重要阶段。
②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用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二、进城前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陪读
在乡土社会中，农村人多是安土重迁的，土地是他们生于斯老于斯的地方。[14]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家长开始外出打工，而另一部分家长则因孩子上学，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进入陌生的城市。然而，进城陪读并非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对于不同境遇、不同理念的农民来说，从开始选择就产生了一定的分化。按照王晓慧的划分，陪读类型可以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和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等三种类型。[2]从华县的陪读情况来看，其陪读类型大致也可以依此进行划分。在访谈的28户陪读家庭中，16户是主动型陪读，以高中陪读家庭为主；9户是被动型陪读，以小学陪读家庭为主；3户是随迁型陪读。
徐某，女，42岁。她曾在一个村级小学里做民办教师，工作条件差，待遇也不好，后来岗位转正失败，咽不下这口气，带着孩子离开了农村，进入县城陪读。徐某谈起自己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总在考试时掉链子，两次初中考高中，都差一分，民办教师转正考了两次还是只差一分！全是命，么(没)办法。我就这样了，可我死也不认命，我还要让我的孩子成才，农村学校不行，这点我最清楚了，所以我要带着孩子进城租房子读书，再苦再受罪，为了孩子我都情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也日趋增强，众多家长对孩子有着诸多期待。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这条道路实现以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像徐某这样的家长在农村并不鲜见，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和成才非常重视，毅然主动选择进城陪读。这一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犹豫，这通常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自身的一些社会经历都在告知自己，孩子需要到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如此一来，也才能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不再让孩子与他们一样吃苦受累。事实上，这也曾经是他们这一辈人的希望，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而成为遗憾，由此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并非所有的农村家长在面对陪读的选择时都很主动很坚决，一些陪读家长则另有想法。
梁某，男，32岁。梁某原本在村务农，但山区已经没有学校，2001年已经撤点并校，孩子无处上学，梁某只好带着孩子出来上学。他说：“其实我并不愿意离开农村进城，进城了我吃什么？在村子里，我种着地，收入不多，但不愁吃不愁穿。进了城以后，地没法种，钱从哪里来？可是我不带着孩子出去念书，孩子就没学上了，这辈子就毁了！我还能怎么办？就算砸锅卖铁，孩子的书还是要念的。”
梁某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农村陪读家长的辛酸与无奈。这些陪读家长，对于进城陪读的选择是被动的，也是痛苦的。一方面，孩子的教育是重中之重，但是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其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了孩子而进城陪读，这与2001年全面启动的“撤点并校”的教学改革紧密相关。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 年到2009年，全国小学数量由55.36万所减少到28.02万所，减幅达49.39%，其中以中西部地区撤并力度最大。[15]另一方面，他们对在村务农有较为稳定的预期，而对在城市的陪读生活存有较大的顾虑。但是，尽管充满担忧，他们还是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的选择。而随迁型陪读，则是因为父母本身就在城里务工，子女随其进入城市就读，相对来说他们的纠结少一些。
戴某，45岁。2007年进到城里开出租车，妻子在城里打零工。等他们安稳下来，他们便带着两个孩子进城，一个就读小学六年级，一个就读三年级。他说：“孩子扔在老家给老人照顾还是不方便，我们都到城里打工了，孩子自然也要跟着来读书。如果哪天我们没活干了，或许又带着孩子回家了，或者再去别的地方。”
戴某的陪读主要是因为其夫妇先在城里打工，随后选择将小孩接到城里就读，这与主动型陪读和被动型陪读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他们通常有一方先在城里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孩子将会随着他们务工的地点变化而变化。因此，随迁型陪读，主要是因照顾孩子的便利以及家庭的完整而选择将孩子接到身边，他们在情感上也面临较少的纠结。当然，一些随迁型陪读的家庭多少也暗含有提高孩子学业能力的愿望。
