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导致了极化发展形态基础上的非均衡格局。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加速，共有超过5亿人口进城。这庞大的新增城市人口数量，推动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全面较快增长。但自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十几年间，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能级和影响力，明显超过了数量众多的小城市。根据新的城市规模设定标准，我国有超过1800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小城市数量占中国县城以上规模城市总量比例便超过了85%。中国整体上还处于一个小城市占绝对多数的城镇化分布形态。占比多数的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质量高低，是决定中国城镇化发展顺利与否的根本性问题。重视和改善小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一、“小城市病”：概念与内涵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城市病”。“城市病”是古典城市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诸如沃思就从城市人口的非人格化属性提出，城市酿成了一种社会病态的倾向如犯罪、暴力、精神病，随着城市人口密度加大，这个倾向只会日益强化。后来城市病症状逐渐发展并描绘为各种相对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的、恶化性的社会问题。“城市病”是指在一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失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 张鸿雁认为，城市问题或“城市病”可以理解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品。从事物存在及事物问题的存在方式论起的话，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问题，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的问题，因为还有“农村病”、还有“小城镇病”等问题，世界上每一种存在的事物都有“病”，这就是事物的存在本质。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的差别时，从人际观察出发谈论过城市病。他认为，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城市问题由来上，他侧重研究了人际关系，他认为紧张无序的人际关系是造成城市病的原因，由于城市中的人们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现代机械文明之上相联结，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和原则，自私自利，相互之间充满敌意。由于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乃至异质性的关系，城市人际关系的变迁的确会导致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乃至社会道德的滑坡，这已经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体现出来。迪尔凯姆在研究城市问时强调了社会分工的影响，他认为分工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异质性。因为“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往往带来较明显的社会失范、社会危机和社会混乱，如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加大、城市文明遭遇挑战、经济环境不协调，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冷淡，资源分配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城市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社会有机体。迪尔凯姆所指出的城市问题，便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经由社会分工引发的冲突与混乱的社会后果。而帕克基于美国大城市芝加哥，从城市人类活动来研究城市问题。帕克指导并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 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帕克的研究表明，美国城市化中遭遇的城市问题，种类多样，结构多元，群体属性复杂。当然不是所有的城市问题都是“城市病”，但愈发严重的城市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焦虑、发展困境和持续恶化的城市问题，便可以理解为“城市病”。从国内外文献中可以看出，“城市病”一是指乡村社会转变城市社会之后而产生的迥异于传统乡村社区社会结构的专属于城市的各种问题，诸如人情淡漠、道德沦丧、自私自利、贫富分化等问题；二是特指在城市化发展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过程中出现的大城市所特有的社会问题，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城市犯罪等问题。
小城市问题特别是“小城市病”在学术研究中长期缺位。在国内研究文献中，城市问题是一个显性研究议题，也是城市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但学者们在研究城市问题时，主要聚焦于中国的大城市，把“大城市病”作为了一个核心关注点。CNKI文献库显示，截止到2015年7月，篇名讨论“城市病”的文章共有260篇，其中主题聚焦大城市开展讨论的文章有234篇；篇名讨论“大城市病”的文献有33篇；篇名讨论“小城镇”的文献有13989篇；而篇名为“小城市病”的为2篇，篇名讨论“小城市问题”的文章为2篇。可见，在大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和社会资源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由于城市盲目扩张或者过度使用资源而造成大范围的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利用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紊乱等问题，使整个城市处于失衡和无序的状态”的“大城市病”，早已成了中外城市研究中的“显性问题”。同样，小城镇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的讨论下，也不间断地被置于学术研究的视域之中。而介于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小城市，即数量庞大的城区人口少于50万的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类型化“对象”，却乏人问津。诚然，小城市不同于小城镇具有的“城市末端化”属性，它们更像是处于中国大城市化与小城镇化谱系中的中间过渡形态。而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小城市已经具备了一种学术层面的类型特征。相较于学术界大量关注的“大城市病”问题，因结构性原因导致的“先天性营养不足”的小城市，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内卷化”的“小城市病”。
