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徐杰舜、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概念
一、引言:“中国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现代化路径之探索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端,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的探索过程中,乡村建设的主调并不相同。“五四”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村主义,以财产公有,服务共享,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理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改造乡村以实现现代化的实践。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之后,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农村的社会改革主要是以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中心。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为开始的农村社会改革,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乡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个方面,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开始。
关于农村现代化,法国学者孟德拉斯1967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可以代表西方的一般性路径。该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在欧洲这一类的发达国家,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已经终结。“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书所辩护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小农的死亡、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大经营者的胜利和农民家庭的解体。”[1](P273)欧洲是工业文明最先发展的地区,老牌的工业大国经过现代化进程,农业人口占据很少的比重,如英国农业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不到2%,美国在21世纪初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0.9%。法国虽然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农民也仅占总人口的16%,到了70年代降到10%,90年代又降到4%。这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西方背景。
然而,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在传统社会中占80%以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当前的农业人口有所减少,但就农村人口而言仍有9亿多,占13亿人口的70%。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路径似乎不证自明:走西方道路,减少农业人口,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因此,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三农”问题以及近年来“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这个“新三农问题”,大都环绕着“城市化”这一方向而展开讨论。在近几年的打工风潮中,已经有近三亿农民进城了,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还在呼风唤雨,说按照(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城市人口要达到多少多少才是工业化的标志;接下来的问题是:继续让数亿农民涌进城市。这是何等的壮观景象,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中国问题”。
重温费孝通先生的探索具有现实的意义。费先生曾提出一个命题,叫作“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这个词语在费先生的概念界定中并无“城”的含义,而是指“集镇”一级单位;费先生之所以用“小城镇”这个词,是因为“讨论会的名称”而借用了这个词。费孝通将“集镇”看作是“农村中心社区”,是既区别于“城”,亦区别于“乡”的中间地带,而这一中间地带偏向于“乡村”这一边而不是偏向于“城市”那一边。[2](P48～50)“集镇”之所以是“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所以才引起费先生的高度重视。贯彻积极发展“集镇”的方针,就是“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2](P6～7)发展集镇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小城镇(即集镇)问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2](P9～10)可见,费孝通先生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走农民进城的道路,而是发展“集镇”,这是中国的“大问题”。
当我们从费孝通再转回孟德拉斯时,发现在《农民的终结》出版近二十年以后他对于法国的乡村发展的看法似乎与前期有所不同,其思想颇为接近费孝通。这时,法国社会出现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1](P276)“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在二十年以前,乡镇似乎失去了一切活力。近十年以来,在每个乡镇,甚至是那些最小的乡镇,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力从各个方面萌发出来。一切将乡镇再次集中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有力地说明,乡村社区重新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1](P280～281)孟德拉斯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是:“重新找到一种在树林中生活的艺术”,让“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1](P279)
本文是在“城市化”与“重回乡村”双重趋向的背景之下思考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在这种思考中,徐杰舜教授与贺雪峰教授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新乡土中国”的概念对本文的思想起到了启迪作用。
二、“就地发展”:徐杰舜的探索