陪读选择的差异，意味着陪读家长的主观意愿不同，这对他们陪读预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主动型陪读中，家长有着提升孩子成绩、改变命运的强烈意愿，而对被动型家长或随迁型家长来说，这一意愿相对要低一些。此外，在家长陪读结束时间的预期方面，三种类型的陪读相差也较大。被动型陪读主要出现在小学陪读家庭里，多因当地无学而上且孩子年幼而不得不到城里陪读，而在孩子具备基本生活能力就读初中以后，陪读家长便计划结束陪读。主动型陪读的家长预期陪读时间通常在三年以上，多在孩子读完高中以后才选择返回农村老家。随迁型陪读则主要随陪读家长务工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若这些家庭不能继续在城里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陪读也可能因此中断。
三、进城初的适应：区隔与排斥
受农村家长的主观期望、农村教育条件和自身条件的影响，农村家长主要形成主动型陪读、被动型陪读和随迁型陪读等三大类型。对于他们来说，尽管选择十分艰难，但进城陪读便要接受新的社会角色，转变社会角色成为他们进城后遭遇的首要问题。
对于进城陪读的家长来说，首先面临的是巨大的生活压力。在访谈的28户家庭中，超过50%的家庭到了年末只能收支相抵，他们的家庭收入以打工收入为主，每年的收入在2万~4万元，而每年的支出一般也在2万~4万元。上文中的徐某与丈夫于2008年开始了陪读，他们的家庭总收入为5万元，而家庭总支出大约4.5万元。在陪读家庭的总支出中，其中房租约通常占到陪读家庭总支出的10%~20%。在华县，普通地段的房租加上水电煤费，每年需要花费3000元以上。而在学校周边，每年的费用甚至高达六七千元。在调查的这些家庭中，部分家庭每年的房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高达37%。正是如此，农村陪读家长进城以后并非仅在家做些家务和照顾孩子，不少陪读家长还要选择在城里做一些兼职，以应对家庭的较大开支。
在访谈的28户家庭中①，近半数家庭为了陪孩子上学，父母双方均进城，且多数陪读家长不得不变更原来的从业方式而选择在城里打工。28个陪读家庭中，专职陪读母亲仅有7人，而保持工作不变的母亲仅有3人，工作发生变化的母亲有18人。父亲没有专职陪读，而父亲工作不变的有8人，工作发生变化的有20人。在调查的专职陪读母亲中，主要有三类人群：一是高三陪读母亲和小学三年级之前的陪读母亲，需要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二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依靠父亲的收入可以维继家庭的开支；三是因为个人能力问题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陪读母亲。
①本文是质性研究，文中所做的数据统计仅仅针对笔者随机访谈的28户家庭的统计，不作为定量意义上的推广。之所以做这样一个统计是为了方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这些陪读家庭的差异，但是数量的多少仅作参考，不作为总体的抽样代表。
从职业变更情况来看，陪读家庭的父母原来多在村务农，而在进城陪读之后，因时间和距离的问题，继续从事农业的很少。母亲多从事一些兼职工作，打些零工，或者作为超市店员、饭店厨工等，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陪读家庭的父亲也是以打零工为主，其次是做司机，还有个别成为自营货车车主、五金店店主等。调查发现，陪读父母所从事的工作多是非技术类的工作，这也与陪读家长自身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有限紧密相关。而少数具备驾驶、建筑、机械维修等技术的家长则通常转变为专门的技工，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为稳定，月收入一般在3000元左右。总体而言，多数陪读家长的工作具有非正式性、临时性的特征，他们对工资薪酬的满意度较低，对工作的认同度也相对较低。
此外，农村陪读家长进入陌生的城市，不仅要维持生存，还要学会适应城市的生活。从调查情况来看，陪读家长进城陪读，一般需要三个月到一年的适应时间。由于城乡的区隔，陪读家长们通常遭遇一些尴尬。由于没有城镇户口，通常不能享有城里人的一些权利。比如，他们的孩子在求学时或多或少会遭到学校的排斥，这种情况尤其在幼儿园和小学中常见，一些家长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方能让孩子入学。其次，在这个小县城里，成为城里人的最主要标准是在城里拥有自己的住房。由于大部分陪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为了少交房租，多生活在城里较偏僻的地方，难以享受较为舒适的生活。在访谈的28户家庭中，仅有8户家庭租住在城市的中心街道周边，而其余20户家庭都租住在城中心两旁的半山坡之上，前者房租约是后者房租的1.5~2倍。不仅如此，农村家长的一些消费理念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农村陪读家长刚进城时保持高度的节俭特性，对城市的一些高消费望而却步。李三哥的经历则是一个典型。
李三哥，34岁。2009年开始进城陪读，他回忆起当时的生活：“那时刚进城，土里土气的。不敢随便出去，怕人笑话。吃的都是家里捎来的，衣服也是旧的。街上的店我从来都不进去，太贵！人家一看你这打扮，都不待见你！城里人跟咱不一样，人家有钱了就去下馆子买衣服打扮自己，咱哪有那闲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哪也不去，省得乱花钱那样也不好受啊，整天窝在家里啥事儿干不了，人都憋出病了。”
许多陪读家庭在进城伊始都有过这样的心理，觉得自己土气，不敢花钱，也不敢出门与人进行社会交往。不敢随便花钱事实上是自卑感的体现，也是在与城市生活理念的比较下产生的不自觉胆怯。这种心理直到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之后才会逐渐消失。而农村人的一些行为方式有时也会遭到城里人的指指点点。例如，农村妇女在城里买东西通常挑挑拣拣特别仔细且对价格特别计较，爱贪小便宜等，这经常会遭到一些店主和城里人的反感，少数家长甚至因此与店主发生口角。