小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也存在着明显的城市问题“恶化”趋势。城镇化的轨迹，主要体现为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快速集聚的过程。中国小城市病，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中，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小城市问题。一是“滞后型城镇化”带来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二是“超前城镇化”带来的供给过剩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开发区、新社区迅速崛起，工业厂房与居住楼房呈现大面积过剩，烂尾项目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大量的小城市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人才集聚不多，内生性发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续“抽血”小城市的极化发展格局之下，各种发展性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从而导致小城市病的出现。在经济下行周期，我国各地区的小城市病的还将持续爆发，诸如产业结构单一与就业机会不足、人才持续流失、住房供给过剩与资产价格走低、文化氛围淡薄、创新资源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庸俗化、社会交往强关系化、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创新资源衰竭化，概况而言，可以理解为小城市病的“庸堕化”现象。
“小城市病”集中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特征。“庸堕化”主要体现为精神生活的庸俗化趋势，经济物质层面的差距扩大化趋势。由于大多数小城市受人口、资源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影响，城镇化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弱化，从而导致了城市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庸俗化，市民的精神面貌呈现懒惰、不进取。伴随社会生活的庸俗化，还有小城市经济发展的能力退化，与大城市产生更大的鸿沟，形成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堕距”，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小城市的经济结构能够有实质性改善的动力与机会。这种小城市的庸堕化趋势，如果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将会形成更加严重的小城市病，大大降低我国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力。
二、 “庸俗化”：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下”趋势
小城市大多缺乏现代文化生活气息。由于人口规模、人口教育水平以及文化机构的局限，小城市几无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文艺空间。文化场所和文化机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现代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包含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缺失文化发展的城市化，一定不是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化在物质层面包括城市建筑、雕塑、广场、文化体育设施、历史文物、自然景观、文化传播网络等，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注重用先进文化提高城市人的素质。 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符号与景观，构成了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石。城市发展如果缺乏文化品格是不可持续的，这已被当今发达国家的无数事实证明。现代化建设要求政府的执政作为和城市建设要有高文化含量，要有健全的城市文化设施。然而现实是中国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主的中心城市，甚至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其城市公共文化场所与高层次文化场所资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绝大多数中国的小城市，诸如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时尚文化空间几近缺失。90%以上的小城市没有自给的市立单体美术馆建筑和两所以上的免费博物馆，画廊更是鲜见，小资氛围的咖啡馆、时尚文艺空间也是稀缺产品。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场所空间，近些年在大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而在小城市却仍然无法生根发芽。可见，由于缺乏文化资源，小城市一直陷入了文化品位缺失性的庸俗化。