徐杰舜教授对于乡村现代化思考的一个特征是从个人乡村调查的田野实践经验出发去探索一条不同于“城市化”的新路径,这就是“就地发展”。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摸索。
徐杰舜对中国农村的观察与研究自1964年始。那时,他作为一名大学生为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任务而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陈阳公社平寨大队进行调查①,他在接受我的访谈时说:
第一个田野是考察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生态,这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接触的。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村庄的社会生态。20世纪60年代,当时不是为了做田野而去做田野的,而是有特殊的政治工作任务下去的,当时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点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陈阳公社平寨大队。我大学没有毕业。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而且时间很长,整整在村里待了八个月。这次田野无意之中对中国农村60年代还没有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一次实地调查。②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强调的是“为人生而学术”而非“为学术而学术”,使他的这次经历带有政治意味。徐杰舜教授的初次田野经历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他从实际出发来思考乡村问题的思想趋向,而不是纯粹的抽象思辨。这种趋向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不断得到加强。他的第二次田野调查则是20世纪80年代考察研究了广西贺县南乡壮族村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变迁,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书。
80年代末我去了广西贺县南乡镇,这是一个壮族乡镇。这是我的第二个田野。我们从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生活变迁这些方面集中展示了这10年的变迁。1978～1988年。这十年有点翻天覆地,尤其是少数民族乡村变迁。这是比较自觉的也是我做人类学的第一个自觉行动……最突出的一点,这个乡从传统的农村社会有了自己的小型的工业,向前迈开了一步。[3]
“传统的农村社会有了自己的小型的工业”,这就说明乡村是可以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发现使他的“就地发展”思想有了某种萌芽意识,可以看作启发他思考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第一个事件。到2005年,他的乡村现代化路径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2005年在一篇文章中他正式提出了“就地发展”的思想:“讨论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其目的就是要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离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讨中国农民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农业。”[4]这个结论看似简单,但却是一种新的思想,一条新的路径,有着深刻的内涵。
沿着这个方向往前,在第三个田野中,他的思想就相当肯定与明确了,2006年在研究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中,他又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融合”的论述进一步论证了“就地发展”的思想,[5](P300)提出了“新乡土中国”的概念,并在现实中发现和构建了一个“武义模式”,出版了《新乡土中国》一书。
第三个田野记忆,是2006年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经验的考察。那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浙江省武义县考察新农村建设状况。我是从城市大学毕业到农村去工作的。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又离开了20年,回去完全变了。我们不是讲“梦想”吗?费孝通写了《乡土中国》,我们的农村什么时候发生新的变化,新的乡土中国在哪里?这是我们追求的梦想。我那时就在书里面就是这么写的:新乡土中国就是这个县,它是一个样本。那么一个传统落后的社会现在发展得那么快!当时他们很自豪地讲,当时的一年的财政收入有7个亿。现在有30几个亿。我研究一个县的社会文化变迁。我记录了改革开放20年的变化。他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有非常好的经验。提升到什么高度呢?提升中国乡村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在书中说到城乡应该如何融合。我们提得比较高,新乡土中国的梦就在这里实现了。[5]
“新乡土中国”的概念是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相对应的一个转化来的概念,将武义模式提升到中国乡村如何走现代化道路的模式问题,这是一个直观的认识,也是根据直接经验得到的认识,其间虽无理论证明,但它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乡村的发展可以在“原地发展”(坚持“乡土”发展),而不是“易地发展”(去城市发展)。武义县是一个山丘地带的农业县,武义模式是一个乡村“就地发展”的模式,它不包括农民涌进大城市的内涵。
第四个田野是在桂林永福县南登村进行的,它表明了徐杰舜教授乡村现代化“就地发展”的自觉意识已经化作了学者的社会实践行动,其成果是《福村迟来的转身》[6]和《福村艰难的迈步》[7]两部田野工作报告。这两部报告是他直接参与当地乡村建设与改造实践活动的忠实记录,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介入式的田野实践。徐杰舜教授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实践活动家,他不是当地的领导者,却胜似当地的领导者,以一个学者身份的优势,在10天之内按照他的“就地发展”的乡村发展思想解决了开发商与当地政府长期头痛的工作难题。作为一个指导者、组织者与群众发动者,他对10天的工作实践作了如下精彩讲述:
第四个田野报告是研究了中国乡村当下社会转型态势的记录。20年的转型过去了,社会变迁很快,现在农村的发展已经深入到整个农村的心脏了。我在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南登村这个田野,反映了当下农村的状况。开发商进去了。这个地方有很好的风景,有石洞,立了项要开发这个风景区。这个村子不大,四十多户人家。浙江的老板有钱,投资一个亿,但没有想到要把农民迁走谈何容易!不走。开发商的钱来了,路也修了,农民更不走了。县委书记为了实现他的承诺就派了一百多号科局长天天去做工作。农民跟政府打游击,搞了一个多月,只有一半人签了字。2008年开发商找到我,去看一看。我说你这个问题要解决也难也不难。你坚持农民都搬走,可能就很难,可能这个游击战要一直打下去。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一点都不难,我可以帮你搞。他问我意见,我说按人类学观点,你不要把农民赶走,把农民留下来,共同开发,就地发展。我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为什么要把农民留下来,有人气啊,接地气,带着农民致富。他想了一下,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带了两个博士生,四个硕士生,进去了。
