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6月，由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资深专家曹锦清教授领衔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主要致力于城镇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研究。其微信公众号“城乡观察者”于2016年3月正式上线，中心主任熊万胜博士欣然命笔撰写《全面城镇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一文，全面阐发中国乡村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核心议题，以期认清乡村研究的形势，找准乡村研究的方向。
一、乡村社会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化分期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发展主要受到五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是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这种变迁在不同区域间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它决定了研究者的社会关怀，影响了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第二是西方同行或者说学术主流在研究范式上的供给，中国的乡村社会研究如同其它学术研究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研究一样，基本上还是依附性发展的。第三是本国国家政策的调整，国家政策的改变不仅直接改变了研究对象的状态，还通过改变课题选题方向来改变学术界的问题设定，也通过创造新提法来影响学术界的概念形成。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缓慢而深刻的调整，定量研究的地位逐渐上升；写作规范也区分开标准论文和一般议论文，抬高了所谓标准论文的地位。第五是研究力量的配置，显然越来越多的乡村社会研究者转变成了城市问题专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种因素。
乡村社会性质变迁的阶段划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来划分，也可以从乡村社会结构/文化的变迁来划分，还可以从国家制度变迁来划分，但在今天，从城镇化的角度进行的划分有可能展示更有力度的预见性。我们可以从城镇化的角度把集体化以来的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58-1978年的城乡对立发展阶段，1978-2003年城乡并行发展阶段，和2003年以来的全面城镇化阶段。
这种划分中可能存在争议的是如何看待乡村工业化高潮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结束，为什么不把它看作一个全新阶段的开端，而只是一个更大阶段中的过渡。今天看来，乡村的工业化如同攀岩时用的绳子，曾经十分重要，但在任务完成之后就被收起。或者换个比喻说，它在乡村社区的发展史上是一段插曲，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上是一段盲肠。而已有的全部工业化过程也只是为后一阶段的发展做了铺垫，这后一阶段的发展主题正是城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工业化的偃旗息鼓并没有结束一个时代，它通过产权改革继续演绎着城乡均衡发展的态势，并且通过民营企业在东部地区的大发展继续演绎着地方/基层政府唱主角的中国经济奇迹。
更重要的是，在集体工业的黄金时期结束之后，人口流动并没有立即获得政策上的合法性，城乡二元分割依然是国家的基本体制。一直到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尤其是这个事件是在发生了民工荒的背景下出现的，城市对于农民工才正式打开了政策的大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制度上终于被打破。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背景下发生了民工荒，这构成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挑战，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随后进行一系列重大的顶层设计全力为农民进城打破枷锁和创造便利，要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赢得战略性的缓冲期。从“小城镇大问题”起步的城镇化政策也就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全国性战略，由此开始了全面城镇化的中国发展新阶段。
二、城镇化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议题转换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城乡对立发展的阶段。乡村社会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工作研究或者政策研究，学术研究消失了。主要的学术研究是在海外完成的。国内的学者在改革后进行了补课。主要的议题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发生过程，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结构及其运行，国家政权建设，乡村中的政治运动，农业的增长及其过密化问题等。
第二个阶段是城乡并行发展阶段，经历了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和问题丛生的九十年代。在这个阶段里乡村发展经历了自主性的勃发-消解的大起伏，非常多的梦想在这个阶段萌发，然后就在同一个阶段里破灭。在八十年代，主要的研究议题包括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乡村民主化的发展，集体企业的发展，等等。到了九十年代，最为突出的议题是农民负担，干群冲突，农民合作困境，集体经济改制与人口流动，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城镇化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乡村完全受控于国家和城市，在第二个阶段里乡村演绎出了内在巨大活力，在第三个阶段走向了否定之否定，再次服从于城镇发展和国家的总体性治理。其中穿插着新农村建设或美好乡村建设运动。从政策的着力点来看，这个阶段里可以分出两个过程：着重帮助农民变成农民工和着重帮助农民变成市民，在后一个过程中出现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提法。最为突出的研究议题包括税费改革，乡村治理，农民抗争，土地制度变革，农业规模经营，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政策下乡的体制机制问题，农村产权的市场化，伦理性危机与文化转型，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等等。
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不仅转换了研究的议题，实际上也转换了研究的立场，当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被彻底动摇之后，“内发村庄”以及“三农”一体化的视角还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在乡村传统社会组织被瓦解的背景下，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所谓乡村发展的自主性主要是国家制度安排的一种意外后果。在国家强有力地将农民集体化之后，农民也借国家的强力实现了从未有过的集体行动能力。但是这种活力过于依赖于国家的政策许可，因此十分脆弱。承包到户、村民自治、计划生育、两基攻坚、金融监管的严格化、乡村拆并、集体企业改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紧、消除机动地禁止两田制、土地承包权固化、税费改革、土地确权、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等等。这些政策都有意无意地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到瓦解乡村集体的大合唱中，甚至于互联网导致的办公自动化都顺理成章地帮助了行政集权向乡村深处的延伸。也许我们可以说，既然乡村自主性的瓦解是各种力量的合力所指，那么它就是历史的必然吧！问题在于这个瓦解实在太快，快得让人失去了记忆，或者是让记忆失去了意义。在如此壮观的巨变面前，学术界好像来不及反思，反思的价值也变得模糊不清。很多人预言如此的巨变必然造就若干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家，但需要怎样的头脑才能把握如此海量和如此不确定的社会经验呢。
