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在“君”之上还有制约“君”亦高于“民”之“天”）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君，虽为政治结构中的唯一世袭者，却非现代所批评的专制。其世袭，则是广土众民大一统的中国稳定秩序之必须。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群体组成，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更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无人者，无大臣也”。士由学而仕，可达及大臣。船山乃将宋明理学家之“格君心非”而转向对大臣、士人整体之严格要求，士成为政治调整的动力所在。以至他会叹惜天下之不治者，在于“有君无臣”，即君在中材以上，可以为善，而群臣庸陋，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由此成为船山史论经解中极为关键的提法。他在具体的历史中严格辨析“允为大臣”者，“不足为社稷臣”者，并在与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比较、批评中，展现了士人在政治上种种易犯之过失，从而就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对士大夫群体做出自我反省，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任”，见“大臣”之难得。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在政治品格、政治实践智慧方面，就需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即持大正；静，简，裕而密；独任；平情。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具备大臣之道之允为大臣者，区别于直谏之士（船山谓“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意气之士、躁人、妄人等臣子、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共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区别于功名之士（“急于行志而识不远”）、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等的不择手段而坏人心。其独任、密、规之远大区别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区别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
“大臣之道”不是船山的发现，而是作为中国传统之核心的儒家及其经史之学所固有的，即是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船山学核心的“大臣之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是否依然有效？这一问题乃与另一问题相关，即今日中国之政治是否仅是现代政治，而与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全然断裂？笔者的回答是相反的，认为今日中国虽不在“名”上却在“实”上，在德性与制度两方面延续了传统。
1.德性之延续传统。表面看来，我们今天的一套政治话语、政治制度是西化、现代化的，而与传统割裂。这其实是高估了西方及其现代性的影响，而低估了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在近一百多年来自身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转化力以及今天与传统的“日用而不知”的延续性。惟其未必自觉，习焉不察，历久弥新，适以说明其顽强生命力、适应性及其合理性。此种延续，除了大家谈得较多的介乎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层面的家庭之外，在笔者看来，亦同时既深厚且广大地体现在政治层面——既在外在的政治制度，又在内在的为政者的德性上。当然值得深究的是，此中习焉不察之延续的制度与内在德性之间的内外相互一体性，断不可割裂视之。
有政治历练、政治实践经验者稍微静下心来，反求诸己，体证于自身，其实不难体会到，船山所诠释的“大臣之道”虽无其“名”，但却有其“实”地作为活的传统迄今延续着，即或多或少、或纯或杂地体现于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日用而不知的政治行为选择中。
再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党员的修养、先锋队的意识本身即与作为传统之核心的儒家之德性、圣贤精神具有内在的延续。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常规的执政党之后，作为既古老又温故知新的德性，即大臣之道的重新获得注意，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德性以及制度上之延续传统的深层原因在于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对元明清历史的延续。过往所谓明清愈趋专制之说乃是大误区，实际的历史是一个大国的中央集权的持续过程。而元明清所奠定的帝国政治空间大体为现代中国所延续，明代的两京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与作为经济中心的南京将中国南北贯通为一体）在实质的层面亦为现代中国所延续（即北京与上海）。晚明所出现的不在地地主（即不生活在乡村，而居住于县城，与乡村不再休戚相关者，往往引发晚明的民变）则与现代革命的发生有长时段的历史联系。
