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官员对于健康公共舆论的形成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代表着公共权威，承担着公共秩序的维护，体现着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对于各级官员来说，了解社会舆论的情况，掌握社会舆论规律，善于在各类事件中“发声”“发言”，发挥公共权威的积极建构作用，是必备的能力。这既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条件，也是良好社会治理的体现。官员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失语”，无异于放弃了一种基本的治理手段，轻则造成社会群体之间舆论权的失衡，重则导致公共权威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失位”和“离场”。如果失去了话语权这样的柔性权力，那么公共权威就很容易依赖强制性权力，诱发治理行为的暴力化，从而也削弱了公共权威的权威性。
然而，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官员在相当多的场合是沉默无语的，甚至应该发声发言的人，也宁愿不被推到前台，乐于做个旁观者，或者充耳不闻，环顾左右而言他。结果是，社会舆论场中众声喧哗，官方滞后低调，偶有发声，难以引来唱和，更不用说定调。就官员个人行为来说，大致有四种表现：
第一种是不敢说。上级没有部署要求，没发明确指示，没有提供统一的口径，哪怕情况再紧迫，问题再紧急，下级官员也不敢开口说话，害怕违反组织纪律、越权越位，担心不能准确领会上级意图，说错话表错态。
第二种是不愿说。行政部门各司其职，但也容易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出头椽子先烂”的顾虑。即使本可以在舆论场里发声，为同僚帮忙打气，提醒声援，也宁愿话到嘴边咽到肚子里。甚至有的人还居心叵测，等着看同僚的笑话。
第三种是不屑说。有些官员自视清高，爱惜羽毛，不愿卷入舆论纷争之中，即使自己是相关问题的专家，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也会三缄其口，作壁上观。有的官员看不起同僚，对于官方的表态和言论抱有轻视的态度。
第四种是不会说。相当部分的官员都可以归入这一类。有的官员业务不熟悉，不了解相关领域的情况和规律；有的官员长期靠读稿子发言，一旦离了稿子，不知道如何应对。有的官员是外地来的交流干部，不了解当地的民情习惯，开口反而引发不满。有的官员虽然对业务了然于胸，但缺乏沟通的经验和技巧，不能将自己的意见转化为权威的言论。说到底，就是本领的缺乏。
这四类现象在许多地方、许多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既影响到公共事件的处置，也侵蚀着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经针对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分析到“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对党和人民没有感情，缺乏必备的知识，素质不高，思想认识水平低，最后在行为上必然表现为缺乏担当勇气、责任能力。
在当前的条件下，要使更多的官员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在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除了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责任意识和专业能力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官员发言出声的条件。客观地说，中国的官员整体素质高、学习能力强，许多人有情怀和担当，只要相信他们、激励他们、培养他们，他们本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因此，更重要的不是苛责他们，指责他们，而是鼓励他们，肯定他们，培养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