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制度！制度！这是2012年西方财经界和读书界最震慑人心的天籁之声。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热衷于追求国际范儿的中国财经界和读书界，这一声音却没有激起多大回声。三年过去了，音调不再高亢的“制度！ 制度！制度！”终于在众声喧哗的2015年初夏传入了中国。
天籁之声的曲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部2012年的国际畅销书，回答了任何不无趣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都会为之兴致盎然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极度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异常贫困？国家为什么会兴起，而有些一度勃兴的国家为什么又会衰败？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无数智者贤人为回答这些问题而殚精竭虑，答案也五花八门，包括地理民情、资源禀赋、宗教文化、精英抉择、政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面面俱到但却蜻蜓点水并非西方智者的思维和论述方式，而剑指最重要影响因子，方显分析功力。当代新制度主义智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剑芒，寒气逼人。透过比较历史政治经济学分析，二位合修的大气磅礴之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揭开国家贫富兴衰的谜底：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于2012年春由知名出版商兰登书屋的子公司皇冠商务出版，一时间在西方的财经界和读书界激起阅读和阅听热潮。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各路媒体刊载无数书评，书评者既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包括知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
事实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曾在中文世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不仅有相关读书会、书评和论文详尽讨论此书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有论者干脆以《国败论》作为此书中译书名，以推崇其堪与《国富论》相比肩的思想和写作功力。该书英文版出版后不到一年，其繁体字中译本就在台湾出版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该书简体字中译本直到2015年5月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印行，且有所删节；更令人扼腕的是，原书目录每一章正标题下大多有一两句话的副标题，醒目点出该章的核心内容，但不知为何，这些副标题在简体中译本中都删除了。《国败论》共有15章，第13章是点睛之章，正标题为“今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唯其副标题仅有三词：“制度！制度！制度！”可是，黄钟大吕之音，却在简体中译本中泯然无存。
尽管姗姗来迟且黯然失色，但《国败论》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依然及时。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制度变革的深层推进，却已成为举国智者忧思的焦点。作为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杰作，《国败论》的如椽巨笔揭示了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和国家衰败的充分条件，为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政策的研讨和制定，确立了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思考框架。毫无疑问，对于所有关心华夏兴衰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应该出现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
一、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智者
《国败论》在西方读书界取得的巨大成功，与阿西莫格鲁的学术号召力不无关系。这位冉冉升起的巨星，在国际经济学界真可谓无人不晓，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被称为“鲁神”。鲁神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系的讲座教授。这位1967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亚美尼亚家庭的聪慧学人，25岁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被MIT挖角，并在33岁时晋升为正教授，37岁时荣升讲座教授。
对经济学江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MIT稳居五岳之列。在如此声誉崇隆的学堂仅用十年多时间就晋升为讲座教授，非有过人的成就而不可能。事实上，鲁神的学术成就，那是相当的过人，简直可以用彪炳、强悍、神奇来形容，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见“巨牛”、“超牛”之类的礼帽。自2000年以来，鲁神每年以5篇－10篇的频次在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试比较一下，中国众多顶级大学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在顶级国际学刊的年发表论文总量多不足20篇）。尤其突出的是，近十年来，鲁神稳居世界引证率最高的前十位经济学家之列（多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其引证宽度（即考察引证者所发表论文的亚学科范围）的排名更是稳居前五，足以凸显出其学术影响力之强和学术影响力之宽。鲁神于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该奖有“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鲁神的产量如此之高，难道真是他一人所为吗？据说在克拉克奖颁奖仪式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大牛曼昆调侃说：“达龙，你的神秘双胞胎该出场了。”
依照中国人的概念，年龄不到半百的社会科学学人均属青年。2006年，年仅39岁的鲁神当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7年，鲁神又荣获了匈牙利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约翰·冯·诺依曼奖。诺依曼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在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气象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科学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以这位科学大师名字命名的奖项，自1995年颁给那些为“精密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国际学者，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声誉之隆，不亚于诺贝尔奖。鲁神终将荣膺诺贝尔桂冠，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早已是随处可闻。
鲁神的长期合作者罗宾逊196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曾任英国派驻多个殖民地的官员，罗宾逊自小就随父亲在加纳、尼日利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来，罗宾逊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并在2009年荣升讲座教授。尽管罗宾逊在鲁神的阴影下多少有些星光黯淡，但他的光芒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四射了。2012年，罗宾逊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15年2月，罗宾逊被芝加哥大学挖角，荣膺大学讲座教授，在该校的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任教。
