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在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之一就是如何与其他国家构建起战略对接关系。
对于有着“厚往薄来”传统的中国，在战略对接中如何把握对接尺度、控制对接范围、保障对接持续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需要我们对战略对接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进行充分的探索和掌握。
一、相关研究回顾
战略对接这一概念是中国在相继确立“一带一路两廊”发展战略后应运而生的。2015年5月7～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访问期间，战略对接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成为各国领导人会谈时的重点。关于战略对接，中哈两国领导人在会谈时表示，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
而中俄两国领导人则宣布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在中白两国领导人会谈时，白俄罗斯对中国提出“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也作出了积极回应。
这表明战略对接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由于战略对接这一概念在中国刚被提出不久，因此国外尚无学者对此作出专门研究，但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就战略对接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
王存刚提出，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国家战略对接，对接的前提在于主权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对接的内容主要在于不同国家在发展观念、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等多方面的相互融合；对接的基本途径是在合作过程当中相互支持；对接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和扩大彼此的合作领域，以实现互利共赢。
除了对战略对接本身的研究外，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探讨了不同国家具体的战略对接策略。
郭琼在对俄罗斯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后认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日趋东移，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东亚格局的影响，亚太地区在俄罗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提速远东的发展已经成为俄罗斯实现整个国家复兴、实现与亚太地区战略对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对于俄罗斯来说，东亚地区的繁荣能够带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将远东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战略对接，就可以“借东亚繁荣之风，扬俄罗斯国家发展之帆”。
郭琼在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东亚协同发展的分析中所提到的战略对接，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供需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政治参与的战略对接，一方面俄罗斯需要东亚繁荣经济的拉动，需要东亚的人力、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也需要俄罗斯远东的能源和原材料供给。
然而，俄罗斯以远东地区为基础与东亚进行的战略对接存在着致命问题，那就是俄罗斯一方面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原料供应地；
另一方面远东地区又无法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而东亚各国和地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的需求只局限在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上，这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东亚的战略对接是一种“依附式”不平衡的战略对接。
对于印度与中国的战略对接问题，荣鹰认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也使得印度开始“向东看”，寻求与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战略对接。中印之间的战略对接是“政治搭桥，经济唱戏”，两国往往通过高层互访开展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
然而，中印战略对接是一种易受第三方影响的战略对接，对于中印两国来说，美国和巴基斯坦始终是影响中印两国顺利实现战略对接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美国是对印度影响最大的国家，印美关系已被美国提升为“21世纪决定性关系”，不少印美学者也都认为，印度是美国平衡中国的天然盟友；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印度对中巴关系一直十分纠结，疑虑难消，既要求中国承认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又希望中国能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迫使其改变对印度的政策。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也会对中印战略对接产生影响。