就政治学的意义而言，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所发展出的一套治理大国——与今天一样的政治空间——的技巧，即治道、治术可谓穷尽精微达到极致。作为后人的现代中国为政者，已很难超越前人，而多是在“实”的层面不由自主地回归。如朱镕基时期的“费改税”，与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完全一样，只是名字不同，其整顿吏治以及成效亦与张居正当年相似。晚近巡视员制度的创设则很容易看到它是对明清巡抚、巡按制度的袭用，而巡视员（包括各省市纪委书记）之任期是久任还是短期之困局，亦与明清之时一样。种种相似处之上必有其“理”在，所以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现代中国与明清中国的内在延续性。
2.政治制度之延续传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分析美国政体的独一无二在于其不仅不是很现代，反而是古老乃至于看似落后于时代，这一古老的政体即是16世纪英国都铎政体。他指出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而白宫政治亦与宫廷政治相似。今天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只承袭了旧式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承袭了其本质。美国的两院制及其下属常设委员会也比较独特，它直接承袭自都铎时代，而英国内阁的建立则破坏了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之政体都朝着政治现代化演化，而美国反而停留于16世纪古老的都铎政体，它唯一重要的创新是联邦制。
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体制现代化作出区隔。美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经济方面可能发展到高度现代化的程度，而政治制度方面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质。亨廷顿的结论是，美国经验表明古老的都铎政体完全适宜于现代社会。他最终的结论认为，新欧洲也将改变其政制中过于现代化者，并逐渐分享旧制度的某些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在金融这一经济制度上中国不是太现代的好处。而中国诸种制度中最核心、规模最大的制度，即承袭自士大夫政治的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度，却迄今没有人自觉给予其应有的定位，如亨廷顿对美国政制中的都铎制度所做的那样。
官僚制度于我们而言太古老，两千多年前的《周礼》设官分职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历代史书都专门设有“职官志”。但中国这一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制度当年对于西方而言却是非常新的，亦可谓是现代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制、贵族制以及骑士、教士。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并最终形成了其文官考试制度，以及西方式的官僚制度，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仿效。韦伯认为欧洲理性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但西方人只是部分地学习中国的科举制。我们今天往往天经地义地批评“中体西用”而主张“西体中用”，但欧洲当时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却也没有“中体西用”，而是“欧体中用”——从其自身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代议制、政党制乃为其体，文官考试所选拔者只是终身公务员，部会首长则由获选政党任命，并随着政党落选而下台。
今天的中国官僚制度承袭自传统官僚制度、士大夫政治的一个关键乃是中央组织部在“实”的层面承袭、转化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吏部的组织、功能，其选拔各级官员的实际操作亦与吏部惊人的一致。比中组部的这一承袭更为直观的，是省、市（地区）、县的首长与元明清之省、府（州）、县的一致。
另一更隐秘甚至比中组部还关键的承袭则属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以党总书记为首（同时为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于一身）的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看来是全新的，但却不是美国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不是英国的在保留国王之下的行政与立法合一的内阁制，不是法国的半总统制。由于这些不是，它变得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学里几乎都没人真正讨论过，自然潜台词乃是其缺乏现代政治之正当性。未来的政治改革目标应该是朝向美国式的总统全民直选，只是目前中国为了稳定，还只能从基层乡村直选开始，以后逐级向上——县、市、省最后直至中央，时间或许要到一百年，但却是最终之目标。这一目标虽未必公开道出，但相信其潜藏于绝大多数政治学者、不少官员的心中。
是给予以党总书记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给予其政治正当性之学术解释的时候了！