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匮乏，赌博人口比例高。由于人口结构与城市文化品位庸俗化趋向，小城市的精神生活较之大都市显得较为匮乏，小城市赌博风气浓厚。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导致小城市精神和价值追求不同程度的衰落。小城市的麻将馆人满为患，小赌、豪赌，甚至以睹为生的人口已有不少。笔者老家中部省份一个地级小城市的一个城郊村，共73户258人集中居住于城区边缘的拆迁安置小区两排共四栋六层公寓楼。高峰时期村民开设了4家家庭麻将室，常年有2家活跃着地下室麻将馆共四个桌位。据调查，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1点，都挤满了村民打麻将或围观，男女皆赌，女性甚至更为多数。连不少中小学生，都学会打麻将赌博，风气十分不好。而且小城市的不少大小宾馆酒店也都因赌而兴，很多宾馆客房必备一张麻将桌，有些客房甚至被常年包房供打麻将之用。每年春节期间，则几乎全城皆赌。此种严重的赌博现象在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省的小城市，基本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赌博成风容易消磨意志，抑制个人奋斗精神，强化了懒惰思维，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影响家庭和睦。当一个小城市的大量人口陷入赌博式的麻将馆生活，势必造成该地区的人们普遍化的庸碌、懒惰、消极和不思进取。这与小城市缺乏创新活力、文化活力有直接关联。
小城市开始进入一个吸毒增长期。国家禁毒委2015年发布信息指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特别是近年来滥用合成毒品人员低龄化、区域扩大化、种类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其中区域扩大化，主要是向小城市、县城、乡镇层面扩大、扩散。网络曝光的一些极端吸毒案例，已经暴露出小城市年轻群体吸毒的蔓延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的一些小城市，吸毒群体长期盘踞在一些小宾馆，群聚性地开展贩毒与吸毒。大城市虽然也有不少吸毒群体，但区域扩大化到了小城市，更加削弱了小城市的健康发展能力，人力资源遭到吸毒的破坏，并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得小城市生活方式更加走向庸堕化和消极化。
三、僵化与弱化：小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和经济活力不足
大多数小城市都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小城市的经济活力不足，缺乏产业支撑。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静态失业率较高，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大多数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赖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农业直接进城人口占比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数几个企业或行业就业。曾经高速发展的鄂尔多斯，主要以“羊（毛）、煤、（稀）土、（天然）气”为四大支柱产业，且多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产业类型，一旦宏观经济出现衰退，整改城市立即表现出衰退趋势，产业发展停滞，人口外流，从而形成了“鬼城”。江西省地级城市新余市，总人口115万，城区常住人口30万。产业基本围绕以新余钢铁责任有限公司、江西赛维LDK太阳能公司为主。两家大型企业高峰时期共能吸纳6万人就业。占据城市就业总人口的近40%。江西省另一地级小城市萍乡市，城区人口35万，产业主要依然萍乡钢铁责任有限公司、安源煤矿公司以及鞭炮业为主。安徽省地级城市铜陵市，城区人口40万，产业主要以铜矿及冶炼业为主。安徽另一地级城市淮北市，城区人口35万，产业主要依赖以煤矿及矿业机械为主；河南省最小地级城市三门峡市，人口25万，主要以大型发电厂及发电设备制造为主。河北省地级市衡水市，城区常住人口不足30万，产业主要依赖钢铁、水泥、化工为主。 民营经济发达的中国低压电器之乡温州乐清市，城区人口不足20万，发达的低压电器都分散在各个乡镇农村区域，城区产业主要是行政机构、学校、医院等三产服务业为主，零星分散存在一些中小规模的低压电器工厂，整个乐清市城区没有一栋单体的现代化的商务型写字楼。上述地级小城市或县级小城市，产业结构以两三个支柱产业为主，形成了长期相对单一化的经济体系。同时由于资源型企业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城市经济往往容易陷入周期性的低迷期，从而导致城市静态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区间。特别是全国有130多个资源枯竭性小城市，因为产业资源的衰退，不少小城市陷入了“枯城”化命运.。结构型的就业门类少、静态失业率较高，从而导致小城市的年轻劳动力不得不选择以外流务工为主。对青年劳动力而言，不管在求职深造还是宜居生活方面，小城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大都市，因此新生一代更倾向于往大都市寻求发展。以江西省新余市为例，根据人社局的社保缴纳数据变动情况测算，2010-2013年四年期间，劳动力外流量占据全市总劳动力人口的35%。高比例的人口外流给本地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城市经济活力长期不振。
城市发展模式的僵化，越来越暴露出小城市的产业困境。近年“鬼城”之在小城市频频上演。小城市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早已开始呈现扩大化趋势。根据城市人口与经济实力，小城市大多属于四、五线城市，前期房地产投资高涨之后，已基本满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累积的住房需求，这一时期的土地财政也填充了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但是地方产业发展乏力，尽管住房供给开始过剩，政府还在选择延续土地财政的非理性发展理念，这就导致近几年开发的大量楼盘空置率过高，烂尾楼盘增多，加大了“鬼城”风险。空间城镇化的盲目冒进，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的工地化，更使得城市的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处于泡沫化状态，使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浮躁式的建设”状态。这一现象与全国170座城市房地产监测结果中有110多座城市房地产价格下降相吻合。这110多个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小城市。在新城规划、城市更新的方针下，可以看到很多内地城市、县城的新楼盘遍地开花，且显然已严重过剩。虽不能说都是“鬼城”、“空城”，但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出现的供大于求现象，确是不争的事实。