2009年4月1号进去的,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就一家一户做工作,摸清了情况。第八天的时候,我就开会了,聊一下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从你们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他们说好啊,男女老少都来了,房间都坐满了。那个会开得真有意思!我就讲了根据我调查的情况,我建议你们跟开发商共同发展,就地开发乡村旅游,行不行?我可以保证不要你们搬走。十天不到,就基本上把农民的思想沟通好了。第九天,我就跟镇里汇报了。镇里不相信:我们搞了两年都搞不定,搞得我们不敢进这个村——他们那天送我们进村时,放下我们就跑了。镇委书记说真的搞定了?我说真的,没有问题。我说我们按人类学的方法做的,把人放在第一位。那你给我们做个报告行不行?第十天我就跟全镇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我说,你们是乡镇干部非常辛苦,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是我也要说你们在乡镇工作并不一定懂得农民。我问,中国农民的特征是什么?问了三个问题。我讲我们怎么用人类学观点把农民问题解决好。这一次田野出版了《福村迟来的转身》,这是十天工作的记录。
你说我十天搞定了应该说没有事了吧?十天搞完了,后面做什么呢?要帮他们发展,要改造他们。我要给他做三个工程,第一个工程做自来水,政府也有规划,解决农民的饮水;第二个工程做卫生,做厕所;第三个工程做道路,这也是当时布置的新农村建设的三项任务。就说做第一个项目吧,解决饮水。啊呀,就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农民的特点,种种劣根性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你说那个农村搞自来水,他说自来水搞了干吗?隔夜的水是馊的,不好。开了很多会,总算同意了。每个人都签字盖手印。我们给他申请了经费,10万。有规定:9万国家出,1万村里出,不能一点都不承担。这个村子确实很穷,拿不出钱来,平均每个人要交80多块钱。没有钱,怎么办?又做工作,开发商说我们赞助,但我们赞助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小孩,这样子每个人还要交35块钱。还是说没有钱!我和我们同学们说,我们再赞助你10%,再赞助你1000块钱。我们当场把钱拿出来……总算同意做了,交了钱,又按了手印。以后又有人闹了,说我这个土地不给你们了,要退钱。朱老师你真是没有见过,半年里面,同意做,不同意做;同意做,不同意做。反反复复,啊呀!交了钱又退钱,啊呀!搞得我都没有脾气了。我开村民大会,我说好了好了,我等了你们一万年,再等你们一万年,只要你们愿意这样下去。反复弄,最后总算在过年以前把自来水管通了。我们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啊!《福村艰难的迈步》一书就是记载做三个工程的过程。
做成这件事的意义即为“就地发展”路径的实践,徐杰舜教授对此是有着清楚认识的,这条路径虽然艰难但却是可以走得通的,它不同于国外的路径。
国外我也去过,法国的农村,加拿大的农村,澳大利亚的农村,都去过。虽然没有深入的调查,但是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法国我考察过法国的瑶族和苗族。跟我们中国相比,我觉得我们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路径真的不能走所谓的都到城里去这一条路。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讲,若干年内要有几个亿的农民进城。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就是把农民赶进城,比方说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我对城乡一体化这个提法也是有看法的。城乡一体化那也就是把农民都赶到城里去啦?中国乡村现代化我不赞成走离土离乡的路。要把中国的农村建设成和城市一样,农民在农村过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享受一样的现代化的成果,那中国的农村才是新乡土中国。如果是把中国的农民都往城里赶,肯定是会有巨大的灾难发生的。农村出现的空巢化、空洞化、荒芜化的状态发展下去,那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可能就会走到歧路上去。所以我们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路径真的不能走离乡离土的路,真的应该不离土不离乡啊!就地发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我们历史上的乡土中国,而我们的梦想是传统的乡土中国要变成新的乡土中国。
我在南登做的就是把离乡的农民吸引回来,就地开发乡村旅游。经过六年发展,我可以讲他那里已经初具规模了,农民已经不出去了。
2015年2月1日徐杰舜教授在接受我的访谈中又反复强调:“你不要把农民赶走,把农民留下来,共同开发,就地发展。”“我们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路径真的不能走离乡离土的路,真的应该不离土不离乡,就地发展。”他认为“就地发展”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在中国农民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后,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必须作新的战略选择。”总之,徐杰舜教授的这一思想或路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一位负责任的学者用了半个世纪走过中外多地方“思行合一”的产物,是将自我的实践与中国农村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正应了霍克海默的话:“事实上,用于更新现存知识的各种新发现的事实联系的成效性,以及这种知识的实际运用,都不是源于纯粹逻辑的或方法论的源泉,而只能在现实社会过程的背景中来理解。”[8](P173～174)
徐杰舜教授的“就地发展”思想的来由,还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密切相关:
我们的田野不仅是了解他们,还要帮他们搞建设,帮他们改变现状。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太不同了。他们就是记录它,作为一个样式,去分析它研究它,弄完了就完了。我们不仅了解它,我们还想帮你。我们参与了变迁过程。我们好像已经不完全是一个“他者”,我们也是主位。
