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曾终结的历史：国家建设仍然是一项严峻挑战
关于改革，关于发展，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而国家建设貌似是宏大叙事。为什么在讨论具体问题的同时要讨论国家建设，是因为我相信所有具体问题背后一定有其不可回避的总体性原因和脉络。不触碰这些脉络，具体问题的讨论犹如隔靴搔痒。在此意义上，宏大叙事同时也是微观叙事。
我简单说说这个问题的来由。1989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提到：我们见证的是历史的终结。也即，人类历史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这一判断引发了很多争论，而福山的新著则重新掀起和延续了这场争论。而在宣称历史终结之后，全球层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更深刻的现象：不仅拉美，非洲和东欧国家，也包括（西）欧美国家，在转型之后仍然有很多不能有效解决和回应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弱势者权利救济，乃至犯罪与抗争，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基于种种新的现象，福山开始了新的反思。而在这场众多学者参与的反思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与其说是作为实践的民主终结，不如说是作为理念的民主的终结。作为理念的民主是什么？就是让民作主。“作为理念的民主”对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让民作主”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原则。这一终结，甚至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战争方式宣称人民民主主权原则之后就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几乎大多数国家（即便是威权国家）都宣称其秉承的理念是“让民做主”。但是，问题的关键和历史的悖论却在于，在实践层面实现“让民做主”这一理念，却艰难重重。“让民做主”这一实践层面的民主，其历史不断没有终结，矛盾还在不断深化。
让民做主，让我做主，这是我们（现代公民）内心最深处的信仰。问题在于，这种信仰如何在实践当中实现和呈现？这注定是一个永恒追问。事实上不仅民主如此，我们所信仰的很多东西，都是如此，它们的实现通常都非常艰难。
“作为实践的民主”的实现艰难，导致国家建设与国家善治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国家的制度化，包括法治、公共问责、弱势者权利救济、公民需求的持续实现，等等，这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动态优化，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就此而言，“让民做主”的民主建设过程不会终结，国家建设过程也不会终结！
以上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起点。我不赞成把任何中国问题看成特殊的问题的观点。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全球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我强调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是因为要强调问题解决路径的相对普遍性。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认识，国家建设仍然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好国家的建设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也毫不例外。
二、治理：当代国家建设的新路径
第二个认识，治理是当代国家建设的新路径。
“作为实践的民主”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治理”史诗般的出场。治理，从特定学科的一个小词，变成了公共领域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原有的国家建设工具和话语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和面对当前社会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工具和话语体系；而治理，则是一种新的工具和话语体系。
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促成公共问题解决的过程和机制。现代国家的许多公共问题都异常复杂，治理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起”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治理模糊了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一些原则：比如这是政府的事情，这是市场的事情，这是社会的事情。按照治理要义，这种区分已无太大实质性意义。治理有强烈的问题协同回应导向，比如贫困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些大型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可能需要寻求新的协同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这表明我们已经回到国家更根本的问题上：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回应和解决关乎人民的公共问题！
而在治理的多元行动主体中，一个能动社会显然不可或缺。能动社会是卡尔？波兰尼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能动的社会即“可以自主自为的社会”可以反制市场所带来的伤害。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士大夫阶层与地方自治。而在后来，如我们所熟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中间层被抽掉了，且并未因为改革与转型而得到充分建构。当下的中国社会，依然缺乏足够的有机整合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碎片化；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依然缺乏足够的制度化联系，其权力（权利）边界都显得模糊，这导致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成本异常高昂。
一个能动社会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近些年来所走过的路，很多时候都是国家的“独孤求剑”，这是一种资源消耗巨大且可能顾此失彼的发展路径。这个时代与过去的区别在于：过去国家建设进程是由国家设定与推进的，而在这个时代，国家建设进程必须依靠多元行动主体共同设定与协同推进。因此，重建能动社会，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联系，仍然是我们当前的核心任务。
对当下中国而言，一个能动社会不仅是自然生成的，也是建设而成的。这首先需要一系列前置性条件，比如前面提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联系，也需要新的建设机制，以在行动中促进社会能动性（自在自为性）的增加。而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正是这种新的行动机制。
斯坦福大学《社会创新评论》在2003年提出了社会创新概念，2008年的时候，又重新界定了这一概念。我想请大家比较这二者的不同。显然，2003年强调的是社会创新对社会问题的直接解决；而2008年强调的则是我们需要为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一种更有效率、更有效能且更持续性的回应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问题的解决中社会将成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社会创新不仅是新的问题解决机制，也是整体性社会建构的过程。治理的出现背后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市场、社会都可能出现问题，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或社会失灵。所以，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整合机制，来弥补每一个单一机制在应对公共问题复杂性方面的乏力。而这，正是社会创新的真正意义。
社会创新意味着更充分的资源整合，更多的跨界合作以及更及时地回应社会需求。马云一次演讲提及，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释放体能，其商业组织结构是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能源革命，其商业组织结构是公司。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开放思想，其商业组织结构是平台企业。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本质上相辅而成。与此类似，事实上社会创新就是社会的一次开放思想，其创造的是全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市场之间，以及社会自身的连接平台。
这个连接平台也意味着新的公共问题解决平台。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突破正方形的思维框架。事实上，这个正方形很多时候是不存在的，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当我们将正方形一边去掉以后，我们的思维将变成一个开放系统并得到极大拓展。很多传统问题（贫困，污染，犯罪等等）在正方形一边去掉以后都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式。而这个无限拓展的可能，不再是源于国家改革的“赐予”，而是源于能动社会自身的“创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内源式社会发展动力！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治理，还是社会创新，其本质都是为了公民需求的实现。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革压力是公民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家都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公民需求进阶论：第一个层次：公民需要的是回应、数量和质量第二个层次：公民需要的是参与、分享和平等第三个层次：公民需要的是自主、掌控和意义
这三个层次并非完全依次而进，而可能在不同公民群体中交叉存在。在国家建设乃至国家竞争中，谁能更快地、更好地回应公民需求，谁就将占据优势位置！就此而言，当代国家建设进程显然将更为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始终需要更加坚定地建设成为“人民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而它正在到来！我们是否都已做好了准备？
注：本文根据何艳玲教授于2015年10月29日在“社会创新论坛”(顺德)、12月5日在“中国政府战略与公共政策论坛暨市长论坛”(北京)、12月13日在“南方社工论坛”(广州)等三个论坛的主题演讲录音汇编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