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路线。对历史不了解或误解，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甚至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如果认真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就可以发现，他是非常理性的，某种程度上是以低姿态，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有些人在不久前炒作的中国人在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
有些人把“一带一路”的成功称为“万国来朝”，这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出现这些有偏差的想法，是因为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一）“丝绸之路”的概念变化
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现时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实际上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实际上，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内容）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有些确切讲只是交通线路，而不是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道。
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中国新疆、中亚，或者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
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已经扩展到印度、巴基斯坦，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此。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有不少2000多年前的干尸，其中有很多欧洲白种人。再比如，高加索到中亚这一带的人是人类最早驯服马、掌握骑马本领的，这是在3000多年前甚至更早。
而在中国内地，汉人的祖先到战国初年才学会骑马。孔子时代，中原的马是用来拉车，而不是骑的，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是“驭”。学会骑马后，服饰也发生变化了，高加索一带游牧民族发明裤子。中国考古界也发现，全国最早的裤子是在新疆发现，有3000多年历史。
再如汉传佛教，就是从三条丝绸之路之一传过来的，再从河西走廊传到中原，也有从印度、尼泊尔直接传到中国西藏，就是藏传佛教。阿拉伯势力强大后，伊斯兰教扩展到新疆，整个新疆特别是南疆就皈依伊斯兰教。
有观点认为，新疆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好像是从内地传过去的。这是不对的，有汉族的文化，但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而且往往其影响还在汉族文化传播之前。
这一带跟中原地区的交通早就有了，人类早期是喜欢交往的。证据也有，河南安阳曾经出土过3000多年前的商朝妇好墓，其他商朝墓中已经有玉器，经鉴定为和田玉，证明3000多年前已经能把和田玉运到中原甚至更远。比如张骞是陕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导的，证明交往早就有了。
但要称之为“丝绸之路”，是有特殊含义的，涉及主要贸易手段是什么，存在于哪一阶段。
（二）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维护动力来自外界
从以上角度，我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我想强调的是，汉朝当时没有（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
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现象。
古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
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目的。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打败匈奴，他得到情报：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大夏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这并不容易，因为距离太远了。
当张骞到达以后，大夏君主在那儿已经住得很舒服了，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变化，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但丝绸也不是张骞出使才输出的，实际时间更早。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China，一种说法是波斯人将中国成为“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China读音;第二种说法是与“秦”谐音。至于称瓷器为China，则是倒过来，因为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可见张骞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经知道中国产瓷了。
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但商品经济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东西有需求。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唯一来源，且丝绸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的高价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价。
但丝绸之路无论从哪条路线都是非常艰苦的，从南面要穿过帕米尔高原，从北面草原则距离更长，而且绕不过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没有导航、机械交通，主要依靠骆驼、牛、马、人力的情况下，代价相当高，没有强劲需求不可能支撑。
（三）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多人反对，因为会糟蹋良田，换来的是干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开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绿洲、祁连山、稳定水源。
中国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也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
而现在不同，我们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主动，但如果没有对方的主动响应，就建不起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互利，不搞零和，建立经济共同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唯一选择。
建设“一带一路”出于中国主动，如何使对方积极响应并能持续，需要有相应的对策。在商言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考虑怎样使对方有动力，不要认为我们想建就能建成功，而对方一定会感恩戴德。
对方有对方的考虑，例如以前两国要建中哈边贸城，中国基本建好了，但哈萨克斯坦基本没动。为什么他们积极性低？因为地理原因的限制，对方靠近边界是无人区。这与越南不同。中越就一河之隔，边贸禁都禁不了，跟朝鲜也一样。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理不一样了。经济带的建设，别的国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哪里，对方的油气、棉花不一定要卖给中国。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前提。
丝绸之路通少断多，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民间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
公元9世纪以后，海运发达起来，这条“丝绸之路”就多是作为中亚内部交通线了，比如中国的新疆喀什到中亚，而不是从内地到中亚。这个过程往往被忽略。
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新疆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管理困难，因此采取松散的、监护性质的管理，都护就地解决问题。由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利用中央权威的就地监护管理，其中的小国只要每年上报户口，表示服从统治即可。