费孝通讲的“志在富民”有很大意义。我们做学问干什么?我们难道就是从他那里得一个材料吗?那个虽然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之中,哪个不想我们的国家好,哪个不想做的事情对农村有利?……到今天为止,这个村还和我保持密切联系,有一个农民从赤手空拳到盖了一幢房(农家乐),有客房有餐厅,我现在还在关注他,指导他怎么做,在村里树立样板。由于他这样做,别人都跟着来。有的做得还要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他们村里的不是村长的村长,村里人什么事情都要打电话来问我。我现在还要给他们搞一个水利工程,改变他们的水利状态。但是不是我去操作,而是建议。开始他们也不愿意做,没有什么搞头,好像搞了以后又给开发商好处了,机会就丧失了。现在他们又觉得很需要了,我又在帮他们联系,找水利部门,得到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分子,参与者,亲历者,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文化传统。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他者”。
这种田野工作在学科内提出的新问题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将自身置身于当地的社会实践之内而不是其外,它舍弃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传统田野工作方法。研究者并非作为一个“他者”参与到当地文化中去进行观察与访谈,“我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改造社会的参与意识,“我们”是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的一群,这一情怀才使“我们”进行一种介入式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创造活动中,“我们”就是“他们”,“我们”与“他们”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态度”与“方法”具有一致性,新的道路的寻觅往往是在一种新的方法之下发现的。
三、曲折的回归:贺雪峰的探索
贺雪峰教授也认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应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在他那里,“乡村的前途”也是要建设“新乡土中国”,这是他2003年就已提出的概念。[9]如果说徐杰舜教授的“就地发展”思想是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得到的认识,它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和坚定性特征;那么贺雪峰教授将乡村的前途寄托于乡土社会则具有理想性品格和游移性特征。
贺雪峰教授自述自1998年至2013年驻村调研时间超过一千天,每年都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去。得益于这种大力度的乡村调查及对乡村社会的实际观察,使他并没有沿着2050年实现城市化③的推论向前走,而是反其道进行思考。他在《乡村的前途》一书中说:“当前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城镇化前景时,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抽象对比和形式化推论太多,理论模型表面化,结论往往带有盲目性。”[10](P27)他认为未来50年城市无此吸纳能力,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业不能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三产业也不可能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10](P28～29)积极鼓励农民进城,除了看起来城市人口更多、城市化率更高以外,并不能因此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不能增加进城农民工的福利水平,还不能加快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反,因为进城农民过多,劳动力竞争过于激烈,劳动者相对资本的谈判能力下降,大量进城农民不得不住在城市贫民窟,失去原本尚可的农村生活。[10](P7)贺雪峰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农民进城是一条不切实际的道路,他在批评林毅夫等人的“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主张时提出,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10](P78)他所理解的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中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让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的、可以容纳9亿农民在其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社区共同体,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10](P8)围绕着建设“社区共同体”问题,他认为关键是再造农民的福利。再造农民福利就是乡村建设,对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第一步:最近10年,是让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其中的关键是农民愿意返回且可以返回得了乡村。要保证农村目前所有权模糊但使用相对而言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农民可以在城市难以生活下去时回到农村耕种自己的土地。第二步,未来20～30年,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国家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为农村居民高质量的福利提供财政运动。第三步,未来40～50年,有9亿或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享受着远高于他们实际收入水平的真实福利,这将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跨国公司通过广告与时尚制造出来的以消费物质来获得幸福的生活与消费模式,改变追求收入数量而不关心生活质量,以经济收入一维标准来判断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文化理念。这样,中国农民就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实践中进行着一种新生活的试验。
贺雪峰在以上的表述中提出的中国乡村发展道路同样是一条“非城市化”的路径,这条路径不仅出于国情的分析,而且还因为他的社会理想,他还在《乡村的前途》“自序”中说:
我试图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让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农村应该保留带有乡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强调主体体验和人际联系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农民不一定特别有钱,却可能因为有了主体体验而生活充实。农民消费较少,福利水平却可能很高。[10]