因此，中印战略对接实际上是一种深受第三方力量影响的“摇摆性”的战略对接，由于战略对接不可避免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甚至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一旦第三方国家采取负面的行为或政策，中印战略对接将面临被削弱甚至出现断裂的危险。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中国和22个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国情，均强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倡导渐进式改革和维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阿双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重大国际问题持相似看法。
因此，孙德刚认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反恐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战略对接空间。然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并不统一，存在民族和宗教等诸多矛盾，其一体化进程非常缓慢，并且在安全上严重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因素将会影响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接的深度。
因此，中阿之间的战略对接是一种受对接国内部因素高度影响的“有限度”的战略对接。对于中国来说，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对接将“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对接虽然本着合作的目的，但并不涉足中东内部纷争。
与中国东部邻国韩国实行战略对接，不仅关系到两国经贸繁荣，还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魏志江认为，韩国与中国建立战略对接将开辟两国庞大而广阔的经济合作空间，中韩两国几乎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展开对接和合作，除此之外，韩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接还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韩国认识到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建构半岛和平机制等问题上，不能排除中国的战略影响力；
二是平衡韩美同盟关系和韩日关系，消除中国对韩国所谓“亲美疏华”的战略疑虑；三是为了打破和牵制朝鲜实行的“通美封南”战略，防止美朝“越顶外交”，以避免韩国在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中被边缘化。
这表明韩国与中国在政治层面的战略对接是具有明确目标和限制的，主要是为了使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平衡日美同盟关系。因此，中韩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接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层面广阔、政治层面限制的“领域非对称”式的战略对接。与美国的战略对接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接关系。
早在2013年12月4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就试图与中国建立某种战略对接。由于美国经济尚在复苏之中，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并扩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这就为中美两国构建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美国2013年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明中国已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
在具体的对接方向上，傅勇认为，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战略对接空间，其合作具有全球性和互补性，其核心是防止能源主要产地和主要通道的各种安全威胁上升，同时也预防两国能源战略利益差异走向对抗。
中美能源战略合作将涉及能源供求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能源生产的可持续性、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可保障性以及与能源价格波动相关的汇率机制等。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对接首先可以通过在石油储备方面展开战略对接来实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协调，就可能使世界油价的峰谷波动变得较为缓和，从而实现石油供求的稳定性。
此外，虽然美国在世界主要海上能源通道，如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要道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略控制力，但是由于美国整体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东等地区局势复杂多变，美国控制这些战略通道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欧洲国家的盟友和日本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来帮助美国摆脱这些战略困境。
然而，国家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却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帮助美国减轻负担。目前，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国是沙特、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和阿曼，而美国则是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因此，中美两国在能源进口方面基本上不存在矛盾。
