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和扶贫济困工作不断推进，中国反贫困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但是，在世界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今天，中国仍然还有7000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和一些贫困地区。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五年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因而反贫困工作不仅依然征途漫漫，还面临着不少严峻挑战。再者，目前贫困治理方式，大多从收入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较少从满足合理需求角度着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中国贫困治理方式同样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与探索，以提升其效率与效果。作为包容性发展重要思想来源与实践基础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理念，其内涵更为丰富、思路更趋多元，超越了传统的扶贫济困方式，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的重要战略方向，并加以全面推广实施。
一、包容性创新的概念提出与理论内核
业已成为相当多国家和地区普遍追求与广泛实践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亦将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毕竟，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即在于完善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促进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创新理念，虽然早于包容性发展而诞生，现在却已成为后者的重要实现路径与方式。
1997年在台湾举办的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研讨会上，印度学者GSKrishnan基于本国实践提出了包容性创新的概念，说的是印度鼓励国内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都投入知识创新过程。为了释放创新潜力，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印度的创新不仅包括“全新”的知识创新和商业化，也包括针对市场状况的“新型”知识传播、吸收方式。而且，正如印度著名学者Masahisa Fujita（2010）所言，创新应该是无处不在、人人有责的。然而，由于自身能力不足、缺少公共服务，穷人的创新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知识创新和吸收要与穷人的需求息息相关，要增加为穷人和基层发展所进行的正规研发活动，改善非正规企业运用现有知识的能力[1]。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满足穷人的合理需求，又能够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言之，包容性创新，既鼓励有利于经济弱势者的各种创新活动，开发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创造相关的商业机会和利润，又主张积极提高经济弱势者吸收知识的能力，增强其创新能力，扩大其经济机会。
如果从学理角度来解读包容性创新，其理论内核起码可以从创新主体、过程、内容和结果等几个方面进行界定。在主体上，强调创新的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在过程中，重视创造和扩大经济弱势者的经济机会；在内容上，不仅鼓励开发适合经济弱势者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而且重视提升经济弱势者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结果上，经济弱势者的合理需求应该得到满足，社会趋于和谐稳定和包容。
二、包容性创新的实践探索：来自印度的经验
包容性创新的理念起源于印度，因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探索活动最为普遍。印度不仅开设有专门的包容性创新网站（http://ii.unipune.ac.in/），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流思想、征集创新方案，而且，在印度市场上还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包容性创新产品和服务。
“买房难”是中国一大社会问题。中国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保障房建设也是近些年的一大亮点。不同于中国，美国是通过金融创新方式，试图解决低收入者的买房难问题，结果导致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其影响广泛而又深远。有别于中国与美国，印度是通过包容性创新方式来破解贫困者的买房难问题。
2011年7月，印度塔塔集团宣布推出世界上最便宜的住房，其中基本户型约20平方米，建造工期仅需一周时间，因为这种廉价住房是由房门、窗户和屋顶等主要配件组装而成，墙壁等采用椰子纤维和黄麻材料。房屋使用寿命约为20年，售价为32000卢比，当时约合720美元。作为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塔塔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穷人能够买得起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其背景是印度的中低收入者和贫民窟比较多，不少民众居住条件实在太差。
同样是塔塔集团，2009年还推出了世界最便宜的小轿车——Nano，售价为10万印度卢比，当时不到2000美元，仅是日本铃木公司生产的世界上第二便宜汽车售价的一半。他们希望此车能替代印度街道上既不环保也不安全的大批“两轮”交通工具。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Nano的产销量未能达到预期规模，使得其售价有所上升，2012年初售价比刚上市时上浮了约15%。[2]2012年初印度另一家汽车生产商Bajaj推出了排气量仅0.2升的四座微型小汽车RE60，售价约为2215美元，有望成为“世界上最便宜汽车”这一头衔的新竞争者。[3]该车主要定位为印度三轮摩托车主和无车族。
如果进一步搜索，可以发现印度市场上有一系列“全球最廉价”的包容性创新产品，如750印度卢比（约合15美元）的净水器、2000美元的心脏直视手术等。2011年10月初，开发商Datawind宣布推出45美元的平板电脑Aakash，以期满足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所有人的需求。与此相比，苹果最廉价的iPad平板电脑当时售价为499美元，亚马逊的平板电脑Kindle Fire售价为199美元。
如果与美国做法相比，印度包容性创新方式更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美国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来“忽悠”根本买不起普通商品房的低收入者去购买商品房，结果酿成了次贷危机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印度相似，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不仅民众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而且中低收入者人数居多，因此，学习印度做法，可以起到多重功能。比如，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低收入者需求，减少民众不满，又可以减轻财政压力，避免像美欧那样企图通过金融创新或财政赤字等手段，来维持那种根本无力持续承受的消费支出而可能累积的风险或危机。
再者，中国还可以借此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破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两面夹击”“双重挤压”困境，即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受到发达国家的抑制、主要依靠低廉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又受到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其中，印度廉价手持心电图仪的开发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与谷歌、微软设立在印度班加罗尔的研发机构一样，通用电气设立的韦尔奇技术中心有大部分员工在研发全球性产品，但也开始关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手持心电图仪，其制造成本仅1000美元，约为标准仪器成本的十分之一，非常适合印度乡村，因为当地十分贫困，交通状况很糟糕，许多人几乎不可能前往医院就诊。后来，这种“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技术还回头杀入发达市场，在美国发售。[4]