总的来说，陪读家长进城多少会遭遇一些因城乡制度差异而带来的社会排斥，而且还因各种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产生内心挣扎与自卑心理。城市与农村的区隔与排斥，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转变变得更加艰难。
四、适应后的融合：转变与突围
随着陪读家长在城里生活时间的增长，陪读家长逐步开始适应城里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俨然成为了名义上的城里人。经过几年的工作生活，很多转变也在悄悄地发生。
首先，多数陪读家长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并逐步适应工作的节奏。陪读家长进入城市之后，日渐熟悉城市的环境，并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陪读家长在找工作的过程多少遭遇过被拒或者被解雇的情况，而且通常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的职业。但是，即便打零工，其收入也相比务农高出许多。由于陪读家长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有限，陪读母亲们大多散布在超市、服装市场和餐馆等服务行业，而陪读父亲中的一些人则凭借一些老手艺或者重新学习一些技艺，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做司机，做技工等，高小妹的父亲便是一个例子。
高小妹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进城读书三年了，她的父母在刚进城的时候只能在工地里打零工，不但待遇低，而且工作岗位经常换。现在，高小妹的父亲在这几年的摸爬滚打中，学了门粉刷的手艺，现在也算得上是专业人员了。每个月的收入也有两三千，有时候甚至更多。
其次，一些陪读家长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逐步克服了对高消费的恐惧。受城里人的影响，一些陪读家长开始认识了什么叫做“品牌”，不再仅仅迷恋于夜市地摊的杂货，而是开始了解到“品牌”的内涵。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陪读家长们也不再囊中羞涩，一些母亲们开始学会像城里人一样打扮自己。事实上，这也正是陪读家庭消费支出增大的重要表现，这也成为陪读家庭无法形成财富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很多陪读家庭的消费并不会过于奢侈。
再者，在城里生活久了，一些陪读家长们的人生观也逐步发生变化。“一亩三分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乡土社会生活随着近些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远去。但对那些之前不愿离开农村的进城陪读家长来说，进城则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们也希望在城里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在上文的第二个案例中，梁某原来并不愿意去城里陪读，只是由于山区没有学校而不得不进城陪读。但是，经历了几年的陪读生活之后，梁某不再存有“进城里吃什么”的担忧，而是希望把日子过得更好。梁某说：“以前觉得农村的生活安安稳稳就挺好，日子一天天也就过去了，到城里才发现日子还可以有这样的过法，我们也得努把力，把日子过得更好！”
此外，正如他们当初进城陪读之前对农村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把这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看作自己未来的归属。他们开始习惯城里的工作和生活，也共享着城里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更便利的生活。甚至在春节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很多陪读家庭也选择留在城里，王群家便是一个例子。
王群的父亲说：“我进城六年了，前几年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顺便收拾收拾院子，扫扫屋子。家里也种着地，农忙的时候也要回去照看。这几年就不再种地了，逢年过节不怎么回去了，家里的房子已经没法住了。”
刚进城的时候，陪读家长中的绝大部分人不曾想到自己要在城里安家，能在城里买房，并像城里人一样生活。随着对城市归属感的增强，一部分陪读家庭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但留在城里的最大障碍便是能否在城里购买一套安家的房子。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房子是家的物质基础，有了房子才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受访的28户陪读家庭中，已经买房的农户有3户，他们是一位五金店店主和两位自营货车车主；有明确买房意向的11户，多是从事技术性工作且收入相对稳定的陪读家长；打算买但买不起的6户；明确不买房的8户，多是以农业收入为主，在城里打工只是作为兼业的这部分陪读家长。换言之，已经买房并且有明确买房意向的合计14户，这些人很可能从农村向城市突围，而其他家庭则多在陪读结束之后选择返乡。