唯一重复的沙特，由于其充足的石油储量，能够满足中美两个大国的石油供给。因此，中美两国在能源战略对接领域具有切实可行的基础和良好的前景。
3.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由于战略对接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因此相关研究还很不到位，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1）尚未对战略对接作出准确的概念界定。目前与战略对接类似的概念有战略合作和联盟，但是如何区分这些相似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战略对接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既有的研究尚未对此作出界定。
（2）缺乏对战略对接本身的理论性和规律性研究。目前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研究具体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时作出的一些政策性判断和建议，缺少对战略对接本身进行理论性的建构，对于战略对接的运行和维护规律也缺乏研究，使得战略对接依然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通过理论化和规律化而使其具有更深入的指导意义。
（3）缺乏对战略对接的历史性研究。战略对接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在历史上国家间的战略对接却早已存在，目前的研究只是聚焦于对当下政策的分析，而缺乏具有历史深度的研究。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三点不足，对战略对接本身进行一些理论性和规律性的探索，并借助历史性的案例加以检验。
由于目前战略对接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对外关系中，而学术界对战略对接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界定战略对接的概念，它与其他相类似概念具有哪些区别和联系，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战略对接运作的原理和规律，从而获得理论性的指导。
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其在现实政策中的应用较为宽泛，其含义与战略合作、战略协调、联盟等概念既存在重要区别，又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如何对战略对接进行概念界定成为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
本文认为，国家间的战略对接指的是国家行为体在双方供需匹配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使不同的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达到协调矛盾、长期合作和共同进步的状态。战略对接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合作收益，还包括协调和化解不同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
战略对接包括战略安全对接和战略发展对接，两者在对接过程中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安全和发展，以达到互利共赢为目标的长期合作模式，它的合作动力来自各个国家国内的实际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战略合作则是一种基于国际发展目标的合作关系，它体现在对不同层次伙伴关系的构建上。
它是大国（包括大国集团）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关系，较少涉及经济层面。它往往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宣传色彩，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模糊，各种战略合作关系的名称往往能够体现双边关系的亲疏程度。此外，它所构建的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使几乎所有大国都高度重视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战略地位，伙伴关系完全成为一种国家资产。
战略对接与战略合作的主要区别在于，战略对接是服务于国内切实发展方案和发展目标的一种内生性合作模式，而战略合作则是为了协调本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分层式合作模式；战略对接是以国内发展推进国家间合作，而战略合作则是通过国家间合作带动国内发展。
此外，战略协调这一概念也与战略对接存在着区别。战略协调的目的在于寻求合作，避免冲突；其基本方式是通过协调（外交努力、军事交流和社会互动等）来避免对立和冲突，这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征。
战略协调存在的基础是两国之间出现较严重的、无法自行化解的矛盾，其基本目标也是通过多种手段解决矛盾，使两国之间的战略不发生冲突，它的含义中并不包括战略上的衔接，国家间在协调矛盾后，依然按照本国的战略目标发展
然而，战略对接的内涵则在于，它不仅要化解国家间因战略发展而可能出现的矛盾，还要建立起两国间共同发展的长期合作状态。
战略对接的存在并不基于国家间的矛盾，而是基于国家间战略发展中的共性因素。另一个与战略对接相类似的概念是联盟。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B.Marshall）是早期界定联盟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59年撰文指出，联盟是盟友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政治安排。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也给出了联盟的定义：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作出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支援的承诺。