从明清长时段延续而言，政治局深层次上乃是明代内阁制（其中有首辅）、清代军机处（有首席军机大臣）之现代延续（从明清还可上推至唐代的中书门下制。中书门下制为多人之集体宰相制度，它既对皇帝权力有所制约，也防止宰相之个人专权，故当代中国之“集体领导”乃有甚深之历史文化根基），只是传统的一极的“皇帝”在结构功能上为现代的同样一元的“党”所取代。党与世袭君主一样为广土众民大一统的中国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之必须。
就中央组织部在“实”的层面上承袭古代吏部的组织以及功能而言，中国文化与政治传统最重识人、举贤能而任官，不同于现代的所有人投票式的选举制，古代吏部在如何识人、选人（多途并进，灵活多方，有出身科举考试，有推荐，也有由吏而升到省、部首长）、用人、奖惩考核以及致仕的安置上，历经近两千年之经验累积，到明清可谓发展到极尽精微，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已不断尝试过。故今天之种种以为新的尝试、改革其实不出于过往历史上之尝试，只是今人不读书、不读史。吏部选人、用人之审慎、细密及其政治智慧乃是现代纯粹的票选制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中央组织部之身份、定位一如中央政治局，由于没法在现有的西方化的政治学里安置一席之地，故而觉得其缺乏政治正当性，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能理直气壮地在国际上说，所以不免遮遮掩掩，只能暗暗地实践之。若持久保持这种“日用而不知”的政治本能的状态也还不错，因为随着中国之强大，在解释其强大的制度原因时，或许终有一天，也可能归结到这里来。最可担忧的是，因为这一制度与任何制度一样，行之长久都难免有弊病。加之其无法在现有的政治学里得到安排，所以被不断改革，尤其是朝向以投票选举为目标之改革。
上述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直接任命省委书记、省长等在“实”上对于传统政治制度之承继，可谓是老祖宗为后代好不容易积累的资本。我们要慎思种种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要因任何制度必有的一时之弊，而必欲破之乃至贻害百世。
3.当代中国“混合政治”的特点以及作为古今混合关节点的党。由上述讨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院之政治学与今日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脱节，乃是既见诸于政治制度，亦同时见诸于政治实践者的德性。所谓当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证成，既是有实而后有名，同时，本有其实，若无其名，无学术的持续解释、研究，则其正当性亦无法建立并贞定。笔者尝试对当代中国政制之特色作一解释：混合政治为特色所在，即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中央组织部对于明清内阁制、军机处、吏部所承袭之士大夫政治，与现代政治即政党政治之混合，这些全属于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在此实质性权力政治正当性确立的前提下，其他相对形式性的诸种权力如人大、政协的定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则有的省市的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政协主席由副书记兼任的政治学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此政治学乃是我们欲重建之中国政治学。
混合政治虽是由传统政治制度与现代政党政治混合而成，但其中的关节点还是党。因为政治局、组织部都属党的权力，对应于传统的内阁、吏部（二者在明代简称阁部）——士大夫政治，故亦可谓现代之“党”与传统之“士”在结构功能上的相应。中国混合政治之文化价值理念即“中国社会主义”，与“士”之文化价值理念即“儒学”，亦有内在之转化关系。强调“社会”之共同体与宋明理学强调重建“宗法”（张载《西铭》之文字最为集中概括）之共同体乃有深层之契合。当然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表面看来是要破除宗法，实际乃是更为扩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革命及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当年吸引年轻知识分子，一如宋明理学之价值理念吸引当时士人一样。社会主义理想与宋明理学最为重视的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着很深的精神联系。故，混合政治下，当代中国之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化、儒家化之社会主义，而今天儒家之方向亦是社会主义化的儒家，二者乃是互相转化。从此角度而言，宋明理学曾被视为新儒家，今日社会主义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下，必亦有新的儒家形态之产生。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及其所特有的党委制，亦可谓是面对现代西方的入侵，不得不对于传统士大夫政治打破后的现代重建。因为唯有自己也变成和对方一样，具有远超士大夫政治的现代的超强政党组织力，才能更大规模地凝聚、动员全国之民众，对抗现代充分组织、动员起来的西方，从而救亡图存。因为国家、政治之“皮”之不存，文化之“毛”将焉附？就此而言，政党政治亦可谓挽救了士大夫政治。这一点认识至关紧要，因为今日言儒家者，往往以传统之士大夫政治反对政党政治。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政治之承担者经历了从周之分封制下的世卿制，到秦汉以下两千多年郡县制下的士大夫政治，到现代则是政党政治，但其中的文化、政治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及其文化价值理念却能一脉相承，这也是人类学家张光直所说的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特质所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如亨廷顿所赞赏的美国政体承袭古老的都铎政体一样，既是很现代的，同时又是很传统的。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在混合政治这点上，更是体现出很现代的政治制度与不现代的、古老、悠久的政治制度的混合。唯二者之混合，才能解释今天大家所感兴趣的中国道路之秘密何在。当然在价值判断上，我们要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政治专制之陈说。
