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研讨会侧记
日前，清华大学在北京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举行主题为“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设置三个分论题“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作用”、“战略信誉与主导国类型”和“国际规范变化与国际秩序转型”。国内外近二十名学者参与探讨。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往只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元论的理论。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则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物质和观念结合的观念，发展出结合客观利益与领导者观念的二元论理论。它的出现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兴趣与争鸣：它的理论内涵与核心逻辑是什么？相对其他现有理论，它能提供对当前世界更好的解释吗？对中国的崛起战略，它是否能提出更有效用的政策建议？该理论自身尚有哪些缺陷与不足？如何改进？作为一项研究纲领，它能够为学术共同体提出哪些有意义的新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邀请国内外有关学者召开“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
一、“清华路径”和“道义现实主义”分别是什么？
“前者是指研究方法，后者是指理论内核”，阎学通院长在阐明会议宗旨后对理论本身做了介绍。他指出，作为方法的“清华路径”包括三要素：一是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二是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东亚地区的历史经验；三是解释中国崛起带来的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的国际新现象。
它的核心问题则是：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它旨在探求“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对此，其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解释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以道义作为领导类型的划分标准，从而解释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减、国际格局的转化、国际规范的演化，以及国际体系类型的改变。
目前对该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一般认为它有三个特色：一是它利用不同于欧洲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东亚历史资源，为中国学者创建理论提供更大的理论空间，提高其普适性，使它具有解释不同国家的相似现象的能力。第二，它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为基础，有助于克服局限性，创建超越现有理论的新知识。第三，它试图超越现有的经济决定论、军事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互动决定论等视角，而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问题，并在预测中国崛起对国际趋势影响这一当前重大问题上提出更合理的解释。
二、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作用
在阎学通院长阐明理论内核后，会议进入第一节，探讨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作用。澳洲国立大学张锋教授首先发言。他在肯定该理论的开创性贡献后提出若干有待回答的问题。第一，道义与实力如何平衡的问题。既然国家实力决定国家利益，那么当实践道义会与追逐利益之间产生矛盾时，如何在道义与另外一个核心自变量实力中取得平衡？如果说中国应该推行公平、正义、文明的道义原则，那么又该如何落实？第二，战略信誉旨在帮助大国维护其同盟体系，可是中国政府强调不结盟政策，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建立战略信誉？第三，如果中国主动给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它们是否愿意接受？譬如痛恨“事大主义”的朝鲜，其反应可能如何？
社科院徐进研究员认为该理论尚未对道义进行严格定义，故它内部有关道义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此外，关于道义的来源与转化问题：决策者的道义认知如何获得？它又如何转化成国家层面可以被实践的道德原则？在领导人更替后，如何确保原有道义原则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延续性？第三，该理论对领导人类型进行划分的标准还需要更加明确且可操作。
长期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尹继武教授认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伦理跟政治领导结合起来，而且在个人——单元——体系三个层次上把分析贯穿起来。作为补充和拓展，他将道义划分为三类：基于意识形态的道义、基于利益的道义、基于文化的道义。他的质疑主要在同盟跟道义的关系上。按照该理论的逻辑，美国的霸权虽然不讲道义，不是“王道”，但它信守承诺，故有较高战略信誉。和中国对比所表现出的就是，美国的盟友数量更多。但尹继武认为，这里或许还存在一个时代与国际大环境的问题。在一战二战等结盟盛行的时代，以盟友数量多少判断道义高低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当前的国际社会相对当时更稳定，作为公共物品的安全供给更充足，所以结盟不那么流行。因此他认为，盟友之间的战略信誉不能跟道义划等号。
三、战略信誉与主导国类型