这种承诺与其他松散的合作协议是不同的，一旦签订包含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与其他国家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联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沃尔特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安排。
格莱德·索罗金（GeraldL.Sorokin）则反对将非正式安排列入联盟范围，强调联盟是主权国家在具体条件下为特定目的而采取具有军事性质和协调行动的正式协定，不是非正式协定，也不一定是安全合作。
对于联盟的概念，自由主义学者凯格利（CharlesW.KegleyJr.）和雷蒙德（GregoryA.Raymond）则重点突出了其书面协定的性质，认为联盟就是主权国家间形成的正式协定，它具有军事性质，国家为具体目的而协调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索罗金的观点。
建构主义的丹·赖特将建构主义的“信念”概念引入联盟理论研究中，认为联盟是国家间基于遭受进攻时提供军事援助的正式承诺。根据以往学者对联盟作出的概念界定，可以发现联盟与战略对接既存在区别，又有着一定的联系。联盟与战略对接的主要区别是：
（1）联盟是一种基于军事目标的政治军事协定，而战略对接则是基于经济发展目的的全方位合作；
（2）联盟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战略对接的目的则是寻求共同发展；
（4）联盟双方目标高度一致，战略对接双方各有各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联盟与战略对接之间的联系则在于：战略对接和联盟的行为主体都是主权国家，两者形成的动力都是国家间出现的共同利益，战略对接涵盖政治和军事方面，因此包含联盟本身，而联盟则是战略对接达到最高阶段的一种表现。
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安全和发展，以实现互利共赢为目标的长期合作模式，因此其理论本质与合作是类似的，但也存在着区别。在国际政治中，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
战略对接与合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在某几个项目上的简单配合，而是一种国家间基于长远发展目标的综合性协作，这种协作往往从经济层面开始，逐步扩展到安全层面。
在战略对接中，两国为了实现对接成功，需要调整本国政策，而这种调整则是基于合作双方各自的需求和供给能力，当一方的需求与另一方的供给能力形成匹配时，合作就能够形成；一旦一方的需求或供给达到上限而无法继续时，合作就将终止。
由于战略对接是两国间长期性的协作，因此，战略对接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供需关系，而非某一时段或某一领域供需关系的短暂匹配。
也就是说，战略对接的理论本质是一种供需平衡关系，这种供需平衡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战略对接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或机制，其本质也是围绕着如何有效维护这种供需平衡关系。
因此，供需平衡关系是战略对接的逻辑起点、存在基础和理论核心，在战略对接中，任何失去供需平衡的机制都难以长存。战略对接的供需平衡关系包括4个层面的含义：
（1）在国家进行战略对接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是既定的。也就是说，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先天存在着需求欲望和供给能力，国家间能否实现战略对接，取决于国家自身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去发现彼此间供给和需求的契合点。
（2）国家间的供给和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家发展情况的变化而缩减或扩大，这种动态的供需关系需要国家充分了解和掌握目标国的相关需求和能力，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对接。
（3）国家间的供给能力和可接受的需求成本是有限的，当超过国家的供给能力，或者为满足需求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超出国家可接受的底线时，战略对接将无法实现。
（4）与市场上无限的需求量相比，国家在某一领域的需求是有限的，因此当供给国提供的供给量满足并超出需求国的最大需求时（即达到并超出需求饱和点），合作将自动结束，战略对接就此中断；同样，当供给国所能提供的供给量无法满足需求国的战略需求时，合作也无法实现。
因此，确保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关系，使供给和需求保持在相互匹配的程度上，是实现国家间战略对接的基础。
三、供需平衡关系的运作和维护机制
国家间的战略对接是以供需平衡关系为基础，而供需平衡关系本身也存在着自身运作和维护的机制。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这种机制，本文借鉴了经济学中的供需关系模型，并根据国家间供需关系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见图1）。
根据图1所示，在坐标轴中，横轴Q为数量，纵轴 P为成本，A国的需求线为 D线，B国的供给线为 S线。假设 A、B两国中，A国存在战略需求，B国具备相应的供给能力，且两国对于成本与数量之间的敏感度是固定的，即在某一特定成本下，两国对需求和供给的预期程度不变。
由于国家获得需求所能支付的成本和所能用于合作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坐标轴上存在A国可接受成本线和B国供给能力线，两条线相交于E点。
A、B两国所能实施战略对接的领域集中在图中“0—Q1—E—P1”这一区间内。两国的需求线D线和供给线 S线的交汇点 N点为 A、B两国的战略对接点。对于两国来说，当 N点与 E重合时，两国的战略对接达到最佳状态。
由于国家之间的发展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且两国对于成本与数量之间的敏感度不变，因此需求线D线和供给线 S线在图中可以平行移动，其交汇点即战略对接点也将随之相应变化。
由于国家之间的发展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且两国对于成本与数量之间的敏感度不变，因此需求线D线和供给线 S线在图中可以平行移动，其交汇点即战略对接点也将随之相应变化。