一些陪读家长之所以能够在城里买房，显然与他们的收入增加紧密相关。由于陪读使得一些农民来到城里打工，他们的收入也逐步增加，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在农村务农的收入。在租房陪读前，多数陪读家庭的年收入在3千元到3万元之间不等，少有家庭年收入超过3万元的家庭。进城陪读之后，80%家庭的年收入获得增长，且涨幅基本在1万元以上，少数家庭的年收入增长到1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租房的不稳定性容易使得陪读家长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房租也在逐年上涨，更坚定了许多家庭买房的决心。他们也日益认识到，在农村不仅难以获得城市的便利，也难以获得职业发展与社会流动的空间。
总之，居住城市多年之后，农村陪读家长在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工作方面更接近于城里人，而且在观念和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但是，陪读家长群体内部因获取资源的能力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也开始凸显并逐步累积，部分群体能够在转变中突围，部分群体只能随着陪读的结束而选择离开。
五、陪读结束后的转型：回乡还是留城？
农村陪读家长经历了进城的艰难选择，也经历了城乡的区隔与排斥，但经过多年努力，开始逐渐适应城里的工作和生活，部分陪读家长甚至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农村陪读家长历经数年完成陪读任务之后，回乡抑或留城再次成为不少陪读家长的艰难抉择。
调查发现，经历数载的进城陪读，使农村家长的观念获得较大改变。一些家长开始留恋城市生活的各种便利，也深知城市所带来的更多发展机遇，所以很多人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并在这里生根发芽。但是，受现实条件制约，陪读家长并非都能如愿。对陪读家长而言，留在城里最大的阻碍是住房问题，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只能望“房”兴叹。大部分陪读家长在陪读的几年里收支基本平衡，少有家庭能够在承担沉重压力的同时仍有较多结余。因此，当孩子毕业以后，留城对许多陪读家长而言比较艰难。正如上文的调查统计，在受访的28户陪读家庭中，仍有一半的家庭不打算在城里买房或者有打算但买不起，尽管他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高额的回报。徐某家算是收入较高的陪读家庭。
徐某每个月的工资有2000元出头，丈夫的工资多一些，每个月6000元。这样一来，夫妻二人每年的收入在10万元左右，除去每年4万元的花销，富余6万元。当然，这是他们近两年来的收入，而他们在进城伊始也仅仅勉强维持生计，所以进城四年来他们家至多攒下20万元。
按照华县房价行情，一套100平米的砖混新房价格在30万~40万元之间，加上装修费用，累积需要花费35万~45万元。如果是按揭付款，按照10年贷款期限计算，首付大致为9万~12万元，每月偿还的房贷至少2000元，再加上装修所需，首批资金大致需要14万~17万元。也就是说，农村陪读家庭若想在城里买房，至少需要14万元的资金储备，且每个月有能力支付至少2000元的房贷。按照如此推算，徐某家已经具备在城里买房的条件，但必须购买新房，因为二手房通常不接受贷款而需要有更多的现金储备。不过，徐某这样的家庭毕竟还在少数，大多数的陪读家庭很难承担起高额的房价。
张某在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就陪着她进城读书了，至今已经五年了。在未进城时，他们家的收入不到一万元，不过在农村生活成本低，这些收入足以度日。进城以后，张某打些零工，他们家的收入增加了，到现在每年收入能达到三万元。但是在城里生活，这些收入也仅能维持在城里的正常生活。张某说，她的父母不愿再回到条件差的农村了，他们打算在城里买房，可是经济能力远远不足以承担这昂贵的房价。
张某家可谓是众多陪读家庭的一个缩影，他们渴望在城里买房并留在城里生活。正如陪读家长们经常念叨的那样：“出来(农村)容易，回去就难咯！” “回去就难咯”呈现的是一些陪读家长们内心的挣扎和纠结。陪读家长们买房，心有渴望但财力不足。也因此，一些陪读家长只能在孩子上完学后，怀着遗憾离开他们依恋的城市，回到农村老家，结束陪读生涯，继续过着以务农为主的农村生活。
调查发现，农村陪读家长能够留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有一份稳定且待遇较为丰厚的工作；买房前有一定的原始财富积累；自主创业或者从事自由职业，盈利较丰。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农村陪读家长留在城里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不过，满足这些条件，对许多农村陪读家长来说还是较为困难的。如此一来，陪读家长内部在时间累积和个人主观能动的作用下，分化也越发明显，最后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返乡家庭和留城家庭。
通过对农村陪读家长陪读历程四个阶段的呈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陪读对农村陪读家庭生活的重大影响，以及随着陪读时间的变化，陪读家庭的一步步转变。从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可以进一步理解陪读家长逐步发生转变的影响机制。
1.陪读过程中家长的社会角色调整是理解陪读家庭生活变化的基础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某一阶段稳定的角色关系会给人们提供方向和规则，然而，生命历程理论不仅关注社会角色的稳定性和世代性，更将时空因素纳入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角色的变化。[16]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在不同的时空下，社会角色的不断调整成为常态。陪读家长从最初主动型陪读、被动型陪读和随迁型陪读的选择，直到最终的留城抑或返乡，实质是一个不断调整社会角色的过程。