笔者在此所讨论的混合政治不是从一般所说君主制、贵族制、平民制三者之混合政体的角度申说，乃从传统士大夫政治与现代政党政治混合的角度申说，故笔者所提出之“混合政治”，针对者有二：一是一类学者以其个人所理解的儒家来批评当代中国政治之反传统并批平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而主张恢复所谓纯粹之儒家，他们乃是执于虚名，而完全没有看到在“实”上当代中国政制对于以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内在承袭。他们所执之儒家乃是凝固化的，不知“礼，时为大”，是为“小人儒”，而非“君子儒”。二乃针对党内以儒家为封建专制而持反儒立场者。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在“实”上承袭传统士大夫政治若有自觉意识，则几千年历史蕴积、由三代礼乐文化发展而来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将重新激活，由“日用而不自知”而变为“温故而知新”，如此则现代中国政治接大本大源，而能立国规模弘远，可大、可久。即就创制而言，近年源自传统巡抚制度的巡视员之设立，是未必自觉的承袭士人政治。若更有自觉意识，则更有进之者。如明清翰林院向为养才储望之地，宰相几乎无不出自翰林。由于为清职，不责以具体行政事务，又坐拥天下最丰富之藏书，可以沉潜读书，从容养其学问。由于参与起草诏书、修史、充任皇帝顾问、经筵讲官等，故具通识——通前朝、本朝历史以及典章制度之沿革，亦自然而然地接受政治通才之培养。翰林院表面看来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但其实是可以找到种种蛛丝马迹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更早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之起草中央文件、备顾问、组织政治局领导集体学习（虽自己不充讲官，而从高校、研究所延请讲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之修党史、国史、编档案（近乎古代之“实录”）；中央党校尤其是其中之培训部一年期青干班（承袭古训“仕而优则学”，一年为党校最长期之培训，深得从容养才之道，惜最近学制缩短。尤可惜者，目前几乎没有对于党的此类甚多的创制、良法的自觉学术解释，从而也就在党校系统之外默默无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政治传统向来重名，礼教者，名教也）之司局级干部培训。在“实”上，翰林院整体之功能乃分散见于上述党的机构中，拼合之而可见全图。
在此并非要比较古今之高下，言制度忌以古度今，因制度并非固化不变，乃随时偕行，况且任何一古人理想之制度不能从当时整体之历史条件中抽离出来而单独用于今。今天党之创制多有超越传统翰林院之处。同时，非是翰林院具体之制度、非是其名，乃是其背后创制之精意可资今日之借鉴。一则，中央政研室、文献室、党史室与党校互相之间可多切实交流，同时分工之上可考虑有统一之协调，更重要的形成贯通之识，即政治通才之培育。二则，以古之精意为鉴，则今有可完善者，如文献室、党史室不止于修史之虚文，当真正“资治”，而修史者亦当有政治通才，与政治实践部门之间可相互流转。古之经筵有日讲，政研室之组织学习，未必尽求之于外，自身亦可为讲者，而有更常规化之讲座——不是讲具体之“治术”（此乃外边延请的专家、学者所讲的专门知识），乃是讲“治道”（古今一贯儒学经史之道，中国共产党得失成败之道）。党校之教育乃是政治家、政治通才，即大臣与“大臣之道”之培养。总之是要最大程度地提升党的这些机构的精神品质与政治能力，从而更精、更纯地得翰林院之精意。值得注意的是，各得士大夫政治中的翰林院的职能之一部分的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全都属于党的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设置又是西方政党政治所无的，乃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
讨论至此，一个需要专门提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中，什么是西方政党政治都没有的因素？此所独有之因素又是非形式化，却至为实质化，也最为关键，同时也充满政治正当性。迄今还无人以这种方式发问，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政制的发问方式往往都是中国政制没有西方的什么什么，即还没有发展、进步到西方，因而无正当性。是到了转换提问方式的时候了！
刚才所讨论的中央政研室、文献室、党史室与党校，尤其是全国上下选拔、考核官员的各级组织部等是西方政党完全没有的；与组织部、党管干部相关联的是党政之一体，这也是西方所无的；西方的地方各级领导人也是由选举而产生，而中国党政一体下，党组织系统的省市县委书记等各级官员与政府系统的省市县长等各级官员乃是自由转换。政府的人事部系统貌似选拔、考核公务员，其实与西方独立于政党的公务员系统并不一样，人事部与组织部的差别仅在于其所管干部层级更低而已。