三、中国现行扶贫济困方式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中国反贫困工作主要包括扶贫和社会救助两大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扶贫济困工作不断推进，反贫困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1990年为60%以上，2002年下降到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曾说，中国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从1981年到2012年，中国总共有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从历史角度来讲，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国扶贫对世界消除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成就，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目标就难以实现。[3]
此外，覆盖城乡居民的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正逐步建立健全，受益人数经过短期快速增长后有的已经开始稳定下来。比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已经从无到有，不断增长，近些年已经大体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13年这四年间每年都有7500万左右的受益人口，具体状况参见图1。同时，单由民政部门实施的医疗救助受益人数经过几年增长后也开始稳定。如图2所示，2011-2012年民政部门实施的城乡医疗救助人次大体稳定在2150万人次上下；由民政部门医疗救助资助的参加城乡社会医疗保险人数经过前期快速增长后，2012年有所回落，2013年又略有回升，2013年为6358.8万人，其中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人数创历史新高，达4868.7万人，具体参见图3。从城乡救助结构可见，目前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都以农村人为主，这符合中国贫困人口分布的基本状况。
尽管中国扶贫和社会救助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贫困仍然是中国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反贫困工作仍然还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全国仍然还有数量不小的贫困人口和地区，扶贫济困工作依然还是征途漫漫。按照2011年国家确定的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将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根据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初提供的数据，如果按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天1美元的世界银行早期确定的最低贫困标准，全国有8249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后来确定的每天1.25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全国则有2亿贫困人口。从地区看，全国目前还有680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其中，国家扶贫重点县为440个）和152个重点县。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刚修订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每天1.9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预测显示2015年世界贫困人口中约有7%居住在中国。中国的剩余赤贫人口大部分是农村居民，这些贫困人口中的80%左右居住在中西部省份。[4]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末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人。根据中央的规划建议，“十三五”末要实现全面脱贫。由此可见，扶贫工作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另一方面，现行扶贫济困方式一直面临着道德风险等突出问题。有的贫困县长期接受国家扶贫政策援助，但始终脱不了贫，出不了“贫困陷阱”；有的贫困县虽然已经明显超出重点贫困县的标准，却不愿意“摘帽”，形成了福利依赖。除此之外，还有的地方则因“贫困县”帽子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好处而竞相争夺“贫困帽”。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低保户身上，如竞相争取低保户资格、取得低保户资格后不愿意退出。而且，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来说，还有创业和工作意愿不强，以及缺乏创业就业机会和条件等诸多问题。国务院2014年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加入了就业救助即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4》，城市低保对象分成残疾人、三无人员、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五类，成年人包括在职人员、灵活就业、登记失业和未登记失业四类。分析数据发现，2007-2013年七年中，成年人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一直都占到61%以上，2013年为62.47%。如果进一步加上残疾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城市低保对象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比例将会更高。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而言，创造条件让其自谋生计是最佳救助途径，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开创的小额信贷和格莱珉银行，以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运营方式资助穷人创业就业以脱贫即是最有力的例证。更何况，社会企业还具有传统扶贫济困方式并不具备的诸多优点和更高的救助效率与效果，如救助的积极主动性、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可持续性，以及克服无偿资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等[2]。
当前中国的扶贫济困方式，主要以财政投资、财政补贴和款物单向给付等无偿转移支付居多。这种输血式、“授之以鱼”型被动消极援助方式，不仅其效率与效果还有待提高，而且容易产生“养懒汉”“搭便车”和形成福利依赖等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相比之下，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通过社会企业方式，向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资助她们自主创业、自谋生计，有助于让她们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3]，反贫困效果非常显著。因此，这一模式已被复制到世界各地，尤努斯也因此赢得“穷人银行家”称号。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扶贫济困的社会企业模式，不仅有助于规避无偿给付所附带的道德风险，而且更符合包容性创新精神，因为它重视调动与发挥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既有助于克服其被动依赖心理，又有利于他们走出“贫困文化”怪圈。
此外，现行扶贫济困方式大多是从收入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缺少直接从满足合理需求角度的系统性政策努力与对策思路。实质上，对于贫困者的生活困难问题，有的是源于市场和社会上缺乏针对他们收入水平与需求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美国，不是想方设法去设计适合低收入者需求层次的住房产品，而是单单在金融创新上做文章。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最终才触发了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保障房政策可以看作是从直接满足合理需求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保障房建设只是发挥政府的兜底保障功能。事实上，政府需要通过系统的政策设计和环境营造，全面激发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让他们有积极性去针对低收入者和贫困者，设计适合他们需求层次的产品和服务。因而，包容性创新的全员参与性还有待提高，全过程、全面性的创新努力同样需要加强。