鲁神和罗宾逊都接受了经济学的正宗修习，但其学术修为恰互有长短、刚柔相济。经济学的无上内功心法有二：一是数学建模；二是统计计量。鲁神之所以神乎其神，全在于其内功修为至少达致八层境界。将模型和计量之功用于分析寻常的增长、失业、培训、收入分配、工资结构、失业保险、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积累等经济学问题，只不过是少年鲁神修习内功的操练而已。进入21世纪之后，鲁神的关注转向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普选、腐败等词汇出现在他的论文题目之中，这些充满了模型和计量的论文是很多不谙数理分析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看不懂的。鲁神能将建模和计量炉火纯青地施展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分析，足见其经济学内功修为之深，不枉其成为诺依曼奖的第十二位获奖者。
与鲁神有所不同，罗宾逊的经济学内功修为尽管不弱，但其修习了英国学术传统看重的历史叙事和案例分析之功，却在经济学人当中卓然不群。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平涩、无趣、贫乏、生硬的文笔不同，罗宾逊的文章总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罗宾逊多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生活工作和田野调查经历，使得他的作品不仅能对历史事件发潜阐幽，也能对当今世界高谈阔论。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下简称“阿-罗”）自2000年双剑合璧，将他们基于自身经历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何以纠缠不清的思索，成功地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阿-罗合著《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0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已成为比较民主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学术经典。2007年，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两项大奖：一是政治经济学年度最佳图书威廉·瑞克奖，该奖项以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学派创始人冠名；另一个是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专门颁给上一年度有关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的最佳著作。阿-罗2006年在顶级政治学学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合发一篇论文“从政治视角看经济落后”，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7年最佳论文奖。
《国败论》揭示了制度对于国家贫富兴衰的重要性，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见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早就将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执行确立为西方兴起的主因。因此，有书评者（如福山）认定《国败论》尽管视界宽广且通俗易懂，但在思想上并无创新之处，基本上只是诺斯的拾牙慧者而已。
这一评论有失公允。的确，自诺斯以后，制度重要，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成为一个无需给出引证的寻常陈述。如果仅仅是放眼全球，给出制度重要的更多历史例证，做出制度重要的更多比较展列，自然无法成就阿-罗比较发展研究领军人物的美名。毫无疑问，国家贫富兴衰的重要影响因子众多，制度必定恭列其中，但缜密的社会科学分析，必须进一步澄清，哪些影响因子是国家财富与实力变迁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果聚焦于制度，那么也必须澄清，何种类型的制度重要，以及此类制度与国家兴衰究竟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如果辨识出一定类型的制度重要，那么接下来还必须研究，这种类型的制度究竟如何生成、如何演变、如何发育成熟以及有无可能出现衰败。
事实上，《国败论》有关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比较历史论述，不仅在文笔的流畅性和故事的生动性远远超过诺斯的史学作品，而且在学术上皆有阿-罗等人合著的经济学论文做出基础，而在这些论文中，历史叙事遭到压缩，取而代之的则是更有利于辨明关联性和因果性的数理模型和计量统计。要辨明A究竟是B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必要充分条件，建模如果不是唯一之法，也是最为有效的方法；要澄清A与B的关联究竟是仅具有相关性，还是具有因果性，计量分析如果不能达一劳永逸之功，也能有通彻透明之效。
阿-罗自2000年双剑合璧之后，合作发表（亦包括其他合著者）了20多篇论文，其中如下几篇为《国败论》的比较历史叙事奠定了理论基础。2001年，阿-罗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合著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个实证经验研究”，是比较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顺便说，约翰逊也是大牛，他是MIT斯隆商学院讲座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学界经常出现政治立场与个人秉性大相径庭的教授合作发表经典性论文的盛举，而此类盛况在中国经济学界极少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现代社会的科学分工与小农经济的自力更生之别。阿-约-罗三人的论文运用较为精致的计量方法，证明了诺斯命题，即优越的制度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2002年，阿-约-罗又发表了“财富翻转：地理与制度在造就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文，证明地理因素对于贫富兴衰来说既非必要条件亦非充分条件。2005年，阿-约-罗再度亮剑，发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一文，基于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反驳了欧洲兴起受惠于美洲财富的肤浅之见（此见着力渲染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财富掠夺与美欧之间贸易对欧洲崛起的贡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国学界对此论也应该耳熟了）。2011年，阿-约-罗与另一位学者联手，刊文“激进改革的后果：法国大革命”，证明哪怕是通过革命手段引入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亦能促成国家的兴起。这一论点与哈耶克强调自发性制度变革的著名观点大相径庭。此外，阿-罗两人还发表了众多有关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阿-罗的学术贡献是将科斯和诺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在这个高度，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平台：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新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学派创立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从亚当·斯密以来的旧政治经济学，无论在理论建设、问题意识，还是在模型建构和分析框架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国败论》是在阿-罗十多年富于启发性的研究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用历史比较的方式全景性展现出来。在本书中，阿-罗将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划分为两类：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在《国败论》的台湾译本中，采用“广纳性对榨取性”；在大陆译本中，采用“包容性对汲取性”）。