这是一种“新生活的试验”,其意义在于它将从根本上挑战西方文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自然为敌,从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地球环境中获取人生的价值和幸福感。这种新生活的试验将有效地吸取东方文明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益,发扬光大东方文明的大智慧,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谐发展。[10](P63)他认为当前以美国人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意义系统不可能维系下去,这种与自然为敌的生活方式,不仅破坏着自然界不可再生的资源,污染着有限的地球空间,而且必然破坏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对人类文明本身的破坏。“相反,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教益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可以持续存在下去的基本前提。”[10](P66)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起拍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10](P82～83)
然而,在贺雪峰的思想中,存在着某种纠结,他是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分为现在与未来两个阶段来论述的。就在同一本书中,他又多处说到中国乡村未来“城市化”似乎依然不可避免:“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城市化吸纳农村人口”,只不过“在中国农村人口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在9亿农民转移进入城市之前,能否及如何站在9亿农民的角度,为他们提供福利,并使他们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是新农村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方向问题。”[10](P93)2013年,他在《新乡土中国》修订版“自序”中又作了如下的表述:“再过10年,也许是20年或30年,中国的城市已经比较强大,农村不再可能也不被需要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发挥作用,中国因此不再是一个‘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了!”[9]这些话,不免使人觉得与他所反对的林毅夫等人的“城市化”思想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2015年2月24日,他又在给我的短信中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思想逻辑:“我的意思有三层,一是作为手段的乡村建设,二是西式现代化和城市化,最终则是回归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这接近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面,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处境,不得不先进入西方话语及其实践,也就是西式现代化,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式的经过改造的文化生活实践。乡村建设开始是手段,最终是目的。这是我在《新乡土中国》结语中的观点,也是现在的观点。”④这种“曲折的回归”式的说法起码说明他对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某种分裂性,于是他表述中的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说未来40～50年,有9亿或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另一方面,又说10～30年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强大。手段与目的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将二者割裂,那么手段造成的恶果可能会变得无法收拾而根本达不到目的。贺雪峰教授的这种思想矛盾显示了在当前欧风美雨的裹挟与胁迫下,即使中国文化传统情结浓烈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对于道路的选择上犹豫与彷徨。
四、“村庄”:本性及其意义
上述两位教授的“新乡土中国”思想,为本文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省思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当前学术界聚焦的问题是“村庄向何处去”,我想追问的是“村庄由何处来”,这是对村庄的本性、历史定位及其意义进行思考。“由何处来”与“向何处去”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前提:所研究的题材或内容从哪里起,学说或理论也就从哪里起。“凡是学说都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时开始。”[11](P314)对于《新科学》来说,出生和本性就是一回事,本性决定后来的发展,当然其间也可能出现曲折。自然(或本性)这个词具有“生育”意义:“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些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别样的。”[11](P147)遵循维柯的方法,我们将村庄的“出生”作为本性,村庄的历史定位与意义也正是从这里获得。
村庄“出生”于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明中。人类最重要的行为方式有如下几种: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发生了一次意义巨大的“革命”,即新石器革命也即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贡献在于:人类从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转变为“生产”生活资料。“索取”是对自然界固有物产采取“拿来主义”,而“生产”则是创造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农业文明中的粮食并不是自然界固有的。从“春种一粒粟”到“秋收万颗籽”,其间经过刀耕、火种、施肥、耨草方能生产出来。这“万颗籽”并非自然界直接给予的,而是我们劳作的成果,其形态也因为人工改良而与自然界的物种有所不同。人工种植的延续,逐步产生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粟、稻、稷、菽等。在农业文明时代,畜牧业与手工业也发展起来。畜牧业也是生产型经济。我们并非食用当天捕来的动物,而是将其养殖起来,以便生产更多的食物。手工陶器并不能从自然界直接找出,而是人类生产所得,虽然在生产过程中模仿了自然界果实的形状。所有这些,都与采集狩猎时代的“索取”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村庄使人类从居无定所到有了生活家园与精神家园,村庄是人类有限的几种最重要的创造之一。自此,人类由适应自然界走向局部改造自然界之路,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历史上一切其他伟大运动都无法与之相比。西方国家以之为傲的工业革命仅仅是农业革命的创造性思维的略略延伸,是农业革命的派生物,就世界观而言,并无任何创新之处。