在陪读前，多数农村家长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以农业为生，且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生活相对安逸。他们在农忙时辛勤劳动，农闲时则待在家里，或者和村子里人一起喝酒打牌。他们的社会角色较为稳定，尚没有进城的打算，甚至存有“进城吃啥”的担忧。由于陪读，一些农村家长不得不选择进城。但是，无论是主动型陪读或是被动型陪读的家长，还是随迁型陪读的家长，陪读原本只是他们认为的一个生活过渡阶段，先前都有一个陪读结束后返乡的预期，只是时间长短存有差异。进城以后，陪读家长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原有的社会角色无法持续。为了供养家庭和适应城里的生活，陪读家长开始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逐渐从农民转变为打工者的角色。
农村陪读家长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既非农民，也非城里人，似乎更接近于农民工的社会角色，但却和农民工有着一定的区别。与农民工不同，陪读家长不是单纯的外出务工，他们的身上还肩负照顾孩子的重大责任，而这恰是他们进城的最主要动因。这一角色一直从进城后开始打工延续到孩子毕业，然后才会再次出现转折。
伴随着陪读家长的角色调整，陪读家庭的生活逐渐脱离农村，人生观、消费观、归属感等均发生变化，越发凸显城市生活的特征。因此，当孩子毕业以后，绝大多数家长有了留在城市的社会期望，期待能够安家落户成为城里人。然而，受现实因素的制约和个体能力的差异，陪读家庭出现了分化，而这也将进一步影响着陪读家长们的角色调整。对于能够在陪读过程中定居城市或者陪读结束后定居城市的家长，他们则能延续先前的角色。对于孩子毕业以后回到农村老家的陪读家长们，由于他们已经适应了现有的角色，再次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农村生活时，又出现一些不适应感。然而，微薄的打工收入无法承担起那昂贵的房价，返乡成为他们最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陪读家长们只能再次调整社会角色以适应农村的社会生活。
不同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家庭对个人角色期待的变化标志着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17]转变往往以入学、毕业这种社会规定的事件为标志，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每一次转变都嵌套在一定轨迹中,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每一关键性的转折点都会给轨迹带来一种方向的变化，并在个人身上留下社会影响的烙印。[16]
孩子升学迫使农村陪读家长做出抉择，抉择的过程是痛苦的，而抉择的结果更给陪读家长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孩子进城读书，家长进城陪读，无疑让陪读家庭的轨迹发生剧烈变化。伴随着孩子升学，陪读家庭不再是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们的生活逐渐和城市接轨，并且获得在城里的发展机会，这是陪读家庭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变。随着一些陪读家庭的经济条件获得改善，买房这一重大的生活事件则成为农村陪读家庭能够生活在城市的关键因素。如若这些陪读家庭有能力买房，他们就不用辗转租房，更不用回到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农村。买房使得农村陪读家庭从寄居向定居转变，一些陪读家庭从“农村人”转变为“城里人”。
孩子毕业这一生活事件，再次导致农村陪读家庭的抉择和转变。孩子毕业后选择回乡的陪读家长，意味着要放弃城市生活，结束数年来与城市生活的交集。与第一次转折不同，这次他们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可能意味着城市生活的结束，陪读对他们来说，可能仅仅成为一段不同于农村的生活经历。
实质上，对农村陪读家长而言，整个陪读历程即是他们生活出现转折的重大事件。若非因为陪读，一些农村家长可能就不会离开农村而进城，也难有在城市生活多年的体验，也可能较少存有买房而留在城里的想法。总之，陪读的发生标志着陪读家长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
3.累积的异质性导致陪读家庭生活发生分化
累积是生命历程资本遭遇生命风险时产生的，累积的过程就是不同个体所掌握的生命历程资本产生分化的过程，而累积的异质性首先由于个体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事件。[18]事实上，即使经历同一历史事件的陪读家长也存在着复杂的分化，而这往往是个体能动作用的结果。累积性分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累积因素累积的作用方向是弹性多变的，这是因为社会变迁对个体生命变迁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时个体发展又具有能动作用。[19]因此，从陪读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村家长的陪读历程及其最终不同的命运。