西方政党所无的组织部以及党政一体乃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士大夫政治。还要专门指出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士大夫政治，乃是中国所特有的。组织部与士大夫政治二者都是西方历史文化中所无的，故组织部以及党政一体等这些独有的特点，当在古老的士大夫政治那里找到其隐秘来源，诚所谓古今一体，当然我们要打破在“名”上对于组织部与士大夫政治的分别。过往以列宁式纪律严明政党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其实还只是看到表层。
故现代中西政党政治之别不在表面的所谓一党制与多党竞争制，乃在于二者之历史文化根基不同：一则有世界史上独有之士阶层及其士大夫政治，另一则无，西方所有者乃是封建制、对立斗争之不同阶层、诸等级会议等。
诚如《周易》所言“不易”与“变易”之辩证，在讨论组织部对士大夫政治之承袭的同时，亦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政党政治对于过往士大夫政治中党争、组织力不够等长时段问题的克服。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当视为百年辛亥革命以来政党政治由不成熟而趋于成熟。其中至为关键者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超越了西方从其自身历史发展而来的西方式政党政治，而最终在“实”上回归于两千多年来发展至为成熟的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文化之命脉所在），于是才有从吏部转化而来的组织部以及从翰林院转化而来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文献室、党校等中国独有的政党政治之创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及混合政治之意味亦在于此。
1.经学政治学与史学政治学。最近有报道谓北京市中高级官员培训在选择大学专门为其开设的培训课程时，由对于一般的国学兴趣而转向对于史学，尤其是以史资治之兴趣。这显示出作为中国史学核心的政治史作为实践性学问的特点，以及官员们对于延续中国历史政治经验所开始具有的习得意识。只是官员们还只是在用，更确切地说是在“实用”，而非在“体”的层面把握史学。他们未必明言的心中之“体”以及政治正当性多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即“用”）的西方政治学。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即“体”“用”打成两截。此“体”是与中国实际政治无关的虚体，他人之体，但它（以及“正当性”问题）却虚悬在上，使得原本具有政治正当性的中国政治一直处于缺乏所谓正当性的自我意识危机中。而“用”若不能上升到“体”的高度，仅只是较低的、补充性的实用层次，则终不能给官员们提供理直气壮之自信心，如此则永远无法贞定中国的政治道路。故前述船山所提“大臣之道”等须上升到政治学原理的高度。这即是笔者所要提出的“史学政治学”以及“经学政治学”之紧要性所在。这一提法建基于中国之治道以及政治智慧之习得，以及作为中国礼文化、礼教政治之核心的经学、史学上。就经学、史学的分工而言，经学为“体”，提供“道”，即理据；史学为“用”，是经学之“道”“理”在历史之“势”中的展开。二者之合一，即经史之合一乃是理势之合一，明体而达用。经本身其实亦是史，是三代之史，只是从孔子开始即从中提炼出文化价值理想，而历代解经者亦将其对于所在时代的政治经验贯注于其中，形成古今之间持续不断的往返对话。同时这些经注与历代史书一样，亦不断形成新的“道”，如此则有《周易》所说的不变与变化的统一。
2.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之贞定。基于混合政治中现代政党政治的特点，笔者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建立之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乃是党政一体，故但举党，则政府亦在其中而一体研究。如有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学建立之学术自觉、理论自觉，则会发现里面充满学术之富矿。首先，目前几乎完全尚未开采的最大的学术富矿，就是将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这一政治制度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前面说过，这一制度本身即有政治正当性。以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之显学，听起来一定是几乎可以让中外所有人诧异之事。但正如《庄子》所言，众人不诧异、不大笑反而显示不出其乃大道。船山亦提及政治家独立一人所作的政治决断让所有人诧异，其前提乃是平日学识之积累。以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将成显学之提法是基于前述中国政体特色即混合政治之把握。美国学者自谓美国开国所创之总统制乃是世界之例外并充满自信，套用这一说法，中国之政治局集体领导之学术研究假以时日，既能贞定中国之政治道路，亦能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一既特殊又普遍之制度，诚为大道是也。限于目前研究条件之限制，对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之研究，可以尝试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等机构先行进行研究。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无所不在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制的正当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几乎是同一个问题。