然而,在当代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工业革命看得较农业革命更“伟大”,并且将“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放在单线进化的阶梯上进行言说,这既错置了问题的性质,又错置了概念范畴。从人类宏观历史来看,工业文明属于农业文明的“子1代”。这正如亚当与夏娃的关系一样:开头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亚当,他是无性别的单体,后来用亚当的肋骨才创造了夏娃。亚当对于夏娃来说,当她被创造那一刻,他是她的父亲(或母亲);当她被创造出来以后,他是她的丈夫,此时的亚当才成为与夏娃处于并列的夫妻关系之中。两个亚当有着明显区分,是“上位类型”与“下位类型”的关系。但我们往往只记得亚当是夏娃的丈夫,却不记得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她的父亲(或母亲),糊里糊涂把父女关系与夫妻关系混淆了。需要提醒的是:农业文明是“亚当”,具有双重身份,工业文明仅是“夏娃”,以子辈来否定父辈起码是不明智的,也是没有理由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重视作为“母体”的农业与作为“子体”的农业的区分,以及作为“母体”的农业与作为“子体”的工业的差异,其现实意义是看清楚农业文明真正的划时代的、工业文明无法比之一毫的伟大意义,同时将工业文明放到几十万年的全部人类史中来看历史的本质,而不是舍弃宏观历史仅仅看到近几百年西方工业文明崛起这一短暂的历史现象。
一些人类学家已经认真地阐释了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意义以及机械化的局限。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卢梭论述道:“卢梭认为我们今天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代表着最接近那个范型的一个实验性的体现。”[12](P510～511)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发明了人类安全所需的大部分发明。人类知道如何使自己免于寒冷与饥饿,也已取得休闲时间可以用来思考。虽然那个时代人类并不比目前更自由,但是使他成为奴隶的只不过是他的人性。“卢梭相信,如果人类能够‘在原始社会状态的懒惰与我们自尊自大所导致的无法抑制的忙忙碌碌之间维持一个快乐的调和’状态,会对人类的幸福更为有利,他相信这种情况对人类最好,而人类之所以离开这种状态,乃是由于‘某些不愉快的意外机会’,这机会当然就是机械化,机械化是双重的意外现象,因为它是特殊唯一的,同时也是晚近才出现的。”[12](P511～512)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创造性”并没有使人远离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一种有限利用,强调的是一种“天人合一”,重视人类的“长生久视”之道。卢梭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将机械化当作“特殊唯一的”而不是当作一般性的路径。孟德拉斯在谈及机器时引用贝尔的论述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蒸汽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它的逻辑强加给工业的,并继而将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1](P9)村庄是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农业文明的本性即“村庄”的本性,它强调人的创造性,又重视对自然的尊重。我们强调农业文明的意义是希望在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工业文明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之间找到一个“中点”,而这个“中点”事关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生久视”之道,这是对人类终极前途关怀的一种路径。在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中,我们需要一种以乡村为中心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来思考“乡”与“城”的关系的问题意识。
我们现在讨论“三农”问题,需要一种更为阔大的目光,需要去追溯农业与农村起源问题并将其与当下乡村现代化的路径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关联起来,一种基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的宏大而遥远的目光正是当代学者所需要的。在当前的思想界,工业文明已经被置于深刻反思的地位了,这个“不愉快的意外机会”的机械化所发展出来的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歧途上去,给人类带来了苦果与恶果。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均能源获取量巨幅增长,造成了能源在供养人类时的有效率的巨大损失。在工业化社会里,财富更加集中,劳动更加专门化,这导致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阶级的鸿沟扩大了,此一社会与彼一社会、此一国家与彼一国家之间的矛盾突出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的攫取欲望大大膨胀。欧洲中心主义导致了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侵略、征服与统治的欲望与实际行动,也导致了对于自然界的更大的资源破坏与浪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何等的人类灾难,又是造成了何等的资源浪费!战后,被侵略的那些国家由于害怕再次挨打,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国家富强而同样进行过度的资源开发。当前的世界,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植被破坏、南极冰山融化这些正在暗暗地给人类带来较之战争并不逊色的深灾大难。美国学者斯科特·塞诺在《捆绑的世界》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人类的浩劫”图:工业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产生的垃圾充斥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新世界分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传统的谋生手段已被替代。人们在充斥着有毒物质的环境中长时间地工作以谋得新的生计。人口向基础设施不足的城市集中无疑加剧了全球的人口压力。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会导致人类一窝蜂似的上马巨型水坝工程、露天矿井和其他大型开发项目,这会挤占土地资源,驱赶大量的村民。全球化的进程接纳并繁荣了世界一部分地区,却妨碍和压制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展,造成赢家全球通吃,败者一无所有的局面。人类原本沉醉于繁荣的地球村的美梦之中,现在却被全球性的浩劫的噩梦惊醒。作者忧虑的是:“所有这些问题不免让人觉得人类所处的这个星球前景黯淡。人类对于地球的这种全面性掠夺会不会让地球丧失对生命的承载力?对全球化的顶礼膜拜会不会阻碍世界的发展,最终使其难以为继呢?……人类的毁灭方式要么是在核爆炸的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要么是淹没在地球南北两极消融的冰水之中。”[13](P270～274)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也担忧西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概念“作为现代历史基础的、历史地给定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本身就包含着现代的内部和外部紧张关系;它以不断强化的形式一再地产生这些紧张关系。经过一个进步、人类力量的发展和个体的解放时期之后,在人对自然的控制范围巨大扩展之后,它最终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人类推向一个新的野蛮状态。”[8](P198～199)这些都是新时代的“盛世危言”。看来,工业文明这位经常肇事的“子辈”,并不听从“母辈”的训诲。