从民国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关于农村问题的整体论视角，这个整体论视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概括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需要一体化来解决的思路，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三农”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中的优质劳动力变成农民工，继而一部分将市民化；农业将走向规模化，采取更加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采用更加跨社区的方式进行一体化组织；农村村落的一部分将成为生活功能为主的社区，一部分蜕变成冷落寂寥的农庄。那么，是否还存在作为整体的三农问题，也就成了一个疑问。它的整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全国的整体性中，是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大战略中的边缘部分存在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三农”研究将可能出现立场的分化，形成所谓农村社区研究；农民的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农业的经济学、社会学或农业治理研究。
在第三个阶段，“乡村研究”将可能替代“农村研究”成为一个更加合宜的学术用语。“乡村”与“农村”本来各有其语境的源头，但在现代化的进城中，它们的语境被重新设定。“农村研究”隐含了一种工农关系的视角，而“乡村研究”具有一种城乡关系的视角。今天的农村社区的主要功能越来越不是农业生产，它更多的是一种不够现代化的边缘社区，或者是距离自然更加贴近的小型社区，它们肯定是乡村，却未必是农村。
三、全面城镇化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核心命题
所谓全面的城镇化时代或者新型的城镇化时代与此前的城镇化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原来是地方政府经营城镇，现在是中央政府经营国土全域；前者把城镇作为土地价值的加速器，后者把城镇化作为社会整体发展的关键战略。在出现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如何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难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经济转型困难，尤其是遭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强力打压，必须保持劳动力的低价和土地的低价；另一方面，长期利用这两点优势，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全面的统筹协调。全面的统筹不是基层或地方的创新能够解决的，所以必须进行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包括土地制度体系、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政策体系。这样的大背景也就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前景，同时规定了乡村社会研究的核心命题。
第一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政治，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是经济，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只能是社会和文化。
在第三个阶段，国家政权建设已经深入每一个角落，尽管法治化还是征途遥远，但这不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度不够的问题，而是模式要转变。乡村经济的发展将主要在第三产业有所突破，工业在乡村的发展受制于各种规划的限制，农业无论如何改变经营方式都不可能提升它对GDP的贡献率。但是乡村社会与文化的衰败不仅动摇了文明的根基，威胁了人民的幸福，而且降低了中国制造的品质，并将危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如此等等。这是一个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时代，乡村，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渊薮，还剩下什么？
第一个阶段的主题是革命，第二个阶段的主题是转型，第三个阶段的主题可能是重构。
乡村社会的重构一直在自然地发生着，而且在趋于定型。比如，不用再等待二代农民工重返乡村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他们自己都倾向于市民化的选项。什么样的村庄能够发展成有活力的社区，什么样的将退化成一种人气衰微的农庄，已经比较明显。在那些较有人气的村庄社区，它的主要功能从生产与生活的合一转变到以生活功能为主。而在生活领域，人际关系从温情到冷淡，集体生活从热闹到冷清，已经不可能逆转。农民家庭在完成了从纵向性向横向性的调整之后，正在完成从伦理性向政治性的转变。作为乡村发展的中枢部分，基层政治的行政化已经是既成事实；乡村精英正在蜕变成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得益者，伦理秩序淡化，权势体系凸显；德治的理想渐渐模糊，而法治的必要性还没有被普遍感受到。
如此定型的乡村生活，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种困境、陷阱或僵局。面对如此定型的乡村，学者的感受包含了失望和担忧。失望的原因可能是故乡的沦陷，担忧的原因可能是秩序的崩坏。这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在执政党真正转型成为一个城市政党之前，她的全部的制度框架和工作方式都更加适应于广袤乡村的革命和建设，适应于农耕文明的人情与事理。乡村社会文化的迅速变迁，对于执政党来说其实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内在挑战。
在乡村如此定型的现实或者风险的前提下，需要讨论重构的问题。重构的主要任务是重建一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个体化以及阶层分化的新乡村生活模式，它应该是物质充裕的，是精神丰富的，是环境美好的，是政治清明的。这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重构的结果是巩固并改良了中国人的活法，对治了乡村的社会失序和伦理性危机。
位于中国人活法内核的中国式伦理，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它本身缺乏逻辑清晰的论证结构以及令人神往的信仰基础，儒学的几次演变都未能完成它的形而上学任务。在传统上，这种不足是由佛教和道教以挑战者的姿态通过辩证转化的机制来弥补的。但在刚刚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文化上的孔明锁被打碎成一堆莫名奇妙的弯弯曲曲。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潮，复杂社会、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的世变，使得所谓回归传统的努力看上去像是一场乡愁，一场属于整个民族的集体的乡愁，只不过这个乡愁定位于过往的某个时空。能够替代儒学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重建“社会性道德”的，也许只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了，这才是真正的新儒家。
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不可能是全新的，它实际上必须和传统的儒家文明结合起来。而且它不只是一种教化，毕竟观念离开了利益就会出丑。它实际上将是一种内涵文化导向的总体性治理，是朝向观念引导的权力与利益格局重构。
Edward Friedman(弗里曼)曾经在1991年提出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应关系，似乎乡村可以继续是中国的，不必是社会主义的。这或许是前述第一阶段的事实吧，但在经过第二阶段的深刻转型之后，“社会主义的乡村社区如何可能？”将是全面城镇化阶段的核心命题。当然，它不是唯一的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