华县陪读家长，其生命历程跨越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变迁时期：21世纪初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和近年来华县南苑新区建设规划。2001年，华县农村地区大范围的撤点并校使大批农村家长进入城市开始陪读，促发了进城陪读家庭的大规模产生。但是，由于不同陪读家庭初始积累就存有差别，进城陪读的主观意愿和预期也存在差异，这对后期陪读家庭分化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来，华县大规模向县城南部扩建，扩展县城面积。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华县原本较高的房价产生较大影响，城区大范围扩建扩充了住房储备，所以新区房价大大降低，这为部分陪读家长在城里买房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陪读家长获取资源的能力差异，陪读家长的工作发生了变化，陪读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更加明显。在家庭经济条件方面，有的陪读家长已经具备买房能力，而有的家长却只能继续寄居在城里。在工作方面，有的陪读家长凭借一技之长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有的陪读家长自主创业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有的陪读家长却只能和进城初期一样打零工赚些苦力钱。徐某家和张某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就是一个例证。也因此当第二次社会政策变迁来临、城镇化进程加速之际，因个体能动作用的差异，才有返乡陪读家庭和城市定居陪读家庭之间的巨大分化。像徐某这样能够成功转型定居城市的陪读家庭，是社会机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七、 结论与讨论
农村陪读家长的生活轨迹伴随着陪读历程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受主客观原因影响，农村家长陪读存在一定的类型差异。随后，陪读家长经历了城乡差异的区隔与排斥，并日渐适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最终又在留城与返乡之间出现分化。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陪读过程中家长社会角色的调整是理解陪读家庭生活变化的基础，社会角色能否顺利调整成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以及最终去留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陪读历程中，陪读构成陪读家长的重大生活事件，促发他们的生命轨迹发生转变，而孩子上学、买房和毕业等重大生活事件则构成了陪读家长生命历程演变的关键因素，引导着陪读家长不断做出选择。同时，在同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农村撤点并校促发了农村陪读家庭的大规模产生，但由于不同个体累积的异质性，进城陪读的家长沿着不同的生命轨迹演进，一部分人成功突围留在城市，而另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返乡。
农村家长选择进城陪读根源在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因此，陪读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入手。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地区人口聚集区教育资源的投入，优化学校软硬件设施，建立城乡学校间的教育教学互动机制，以城市优越的教学模式带动农村教学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尽量消除农村地区学生在城市读书的制度性壁垒，同时提高城市人口容量，对进城读书的农村学生及陪读家长给予更多的接纳与支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然而，通过行政手段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逐步转变人们的教育理念均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鉴于当前陪读现状，针对陪读家长的分化，应当实行差异性扶持，有效缓解当下陪读家长面临的困境。针对陪读家长这一群体，政府应当积极开展就业培训，为农村陪读家长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实施“授人以渔”的扶持政策，以此解决陪读家长生存生活的根本保障，帮助留城的陪读家长平稳扎根。当然，对于无法留在城里的返乡陪读家长，则需进行差异性的扶持。相对来说，返乡的陪读家长往往生活较为困难，需要地方政府实施适当补贴性政策和激励性政策，使其更好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顺利回归农村。如此一来，农村才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总之，农村陪读家长发展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应当抓住城镇化的机遇，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城镇化，包括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社会群体福利的满足。[20]因此，实现陪读家长自身的长远发展，必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实现质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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