当D线和 S线经过移动到达 D1和 S1，且两线交汇于 N1点时，此时 B国能够提供充足的供给，但是 A国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却超过了其能够接受的最高值，因此在这一位置上两国的战略对接无法实现。
而当D线和S线经过移动到达D2和 S2，且两线交汇于 N2点时，A国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位于其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对于B国来说，其提供供给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最大值，在这一位置上两国也无法实现战略对接。因此，只有当两国需求线和供给线的交汇点位于供给能力线、可接受成本线和坐标轴构成的区域内时，战略对接才可以实现。
2.合作性矛盾和供需平衡的维护
合作的本质是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的最终妥协，因此在合作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矛盾的产生，矛盾在图1中体现为需求线和供给线交汇点（即战略对接点）的不断移动。
双方通过这种不断拉锯的讨价还价，最终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对于A国来说，最理想的战略对接点是尽可能接近Q1点，对于 B国来说，最理想的战略对接点则是尽可能接近 P1点）。
但是对于 A、B两国来说，只要双方的矛盾，即需求线和供给线交汇点的移动范围控制在“0—Q1—E—P1”这一区间内，两国的矛盾就是一种合作性矛盾。合作性矛盾指的是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并不会导致合作的破裂，反而可以增强双方通过合作消除分歧的意愿，推动彼此进一步完成合作，因此对于合作来说是一种有益的矛盾。
当A、B两国具备合作性矛盾，且这种矛盾没有超出可合作的有效区间时，两国间的战略对接可以实现。一旦战略对接点超出“0—Q1—E—P1”这一区间，两国的矛盾将无法推动合作，此时的合作性矛盾就会转化为竞争性矛盾。国家间战略对接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
由于国家在某一领域的战略发展目标是有限的，因此A国需求线 D线存在“饱和点”F。当 B国的供给量满足甚至超过 A国的需要时，合作将自动完成并终止。如图 1所示，当 S线移动到 S2时，与 A国的需求线 D线不存在交汇点，此时两国的合作终止，战略对接中断。
对于进行战略对接的国家来说，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关系的持续性。因此，战略对接一旦建立，就需要进行专门维护，以防止对接关系中断，而防止战略对接中断的基本原则就是确保供给国的供给量不会超出需求国的饱和点。
同理，需求国的需求量也应控制在供给国所能提供的最大能力范围内，即将确保供给线和需求线存在交汇点，且交汇点控制在需求国可接受成本和供给国供给能力的范围内。
在商品经济领域，调控供需线主要通过增加或减少税收来完成。在国际关系领域，由于缺乏类似政府这样的最高权力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供需关系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进行调节。国际机制调节的核心是成本调节，它包括对供给成本和需求成本两方面的调节。
国际机制通过调节供给成本，从而改变供给国为战略对接提供支持的程度，也可以调节需求国为实现战略对接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最终达到将战略对接点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确保战略对接的建立及其持续性。
供需平衡原则对于战略对接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而且在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接中，这一原则也显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德两国从试图进行战略对接，到最终战略对接失败走向战略对抗的事例为这一原则提供了重要的证明。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对抗，此时战略对接的目标是以安全为主，但仍然包含经济因素。德国试图与英国建立战略对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借助英国广大殖民地为本国提供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
而当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国家间的战略对接因此以经济目标为主，但不管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战略与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进行何种程度的对接，其安全目标始终都存在。
而且在经济上的战略对接取得丰硕成果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势必需要建立安全上的对接关系来保障经济层面对接成果的持续发展。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略对接与当下相比，虽然国际背景有所不同，但战略对接的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都遵从供需平衡原则，其目标都包含发展对接和安全对接，只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区别而已。
当下的中国虽然没有正式的盟国，也不明确与某个国家对抗，但依然同周边一些国家存在战略上的相互矛盾和对冲，而构建战略对接恰恰是减弱和化解这些矛盾，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手段。
因此，英德的案例对于证明供需平衡原则在战略对接中的重要性依然是适用的
19世纪末，随着德国国家实力和海上力量的迅速崛起，英德两国的矛盾开始日益突出。但是作为欧洲大陆的后起之秀，德国最初并没有意图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1887年2月，英、奥、意签订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最终形成了英、奥、意三国在地中海和近东联合抵制法俄的局面。1887年12月，英、奥、意再次签订了针对俄国的《第二次地中海协定》，规定三国维护近东包括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海峡的现状。