在阿-罗的笔下，“包容性经济制度”，就是指国家有效确保财产权利、维护契约制度、促进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市场制度，而“攫取性经济制度”包含两个亚类：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垄断市场体制。在阿-罗的笔下，所谓“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同时具有足够集权性和多元性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个特征付之阙如，都会沦为“攫取性政治制度”。在这里，政治制度的集权性，在发展政治学中，一般被称为“强国家”（strong states），即具有足够能力使其政策得以实施的政府。因此，阿-罗的“广纳性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等于民主制度，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子集，即多元主义强民主。
这一分析范畴，在诸多细微的方面超越了以往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分析。就经济制度而言，强调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执行对于市场机制良好运行的重要性，这是斯密-科斯-诺斯思路的核心，后来发展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产权学派。然而，阿-罗进一步发展，强调一个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产权和契约制度，而且还需要国家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同时为民众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务（如基本医疗和教育），从而使所有人都有大致同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进而，阿-罗还特别突出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发展性作用，将抑制创新视为攫取性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
就政治制度而言，阿-罗的分析范畴突破以往社会科学中盛行的民主-独裁框架。事实上，民主或独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增长理论的一个老课题，只不过始终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论何种关系都能找到足够的例证。阿-罗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转换了研究焦点，不再将竞争性选举的存在与否，而是将国家能力的强弱和参与机会的宽窄，视为真正的自变量。
依照阿-罗的分析范畴，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制度条件，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最劣制度条件。《国败论》分别用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为题的两章，以英国、北美、澳洲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将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将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引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娓娓道来。其中，对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贫弱衰败的精彩分析，尤为引人入胜。
相较于处在两个极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更为常见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模式。很多独揽政治大权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大都衷心冀望其统治之地的财富快速增加，因此他们会采纳一些包容性经济制度，以提升人们的生产性激励。与此同时，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统治精英，也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那些业已证明较优甚至最优的产业，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剪刀差强制收购（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重工业倾斜等政策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阿-罗指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不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有时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然而，尽管攫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大有可能风光一时，但长期可持续性却很弱。这种组织模式的脆弱性有两方面的原因：
（1）结构性限制：民众缺乏对攫取性利益集团的制衡，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2）极限性限制：攫取性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甚至“山寨”并输出低端产品，经济有可能快速腾飞。可是，这种增长模式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众的收入增多，其消费需求层次必定提高，而满足其需求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创新的更大激励和更好保护。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前文提到，《国败论》虽姗姗来迟，但依然生逢其时，盖因此书极为切合中国的国情。有趣的是，国际上对《国败论》批判点之一就是其分析不适用于中国（福山之论）。总体来看，《国败论》中有关中国的陈述一来篇幅比重不高，二来多为正确但却肤浅之论。
可是，此书的核心之论，即少数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经济会引致国家衰败，无疑可在浩瀚的中华历史通鉴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精彩案例。几千年来，中华帝国治乱循环，无非是王朝初期朝廷在民生事务上采纳一些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即可成就盛世，而朝政一旦被各种利益集团（或外戚、或官僚、或宦官）把控，包容性递减乃至丧失就必然引致盛世之衰。在当今中国，行政化盛行，游戏规则的制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深受利益集团影响。因此，必须真正改变既有的增长模式，必须真正触动既定的利益集团格局，必须真正将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必须真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包容性。
所有这些，既是《国败论》的分析之论，也是当今中国的改革之道。将权力之手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政府放权上真正做到“壮士断腕”，这正是当今中国难得的举国共识。“制度!制度！制度！”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