那么人类能否自救?“人类只有改变既有的思维定式才有可能走出这一困境。”[13](P274)当前,我们最需要改变关于“发展”的思维定式。“人类不能总是被虚假的发展承诺所欺骗……所有的人类,无论何种肤色、文化、背景、宗教还是性别,都抓住了新的机遇,而这些机遇有很大一部分危害到我们的星球。逐渐强大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发展的方向如果得不到修正,就随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13](P279)一位印度学者曾经就此问题给出过“警示”,他指出当代的“发展”始终是西方观念中的“发展”:“150年的殖民统治留给我们的是被砍伐一空的森林和淤塞的河流,以及对这些就代表了所谓的‘发展’的深信不疑。民族独立后的50年间,我们并未努力改变对发展的这种理解,相反还不遗余力地效仿这种所谓的‘发展’模式。可悲的是,当许多西方国家的生态学家们已经开始接受圣雄甘地的世界观时,在他自己的祖国和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似乎已将他忘却。”[13](P278)这种讽刺也许对中国较之印度更为贴切:“天人合一”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今却逐渐被人忘却。我们一味“西方化”乃至失却了原本的方向。
当然,被侵略的国家、被压迫的民族经历过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苦难以后,迫不及待地希望发展强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是如此。自1840年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一直铭记在中国人的心头,当代中国人的自强不息也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记忆之上。在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被列强侵略、受外族压迫并且现在还没有消除这种威胁的时候,在当代国家与民族林立,并且世界各地的民众仍然是以国家作为政治身份认同,以民族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需要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参考西方来思考中国现代化路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世界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当发端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已经使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也因为模仿西方道路吃到了苦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是否还要念念不忘西方的发展观、价值观?我们是否还要以西方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作为中国乡村发展路径的唯一准则?
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国家危亡的忧患意识,我们更需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而作为学者,以当前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为时间单位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一种宏阔的目光,即将这几十年、几百年置于更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阶段来看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对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有着基本的看法,只以西方霸权主义发端以来的几百年作为参照来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思想方法是应该反思的。“繁多保持着本来的原始状态,很少统一一致起来”,[14](P7)“乡村城市化”道路只是西方人从“繁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来的一种可能性,一种路径,从几百年的实践来看,这条路径并不太好,还有更多的路径可以选择。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情与西方本来就不同,在乡村现代化的道路上又何必苦苦地跟着西方后面亦步亦趋?
注释:
①20年以后徐杰舜又对这个侗族村寨进行回访,其学术成果为徐杰舜、杨秀楠、徐桂兰著:《程阳桥风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②第二部分的楷体文字皆为2015年2月1日我对徐杰舜教授的访谈录音,以下不再注明。
③根据《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
④此为2015年2月24日给笔者的短信内容。
原文参考文献:
[1][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3]徐杰舜,刘小春,罗树杰.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徐杰舜.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5]徐杰舜.新乡土中国[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6]徐杰舜.福村迟来的转身[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7]丘文劳,徐杰舜,王晓艳.福村艰难的迈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8][德]霍克海默,著,曹卫东,等,译.霍克海默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9]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11][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3][美]斯科特·塞诺,著,江立华,等,译.捆绑的世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