故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正当性时，须紧扣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这一主轴，并就党的这一全面领导地位作出新的解释。此一解释不同于过往一党执政、党政关系的讨论——或是隐含性的批评、取消党的领导，或是党建研究的实用化、非学术性，乃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规模之弘远，在此前提下考察党政关系以及对制度的具体损益。以下就六个结构性的方面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是党委制。党委制是集体领导和决策，个人分工负责，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一人一票表决制，各级党委书记对日常工作负责。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之间的界限固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并不等于是过往研究所批评的暗箱操作，其中的不成文的惯例以及实际运作的分寸把握，乃是政治所必有的含糊性所在，并不涉及正当性问题，也就不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央一级，需要层层推进的研究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实际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总书记、中央书记处。已有研究注意到，党的全会召开之前，有长达一年多的酝酿时间。这虽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国会的听证，但却有充足的政治正当性，正如周恩来所言“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党在重大决策之前都有广泛的协商、酝酿，这是中国的民主，是党的民主制，也是群众路线。所以表面上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多数通过，甚至“一致通过”，但看不见的是，之前的讨论包括政治必有的妥协，这并非暗箱操作，乃是成熟政治，是对于政治本质的洞悉。
党委制这一部分，还需要重视党的几个主要部门，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党校，其中组织部尤为重心之重心。
纪委也是党委制的研究重点所在。党内纪检机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这一设计并非过往研究批评的所谓因受同级党委领导而削弱了监督作用，乃是不断调整损益的结果。1980年是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为主；十二大不再规定以同级党委为主，适当扩大了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十六大党章规定双重领导。纪委的实际运作中可能有两种偏失，一是片面强调同级党委的领导，一是片面强调纪委的垂直领导。双重领导乃是一种发展到成熟的法度。人们一般都呼唤纪委的垂直领导，不知历史上如明代监察权之扩张，极大地侵袭了行政权，几让行政权寸步难行、无所作为，故监察权本身亦需有限制。双重领导在长时段历史的这一意义上可视为对传统政治之克服。
第二是党政关系。党的统一领导在承袭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一统方面具根本性作用，政党之要义在于政治对于政府行政之监督、制约。目前的讨论多着眼于加强政府的行政权而削弱党的领导，但甚少思考若改变目前的党政制度安排，将会出现行政权之专权、官僚主义以及地方主义更为泛滥之乱象。故需要扭转近30年来对党政不分的简单批评，其偏失在以党政分开来取消党的领导，此又有两种：一种是具体工作中政府机关的专权，另一以此质疑党的正当性，或本身不自信。而政府专权与质疑党的正当性二者又往往有合流，并打着政改的旗号。
故党政职能分开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之间的张力乃是不断调适、损益、分寸感把握的问题，而不存在政治正当性上的问题。即就党政职能之划分而言，除公开的之外，更微妙的往往是不成文的。因为并不是所有职能都能够、都必须划分清楚，如美国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职权划分往往有不清晰而模糊的地方。因为政治一定有模糊地带，模糊并不一定就是弊病，那是留给政治决断，并要求有优秀的政治品质的空间。
党政领导干部换届这一中国所独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作为专门的学术问题拈出来研究。较之于西方对于选举之关注以及选举年的研究，换届真正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之精义，此种对中国政治精义之把握要克服中国学人最常见的政治浪漫主义。中国的政治浪漫主义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完美、绝对化，其实是骨子里的西方化（却又完全不是真实的西方），视换届等中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为黑箱操作，而不知暗中之明，即民主推荐（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考察、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最终任命等复杂的过程。西方选举则充满政治交易，充满明中之暗。