第二节讨论战略信誉与主导国类型，由赵可金教授主持。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认为战略信誉并非多多益善，过多的战略信誉有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过多地强调战略信誉则有可能改变该理论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身份，而变为“理想主义”。他首先指出，战略信誉可以在两个方面影响国际格局，一是实力对比，二是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因此，战略信誉的重要作用是强化国际支持，凝聚国际力量。但建立和维持战略信誉需要付出成本，故决策者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第二，维护战略信誉也并非总是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国际和平。譬如，两个敌对国家都很讲信誉，那么他们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就很低，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对抗。第三，在不同国际环境中讲信誉的效用也不一样。譬如大多数国家都不讲信誉，这时讲信誉的极少数国家往往难以生存。所以他总结道“战略信誉可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高才好的问题。”合理的战略信誉水平取决于国家追求目标的性质的高低，以及国际环境的性质，特别是其他国家对信誉的认知与实践。最后，周方银探讨了建立战略信誉的可能途径：一是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二是说到做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国际形象，但千万不要强行给邻国送去我们认为好的东西。
清华大学漆海霞教授发言的关注焦点是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以及国际规范的变化。在探讨了该理论对传统国际规范理论的突破后，她指出，好的规范一定要有共同的人类的标准。譬如，古代中国人对秩序的思考是等级制的“家天下”，而现在是平等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人的生存、秩序等主题才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原始规范。而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现在思考国际规范的起点。尽管这些规范内部仍有冲突，但从根本意义上，如果我们完全忽略这些对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具有高度共性的既有规范，那么就很难提出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新规范。
南开大学刘丰教授专门研讨该理论中的国家类型划分标准。他指出，好的分类法应该做到穷尽（不能有遗漏）和互斥（彼此间无交集）。按此标准，该理论对国家类型的划分标准可能存在问题，即在两大标准下还分别有两个次维度。比如它根据实力大小把国家老师分成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这里实际隐含两条不同的划分标准，一是国家的实力地位，二是国家实力的变动趋势（如主导与崛起）。两条隐含标准的混淆降低了理论的清晰度。其次，领导类型与战略信誉这两个次级变量的存在，使可能存在的国家类型的数量大为增加，于是可能会降低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解释力。
社科院杨原研究员谈到坚持战略信誉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信誉虽有助于提升大国国际动员力、降低不确定性，但它同时也限制了大国的行为和自主性。此外，他认为坚持战略信誉不一定是大国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即如果所有大国都坚持战略信誉，选择战略信誉也未必是大国的最优选择。
四、国际规范变化与国际秩序转型
在第三节讨论中，社科院高程研究员肯定了该理论打通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创新，同时她也提出了两点疑惑。第一，该理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霸道”是在盟友和非盟有间实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则应该实行“王道”，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国。但在当今这样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双重标准所产生的激励机制是否比王道更容易刺激他国追随霸权，而实行王道、扮演公正仲裁者的大国反而难以争取盟友？第二，古代王道是建立在等级制差序格局下的，如果当代中国选择王道，那它如何在等级制与现行的主权平等原则间建立兼容与平衡？王道（公正、正义和文明）是否比平等、民主和自由更有吸引力？中国在同美国争夺道义话语权时，道义是否会成为小国对中国进行利益勒索的借口？
中国人民大学宋伟教授在肯定了本书对国际关系道义现实主义方面的贡献，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道义”这个概念在稳定性、可操作性上进一步提高。第二，逻辑上讲，主导国性质的变化是否一定会引起国际秩序的变化？第三，他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多个中心的情况下，国际秩序的产生、形成、变迁，可能不同于该书所预设的“单一的权力中心”前提不一样，其演变路径也可能存在差别，这需要我们注意。
外交学院聂文娟教授指出《世界权力的转移》一书为一个当前紧要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中国到底能够提出哪些超越现有的美国主导的新规范。因此，中国必须研判本世纪有可能形成哪些新的规范，然后才去行动去占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在现代国际社会，这尤其需要中国借助一定制度性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新理念，推广新规范，扩大追随者阵营。
在总结环节，阎学通院长对三场会议中学者们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应。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澄清有关概念，阐发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他感谢所有到来的嘉宾和听众，一起贡献了一场高质量、高理论含量同时又不乏现实关怀的对话，使得原来上不太清楚、明确的问题，通过讨论、辩论变得清楚，思路也更加明确。最后，他认为此次研讨会最重要的收获是，大家的讨论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下，有可能聚集起更多的研究者，使“问题群”发展成“理论群”，从而为解释当前世界的新国际现象、预测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提供有用的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