相比于现行扶贫济困方式，包容性创新不仅内涵更为丰富、思路更趋多元，而且也有助于规避现行扶贫济困方式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包容性创新，既重视提升贫困者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7]、创新能力，扩大其经济机会与条件，又强调鼓励通过无处不在、人人有责的各种创新活动，开发适合他们需求、其经济水平能够承受得起的商品和服务，因而是一种全面参与、多管齐下、共同治理的新贫困治理理念与战略模式。针对中国现状，借鉴印度等国的实践探索，中国推进包容性创新，不仅需要政产学研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还需要政府、营利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PMB）、传统NPO和正在日益兴起的新型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相互补充与分工协作。
（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各自努力方向
在政府层面，不仅需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宏观环境与社会氛围，更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政策与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各方面主体的包容性创新行动。其中，既包括鼓励它们开发面向经济弱势者需求水平的商品和服务，也包括提升经济弱势者能力、为他们创造发挥潜能与创造力的经济机会和发展平台。进一步而言，即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支持产学研各界重视面向经济弱势者需求、能力提升和就业创造等的创新活动。针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水平，鼓励的创新，不仅包括“对世界来说是全新”的知识创造和商业化实践，也包括“对市场来说是全新”的知识传播和吸收实践，比如针对小微企业、非正规部门甚至民众个体的一些知识传播、吸收与商业化等创新实践。
在营利性企业层面，不仅需要更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视野，更要结合当前国内外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单一的面向高端需求的前沿创新思维，充分利用国内中低端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的有利条件，积极培育基于包容性创新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方面，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这对中国基于低廉初级要素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出口持续增长极为不利；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企业的“前后夹击”。因此，利用国内中低端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的有利条件，通过包容性创新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中国企业开辟国际市场新天地、拓展国际发展新空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企业层面，中国一方面需要在放松准入、强化监管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传统NPO在满足经济弱势者基本需求和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创造与员工发展等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社会企业在实现帮扶济困、提供社会服务、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民众发展、建立社会资本和满足社会需求等诸多方面的有益功能。如果按照尤努斯的严格定义，社会企业这种通过普通企业的运营模式来实现社会目标与价值的新型非营利性组织，不仅可以克服传统NPO在财务不可持续性等致命缺陷，通过创造经济价值来保证自身发展的自主性、持续性，而且避免了传统营利性企业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与生俱来的一些突出弊端，同时也超越了政府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效率低下的不足。因此，现代民主文明社会，应该通过政策引导、环境创造、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公共采购等多种公共举措与政策努力，鼓励社会企业健康有序持续快速发展，进而为经济弱势者提供社会救助的新方式、技能提升的新途径和价值实现的新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和创造力，而不能因为社会条件的不足与发展平台的缺乏而难以自食其力。
（二）推进包容性创新的着力点选择
1.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保障基本需求、提升可行能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服务是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发展渠道。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加强财政支持力度，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提升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并有效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2.创新扶贫济困资金给付方式，探索社会企业运营模式。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改变款物无偿给付的传统扶贫济困方式，借鉴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通过社会企业运营方式，间接而又高效地支持贫困人群创业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而且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避免陷入“贫困文化”陷阱。
3.积极支持社会企业充分发展，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与发展平台。社会企业并不像营利性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解决社会问题、追求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因此，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充分发展，可以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与发展平台。这不仅需要国家从法律层面规范其发展，也需要通过发展普惠金融等政策措施支持其创立与成长。
4.充分发挥全民创新潜力，开发适应贫困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印度包容性创新做法对中国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是开发适应贫困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二是发动全社会力量，实现创新人人有责、无处不在。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充分调动全民参与，积极开发满足包括贫困人群在内的中低收入者需求水平与支付能力的产品与服务，改变单纯面向高端市场的前沿创新方向。
注释：
[1]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6/c_1116851045.htm.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9621.htm.
[3]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中国奇迹”普惠世界，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16/c1002-27703507.html.
[4]世行中国局局长：中国贫困线标准高于世行，http://cn.chinagate.cn/news/2015-10/20/content_36841115.htm.
参考文献：
[1]马克·杜茨主编，张传良译.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高轶军.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23日在印度上市[EB/OL].2009-03-23.http://scitech.people.com.cn/GB/9007647.html.
[3]廖政军.从车展看印度车市多元化趋势[N].2012-01
[4]李若瑟.印度：创新大国？[EB/OL].2010-01-22.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942.
[5]徐倩，高传胜.社会企业能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救助方式？[J].中国民政，2012（6）.
[6][孟]尤努斯.新的企业模式：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