西汉后期的著名人物陈汤发现，被自己打败的匈奴北单于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于是擅自调动六小国兵力将其消灭。但汉朝有争议，有的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却认为，他假借命令，没有汇报。这反映了汉朝在遥远的西域的困境，对西域的统治仍不稳定。最终对西域的统治只维持到西汉结束，王莽时已经不能维持，西域都护府最终撤掉。
东汉“三通三绝”，此后时断时续。
丝绸之路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而且有时的维持完全靠杰出个人，比如班超，以及西汉留下的威望。但国力无法维持时，朝廷就下令撤退。东汉之后，这条路经常名存实亡。北魏实力强大，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来了中原，但当中原战乱，无暇他顾，正常的贸易、交流又会断掉。只有中原政权能够牢牢控制中亚时，丝绸之路畅通，中国能掌握主动权。
唐朝初年，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控制了锡尔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面到了阿富汗，在西方有个军事行政的中心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很畅通。安史之乱爆发，西域空虚，藏族祖先吐蕃扩张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后，唐朝西界只到今天的甘肃，不可能再控制西域，早期发达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存在了。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中央内部的交通线了，已经失去了。
明初一度控制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无法控制，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丝绸之路。
海运一通，就更没必要走陆上丝绸之路的崇山峻岭了，而且海运不是以丝绸为主，还包括茶叶、香料、瓷器等，这是重大的变革。
三、为什么要强调“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我们不要认为，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历史上一直存在畅通的丝绸之路，这也就是习近平强调新疆问题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原因，我们要正视历史问题。
回顾历史不是说中国要去重新控制中亚，而是必须承认，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畅通是以中国对中亚的控制为保障的。中亚的稳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应有相应对策，如美国、俄罗斯的影响，宗教、民族（突厥语系）、水资源等。
中亚是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方向，但我们有必须面对的一些局面。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中亚的影响日益扩大，出兵阿富汗，就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机场，2006年我们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才知道那里的友谊桥就是北约运输物资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比哈萨克斯坦人还多，这是斯大林长期移民的结果。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变化很大，有亲西方的，有以民族独立为主的，有亲俄罗斯的。再如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重要接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哈之间并非没有利益之争，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问题，伊犁河是哈萨克的主要水源，但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中国应该怎样跟哈萨克斯坦保持关系?
我们互相不干涉内政，但什么是内政？如果他们的内政影响到了国家利益时，我们应怎么办？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政权更迭，总统更换，执政党更换，如何遵守原来的协议？
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则应考虑马六甲海峡、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苏伊士运河、中美洲地峡等。马六甲海峡是我们目前主要的运输通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缅甸的形势很微妙，我们应该回过头想想我们对缅甸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曾想，为什么希拉里是第一个会见昂山素季的，中国照理应主动调停昂山素季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话现在局面就不同了。
建设“一带一路”时，我们必须考虑，对这些地方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怎样在战略上保证中国的利益。
四、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往往有很多误解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海洋观都来自于地中海，但地中海只有一个，非常特殊，基本是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是非常便利的。中国最接近于地中海的是环渤海地区，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地区交通方便。但中国不具备地中海周边群星灿烂的文明，如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亚述、两河文明等，有多种文明的交汇，文化不断交流。而环渤海地区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岛历史上较为落后，它们学习中国积极性高，但中国学习它们的动力没有，也没有必要。
海洋不过是载体，海上的航行终点在哪儿，能带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这才是本质。沿线牵涉到什么文化，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看海上丝绸之路。
但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因为中国观念中，海就是边缘，四海之内、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说法都是体现。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这之后的初级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取其经验和技术（针路，牵星过洋），目的在宣扬国威，无经济目的，是通过政治活动，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号召沿线国家到明朝来朝贡。
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对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只想让人来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比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日本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朝贡不是剥削，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一般情况下，不计较经济效益，只讲政治。
但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官民嗟怨，而且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这些都是历史教训。
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如果什么都看成政绩工程，不考虑经济效益，全部依靠政府的免税政策，而不是依靠民间经济上的交流，我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反而会增加外界对中国的抵制。相反，正常的民间交流、贸易倒是容易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此外，我们还要在文化、民族、宗教上做准备，了解外界的情况。
坦率地讲，以前我们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像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珍爱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赏、赞美别人的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同样也很难达到我们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