由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与德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英国与奥、意两国的接近已经为英国与德国进行战略对接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德国方面，早在1888年德国东非殖民地发生骚乱时，时任德国外交部资深外交顾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荷尔施泰因（FriedrichAugustevonHolstein）就写道：“殖民地危机对于我们就像一场噩梦，我们在所有地方都需要英国。我们与英国的关系需要更仔细的培养。”
1889年8月，刚主政不久的德皇威廉二世便亲自率领德国舰队访问了英国，在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受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此时的德国希望拉拢英国加入德奥同盟，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
1890年7月 1日，英德签署了划分两国在东非和西南非势力范围的《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把位于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的领地维塔，以及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领地转让给英国，并调整多哥与英属黄金海岸之间的边界，保证英国人免税通过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属东非；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了北海的赫尔果兰岛。
自此两国正式划定了在东非的势力范围。这一条约的签订在英德两国国内都被视为德国对英国作出的重大让步，以及德国极力亲近英国的重要标志。
然而，出乎德国意料的是，《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签订后，英德关系不仅没有升温，反而日益走向下坡路。这在两国殖民地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东南亚，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当局阻止德国新几内亚公司招募中国劳工；在非洲，英国殖民当局将德国殖民者与当地土著酋长之间的冲突当作两个交战国对待，禁止德国船只通过沃尔维斯湾向德属西南非洲支援军火，并为与德国殖民者发生冲突的酋长提供庇护。
在太平洋地区，1894年，美国退出萨摩亚群岛的共管协定，而这一群岛原本为英、美、德三国共管，德国试图趁此机会独占萨摩亚群岛，但遭到英国的强硬拒绝，由于德国海外殖民地有限，无法为英国提供补偿，因此德国若想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对德让步，就只能通过施压的方式。
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英德两国的矛盾。到了1896年夏天，“德国威胁论”在英国甚嚣尘上，《星期六评论》一篇署名“生物学家”的文章写道：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德国与英国最为相似，这标志着他们是我们天然的竞争对手……如果明天所有的德国人都消失了，英国的贸易和事业将立即有所扩展……两个上升的民族相互挤压，在世界范围内，两个民族中有一个必然要退出
1896年3月，意大利军队在阿杜瓦战役中被阿比西尼亚军队彻底击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趁机打着援助意大利的旗帜派兵征服了尼罗河上游地区。
随着英军占领尼罗河上游地区，法国通过进入尼罗河谷底来迫使英国撤出埃及的想法成为泡影，最终被迫完全放弃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抗衡，反而为后来英法接近和英法协约扫清了障碍。
对于英国来说，它完全巩固了在地中海的地位，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于是，英德之间的相互需求进一步不对称，德国1871年统一后就开始使用的一个重要战略筹码（利用非洲殖民地利益拉拢英国）就此消失，德国与英国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稳定器”的东西了。
然而，1898年俄国占领中国旅顺，由此获得了一个优良的海军基地，这大大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于是，英国产生了与德国进行战略对接的意愿。英国提出的方案是与德国建立“远东同盟”，但德国认为俄国与英国在远东地区相互较量而双双陷于远东符合其利益，因此不愿意与英国结盟。
1899年，英国再次提出进行战略对接的建议，当德皇威廉二世访问英国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就把英德即将结盟的消息散布出去，引起世界的瞩目，但德国方面不仅没有响应，反而继续提出大海军建设方案。
这实际上是公开与英国为敌，从此英国放弃了与德国接触的打算，转而对德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德国邀请英国加入德意奥三国同盟，也被英国拒绝。至此，英德两国的战略对接彻底失败，两国矛盾日益突出，最终转为战略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之间存在战略对接的基础，且两国也都有进行战略对接的意愿，但是由于两国对于供需平衡原则缺乏合理的把握，最终导致战略对接失败，其转折点是1890年《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
在条约内容上，德国为了讨好和拉拢英国已经明显吃亏，用北海中的一个岛屿换取东非大片富饶的殖民地得不偿失，而英国则占了大便宜。正如当时英国一位名叫史坦莱德的新闻记者所说，英国通过该条约“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
然而，更严重的是德国在不经意中犯了战略上的失误，导致与英国进行战略对接的努力功败垂成。对于英国来说，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在印度，而与之相关的4个地区主要是中亚、埃及、黑海海峡和南非。中亚尽管与印度的关系最直接，但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向中亚—阿富汗的扩张还不严重，南非也相对稳定。