小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任何发财的资源都显得稀缺，导致城市资源争夺呈现暴力倾向。行驶暴力犯罪的人不一定都属于黑社会组织成员，往往也就是包工头级的人物。但争夺资源的方式，却具有了某种黑社会性质的特点。黑社会组织是指由众多成员组成，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组织亚文化，使用暴力、威胁或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控制一定的社会区域或行业，向权力部门渗透并建立保护伞，以牟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半隐蔽的社会群体。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是推动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式的黑社会组织并不多，但各种类黑社会化的暴力行为却经常发生。大城市也有，小城市则更甚。因承包各类土石方、土建、建筑工程问题而产生的暴力冲突，在城郊结合处地区，特别多见。在很多小城市几乎各村、各乡镇都有若干股势力，控制一方地盘，若想到其他人地盘上承接工程，便必须依靠实力。据笔者在中部省份的一个小城市所作调查发现，当地的小型工程，特别是土方、土建工程，几乎都存在着地方团伙势力的强势介入，这种强势往往依靠暴力得以维持。为争夺工程项目，动用强制、刀具、甚至铲车，上演各形形色色的暴力冲突，包工头或老板，雇佣未成年儿童或者社会闲杂人员，进行群体性械斗，打斗此起彼伏。有村长被十多人跟踪砍杀，有冒头的人被乱枪打死，有村干部被人蓄意攻击等。近年来，媒体报道出来的各种刑事案件，与中国城乡结合处出现的一些黑社会化暴力现象不无关系。这种暴力手段获取项目的现象长期存在，使得一些老实本分人根本无法获得发展机遇，创新创业也很难在小城市开展，这已然严重损害了小城市的市场化发展能力和城市经济活力。
四、“人才荒漠化”：小城市的知识与创新资源持续衰竭
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知识人才缺失，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我国高度行政化和中心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呈现了严重的极化分布格局。根据中国“211大学”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除去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直辖市及少量省会城市，全国地级市中只有6个城市拥有211大学，分别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徐州中国矿业大学、苏州的苏州大学、无锡的江南大学、河北省保定市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吉林省延吉市的延边大学。其他240多个地级市只拥有为数不多的普通型大学、学院、职业学院等高教资源。而超过1600多个县级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学或学院类的高等教育机构落户。这就造成小城市严重缺失高等教育资源和在地化的高层次知识型人才。同时，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局限性，导致重点大学毕业生或海归人才亦严重缺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客观上呈现出低层次化格局。在缺失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精英群体的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种“人才荒漠化”的小城市知识与教育资源现状。这必将最终削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导致小城市很难具备如大城市一样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这不仅削弱城市文化资本的生产，更破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构建，最终大量小城市沦落为庸堕型城市。
小城市日趋浓厚的庸堕化趋势日益排斥精英群体。在新一轮城市竞争时期，小城市的庸碌化、庸堕化逐渐被固化，对于高素质人才而言亦丧失吸引力。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极化发展的“北上广深”等大都市与小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地域反差”。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简单的物理空间与产业结构层面，更多的体现为城市性格、城市活力、城市能级、发展机会、城市自由度、人口多元化等层面。小城市在人口的同质化、熟人化、规模小、密度低的格局之下，又将通过“循环因果累积效应”而逐渐庸堕化，最终无法吸引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无力汇聚创新型人才。中国大都市的极化发展在过去的十年中凸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苏州、武汉、天津等大都市，人口增长迅速，虽然房价高，竞争激烈，但青年群体仍愿意涌入大城市去寻找机会，追逐梦想，实现理想。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特别是海归群体而放弃回归故乡。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导致小城市乃至一些中西部大城市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精英人才。由于经济发展势差和堕距的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的城市人口都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因小城市性格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了小城市在庸俗化、封闭化、堕距型的社会氛围中持续滑向了“小城市发展陷阱”之中而难以根本扭转。
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国的小城市想要真正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亟需通过顶层设计与城市发展战略变革，打破小城市发展陷阱，逐步解决小城市病。与此同时，发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势必将持续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人才，小城市能否真正崛起，的确存在不少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