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按照“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大力建设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化，城市化率也从1978年的17.9%，到2011年首次突破50%。在当前经济逐渐趋缓的情况下，城市化更是被当成了发展经济的法宝。这个时候，中国各地方政府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事情，就是高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与否，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而城市化率超过一定比例后，社会更是必然进入风险高发期。
一般而言，国家经济发展了才会带来城市化率的提高，在大规模的城市集聚之前，总要积累相当的财富，或者至少具备一定的政治能力，这是长期普遍规律。然而，在过去的50年，全世界看到的是在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城市出现了爆炸式的扩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从1950年至2010年，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由1950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47%。截至2011年底，全球主要国家中，城市化率最高的居然是阿根廷，城市化率达到92.5%；其次是日本（91.3%），和澳大利亚（89.2%）。巴西的城市化率（84.6%）居然也高过美国、韩国、荷兰、德国、意大利，而俄罗斯的城市化率（73.8%）则接近德国、高于瑞士和意大利。
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很多国家尽管一直处于贫困状态，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城市化率也大幅提高。2011年，最为极端的7个国家，即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马里、海地、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其人均收入低于1250美元，人口超过1000万，城市化率超过1/3。在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不止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有3个城市的人口达到400万甚至更多，更有像卡拉奇和金萨沙这样的特大贫困城市。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1960年，全球只有两个国家人均收入低于1250美元（以当前美元计）而城市化率超过1/3，即埃及和尼加拉瓜。如果将收入门槛提升到2000美元，国家的数量将增加到10个，其中有7个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和秘鲁，以及3个中东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在上升到与这些贫困国家同样水平的时候，收入水平要高得多。1890年，当美国收入水平接近6000美元时，城市化率为1/3；1920年，当其收入接近1万美元时，城市化率达到50%。法国、德国和荷兰与美国的情况更为接近，只在其收入水平远超过5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才达到50%。
上述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与否并无必然的联系。而贫困大城市之所以可以史无前例的兴起，则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产品自给自足的时代，只有生产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并建立强大的国内运输网络，才能供养城市居民，城市化率才会提高。这也就是为何只有在古罗马城以及中国的东京汴梁这样的地方，才能诞生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现代的开放经济阶段到来后，贸易缓解了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性，食品供给的全球化降低了为建设城市而生产本国农业剩余产品的必要性，即使存在大量贫瘠的土地，城市也可以发展。因此，在开放经济中，城市化有可能是生活悲惨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率尤其是农村部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应该看到，城市可以创造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以带来节约运输成本、加速商品和知识的流动、增加日常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创造更多合作创新机会等一系列的好处。同时，由于人口密度等原因，城市也加速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加剧了犯罪活动，导致交通拥堵以及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住房成本，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削弱了城市竞争力。这些问题困扰了西方城市数百年，中国也同样无法回避。更要命的是，国内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和组织加速衰退瓦解的过程中，矛盾、对抗和撕裂现象也越发普遍，各种非理性的、极端化的思想观点大为增加，群体事件不断增多。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很早就指出，城市化率超过50%后社会进入风险高发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分析结果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无一不是如此，它们都陷入了贫穷的城市化！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现在把城市化当成发展的法宝，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高城市化率的风险，要注重城市发展的内涵，确保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避免在中国出现“贫穷的高城市化率”！为此，除了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以及有能力的政府实施良好的治理外，更需要政府调整城市发展思路，以“城市”的角度看城市化，用战略眼光做好城市的长远规划与设计。但坦白讲，很多的地方政府还做不到这些。
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与否并无必然的联系，也可以有“贫穷的高城市化率”。城市化率超过50%后，社会可能会进入风险高发期，这个征兆在中国国内已经显现。中国需要注意高城市化率的风险，要注重城市发展的内涵，避免在中国出现“贫穷的高城市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