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最新研究，二胎新政下的中国在2050年前会迎来三波婴儿潮，分别出现在2017-19年，2036-2038， 2048-2050。可惜这三波都是小婴儿潮，实际人口增长会比政府预期的低许多——到2050年前，该政策可增加1800万劳动力，远低于预计的3000万；生育率将逐渐降低至1.47，低于预计的1.8。
量化模型
生育率会在未来几年有短暂的提高上升，但是，中国农村的生育率趋势告诉我们，1.8的生育率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一胎政策只在城市执行，农村一般都可以生两个孩子，可即便如此，2010年的农村生育率也只有1.79，没有达到1.8。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有更多农村人进城工作，农村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未来几年，城市被压抑的生育需求会在第一波婴儿潮集中释放，但是从长期来看，城市的生育率不会超过农村。
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参照组是中国的邻国，重点关注文化相似的日本和韩国。事实上，东南亚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的困境——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台湾的生育率都低于1.5。中国当前生育率为1.67，比其他国家略高，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太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Gary Becker所指出的，随着收入增长，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生育率会随之下降。中国当前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而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生育率都低于1.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生育率在2030年会降低到1.55，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并在2050年降低至1.47，接近于现在的塞浦路斯和古巴。
为什么不生二胎
导致生育率低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人均收入和女性受教育的程度，相比之下政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一胎制度从1980年起推行，但在那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在快速下降了——每个妇女生孩子的个数从1970年的5.5个迅速降低到1980年的2.7个。之后随着一胎制的全面生效，生育率进一步下跌，但是趋势非常缓慢。目前的低生育率更多反映了年轻人自愿的选择。换句话说，就算没有计划生育，单靠提高收入和女性教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达到现在的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上高中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或者人均收入每上涨1000美元，生育率会降低1%。
社会配套服务的严重不足也在降低人们生孩子的意愿。首先，中国的儿科服务严重不足。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现有儿科医生10万名，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43。如果对照美国的数字1.46，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高达20万。婴儿潮将给未来几年的医疗系统造成沉重压力。另外，尽管养老体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距离能够依靠政府来养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80后作为二胎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还同时承担着最沉重的养老责任，生二胎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经济压力。
女性教育的进步进一步提高了生育的成本。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女性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地位相对较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惊人的70%，处于世界非农业国家的最高水平。而一胎政策，尽管有种种弊端，也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好处，就是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大大提高了。2014年的在校大学生中，女生的比例高达52%，已经连续五年超过了男生。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给了女性更大的发言权，这往往意味着结婚生育年龄的推后。从2000到2010的十年间，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由23岁推迟到26岁，首次生育年龄从26岁推迟到了28岁。
女性在生育和事业之间的困难平衡也大大降低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尽管中国女性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职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女性通常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接近男性的回报。年轻女性在就业市场遭到的歧视尤为严重。考虑到高昂的财务成本，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企业都不会倾向于雇佣育龄期女性，这不奇怪。
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立法保护妇女权益并给企业配套的奖励政策，比如规定雇主不许在入职前询问生育状况和意愿，给企业二胎补贴或减税，男女双方都休产假等。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规定，因此生二胎是个尤为艰难的选择。
女性引领未来
废除一胎政策是正确的决定，它会增加中国新生代的劳动力和纳税人，使社会性别比例趋于合理，也将会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但这个举措对于中国女性来讲也可能是某种倒退。一旦废除了一胎政策，并且重男轻女的传统回归，不少女性将会被迫辞去工作来照顾家庭。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供给甚至可能因此恶化。
美国的历史可能映射着中国的未来。二战后汹涌的婴儿潮改变了整个社会格局。当时的美国经济繁荣，妇女追求自由，向往有成就感的生活，而突然增加的家庭负担给她们造成了沉重的困扰。美国学者Richard Easterlin和Susan Faludi等认为，婴儿潮直接引导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和之后更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当今中国，多项改革僵持不下，社会矛盾凸现，每个利益集团都被经济洪流裹卷着前进，却无法发出引领潮流的声音。女性善于从细微的变化中找到突破口，在中国的大转型时代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的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可能会成为下一次中国社会变革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