第三是党与人大、政协的关系。党领导人大，所谓党在人大之中，乃是通过党组来领导，即同级党委与同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协的党组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领导人大、政协亦有充足之正当性。党在人大中，一方面意味着人大对于党的领导，同时也意味着人大对于党的制约、监督，后者乃是现代法律形式主义的需要。即就现代政党政治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在人大中数量、质量上占多数，所以书记也往往兼人大主任。而人们所批评的所谓形式化的橡皮图章既是合理的，又是必须的，因为现代政治需要形式。就如美国总统任命内阁，参院一般都会加以通过，没有人对此质疑，大家却对中国的人大一致通过党委提名政府重要干部加以质疑，真是可怪之事。
第四是党与公检法：政法委，党通过政法委领导公检法，非西方之司法独立，显示出党对于司法之领导与制约，法学界往往质疑中国这一独特性，而主张所谓司法独立。殊不知中国政制之关键不是从西方历史文化而来的法律传统，而是士大夫传统。故在转化西方现代法律方面，也要区分实质与形式：实质者根植于中国传统，形式者移植自西方，或纯然形式化（橡皮图章），或变形，如党的领导（领导人大、法院），即代表人民的士大夫之领导，所谓“法院”前加“人民”之限定词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政法委具有充足的政治正当性。
第五是党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共青团尤为重点。团虽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团中央书记与中央党校校长一样具有近乎中国历史上“太子”的功能，它在精神实质上亦近于传统之年轻士子。需要研究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包括具体的重要领导人）以及结构性的功能。
第六是通过党而大一统：中央与地方关系。仅以与联邦制相区别的单一制来理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即就单一制而言，也要研究中国的单一制的独特性。尤其要重视研究中国的任命制的古今正当性，而非某些人心目中预设的村、乡、县、市、省、全国之直选。中央控制地方在古代是皇帝任命地方官员，在今天是党委任命制。
党的统一领导承袭了大一统的根本性作用，尤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党在功能上乃是代表大一统的皇帝，若没有党，则大一统的中国有分裂之危险。目前地方人大对于中央提名候选人投反对票需要特别注意观察，这背后乃是二者之间的张力。
同样要研究今天的回避制（党政一把手）与当地干部任副职，这背后乃是自古以来的封建与郡县的张力问题。今天讨论中央地方关系，多从分税制角度考虑，鲜有从干部、组织的角度考虑。
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条与块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需要超越简单的批评，而深入理解其机理、相互制衡性及其合理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之建立，之所以加上“中国共产党”这一限定词，是因为目前只有西方的政党政治学。“中国共产党”之限定词则表明出发点是具体的、特殊主义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即是中国的现代性、另类现代性，或者说最终消解、超越西方之现代性，即无所谓现代性，只有中国政教之大道。同时亦在古今一体的意义上消解古今之别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就是现代之新儒家，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士阶层。
本文提出混合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贞定，并不意味着止步于目前的事实，也同时意味着理想（故问题关键不在目前是否已完全达到正当性，而是二者之合一，即理势之合一，势中必有理，此乃新之理、新之道，而理亦必显现于势），即是要朝此更自觉化地贞定，既是驯化，更意味着自我的改造、日新，正如《周易》首卦乾卦卦辞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之党及其党员就是既新且古之“君子”。所谓驯化、自我改造，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儒家化（即“中国”之为“社会主义”之限定词，更何况社会主义本身与儒家多有相通），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士大夫化（即“中国”之为“共产党”之限定词），同时意味着儒家的社会主义化并契合党的政党政治。这是双向的自我调整，笔者将有另文申说此点。
传统君臣关系上强调君君臣臣，君要像君，臣要像臣，意味着双向的责任、义务，将此精神转化于当代之党群关系则是“党党群群”。党要持中国社会主义之志定而专一不动摇，也即中国传统之“止于至善”，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党员也要像党员的样子，即是党员个人的正心、立命、尽性的自我修养（政治品格与能力之合一），也即是传统的由内圣而外王之学，即是“为士不易”、戒慎恐惧、慎独、期于圣贤之自我严格要求。在此意义上理解党政关系，则是政离不开党，离开党之政则仅仅是封闭于自身的行政管理。唯有党乃是接续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之形式与内容。而党对自身的要求则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如船山《周易内传》所释“知圣域之难登，天命之难受也”，而后方有立国规模广大、高明之可期。即由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最终进至九五爻之“圣人作而万物覩”、“与天地合其德”，亦即《中庸》所谓悠久、博厚、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