真正令英国担心的是黑海海峡和埃及，也正是这两个地区英国需要德国的支持。然而，到1890年时，德国放弃了俾斯麦对奥匈帝国“拉拢兼打压”的政策，将支持奥匈帝国当作目的而非手段，这使得德国主动肩负起支持奥匈帝国的重任，丧失了与英国讨价还价的可能，所以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英国根本不再需要为德国的支持付出代价，在这一领域英国对德国的战略需求已经丧失。
在埃及问题上，英国控制了尼罗河下游地区，它最担心的是某个大国（尤其是法国）控制尼罗河的上游，从而扼守埃及的命脉，迫使英国势力撤出埃及。
英国在那段时期的核心任务就是设法封闭整个尼罗河流域，从而确保埃及的安全。但是，由于英国国内政治原因，难以提供足够的兵力和财力，因此不得不依靠外交途径求助于其他大国。
由于德国当时在东非拥有殖民地，且德属东非的内陆是染指尼罗河流域的重要通道，虽然这使得英德两国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合作性矛盾。只要德国掌握这一通道，英国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俾斯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一直拒绝划定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
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德国在英法之间周旋的空间和与英国讨价还价的余地，而《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则使德国在不经意间主动放弃了这一关键的战略砝码，完全满足了英国的需求，最终导致英国对德国的战略需求彻底丧失，也使德国失去了在战略上与英国进行对接的价值。
英德关系不仅不能接近，反而日益疏远。如图2所示，德国若想与英国实现战略对接，其选择应为S线，但德国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行为却使德国的供给线向右平移至S2处，超过了英国的需求饱和点F1，使两国的需求线和供给线失去了交点，因此战略对接无法达成。
英国迫于俄国在远东压力所提出的远东同盟方案是英德两国进行战略对接的第二次机遇，此时的供给国为英国，供给物为远东同盟。
英德两国虽然在应对法国和俄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是英国只希望与德国在远东结成同盟（即地区性同盟），而不愿承担在欧洲的同盟义务，即不愿意在巴尔干和摩洛哥问题上为奥匈和意大利承担义务。这使得英国在战略对接中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如图2所示，英国的供给线S2最高只能达到F2点。
但对于德国来说，远东的利益相对较弱，且俄国和英国深陷远东争端对于保障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有利的，德国并不完全排斥与英国结成远东同盟，但德国真正需要的是英国支持其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帮助其承担在欧洲大陆对抗法俄同盟的义务，这一需求显然是英国无法提供的。
但对于德国来说，远东的利益相对较弱，且俄国和英国深陷远东争端对于保障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有利的，德国并不完全排斥与英国结成远东同盟，但德国真正需要的是英国支持其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帮助其承担在欧洲大陆对抗法俄同盟的义务，这一需求显然是英国无法提供的。
因此，英国的供给线S2无法达到德国的需求线D2并形交汇点，两国的战略对接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当时英德两国并没有建立相关机制，无法对存在的矛盾进行有效协调，最终导致两国战略对接缺乏弹性，两国关系最终走向战略对抗。
五、结论和启示
国家间进行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合作行为，这需要两国间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平衡的状态，从而实现战略对接并保障其持久性。
因此，供需平衡原则对于国家间战略对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对于进行战略对接的双方国家来说，实现和维护战略对接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供给国应将需求国获取战略需要所支付的成本控制在需求国可接受成本线以下，需求国所要求得到的供给量也不应超过供给国的最大供给能力。
（2）在战略对接的建立和维护中，供给国所提供的供给量应保持在低于需求国最大需求量的范围内，需求国所要求的支付成本也应低于供给国所能开出的最大成本额度。
（3）在战略对接中，合作性矛盾是必要的，合作性矛盾以国家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方式存在于战略对接的过程中，推动战略对接点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位置。
（4）在进行国家间战略对接以及对接后的维护时，应充分重视国际机制的调节作用，通过成立专门部门，建立完善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增强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和战略沟通，借助国际机制来增强战略对接双方供需关系的弹性，使其得以顺利建立并维持在稳定和持续的状态。
中国的对外发展需要中国与世界大国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有效的战略对接，然而我们在进行战略对接的时候必须充分了解相关国家以及本国的具体情况、战略需求和供给能力，做到分国家、领域和程度进行战略对接，
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为了推动双边关系的短期改进而将战略供给盲目扩大，也不能过于要求战略对接国提供超出其能力或意愿的支持。
必须在与其他国家战略对接中保持相互之间的供需平衡关系，避免重蹈德国为追求建立战略对接而投入过大，反而打破供需平衡，导致战略对接失败的覆辙
同时，中国还应正视战略对接中与相关国家产生的矛盾，并通过构建国家间的相关机制来调控双方的供需关系，将矛盾控制在合作性的范畴内，避免合作性矛盾转化为竞争性矛盾，确保战略对接的成功建立和长久持续。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