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有没有鼓励居民储蓄入市，在前几天的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承认，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较高。这和社科院原副院长、金融研究所原所长李扬曾提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最大压力是不断提高的高杠杆率”不谋而合。金融学者，李扬在研究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95%上升至2014年的317%，增加了122个百分点；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
在一再跌破市场预期之后，近日中国股市实现了七连涨，沪指突破了关键心理点位。其实，有神算子之称的社科院在先后在两份报告中提到“2016年有慢牛可期”、“2016年股票市场将处震荡筑底状态”。从过去的形势来看，似乎“震荡筑底”已经率先实现，而“慢牛”是否已经开始来临了呢？
再有，PPI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处于通缩，但CPI数据却表现出通胀，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滞胀风险。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博鳌亚洲论坛正在海南举行。3月22日，就杠杆与股市等问题，凤凰财经专访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凤凰财经：您之前提到过警惕高杠杆率，但也明确表示了现在中国还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因为资产是GDP的2倍。那么，是否有研究过，杠杆率高到哪个数值会有出现风险的临界点？
李扬：现在债务研究多了一个杠杆的角度，核心还是在债务问题上。六七年前就开始启动一个项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去年出了一本书，研究了12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债务上升比较快，尤其是2009年以后。那一轮4万亿的财政刺激事实上只用到了1.2万亿，可金融刺激用了9.6万亿。自此，中国的整个杠杆率水平、债务水平都在很快提高。比较突出的是两方面：一是企业，尤其是国企；二是地方政府。
但是把资产也一起研究的话，会发现相比债务，中国的资产增加得更快。也就是说中国的债务绝大部分是用来形成了资产，这点和西方国家尤其欧洲是完全不同的。希腊的借债用来发工资，是消费型使用，而中国的债务用来修建基础设施。
2014年中国的净资产是110万亿左右(103.2万亿)，是GDP的1.5倍(2014年GDP为63.59万亿)。当然这些资产中这个有一些是流动性不高的资产，比如说房产、土地，万一出现债务危机，我们并不能够指望它来去偿还债务，卖不掉嘛。把这个流动性不高的资产扣掉，就剩下高流动性的资产(据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4万亿元)。有的外国人根据中国的，根据我们这个数据那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能够应付1.5次危机。应付这次危机根本就没有问题，这是总体的判断。
由于杠杆率的分母是GDP，所以当经济增速下滑以后，杠杆率在提高。但杠杆率的提高，并没有到达危险的程度，因为扣除债务的净资产还是正的。
凤凰财经：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但政府与居民杠杆率相对较低。有人担心，企业去杠杆会将杠杆压力转移到政府与居民身上。对此您怎么看？
李扬：这是道听途说。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算杠杆转移。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不高，尤其要跟世界比起来，我们低得很，居民其实还有进一步负债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通过一些金融的安排，让这个企业的负债能够变成居民的债务或者是通过资产的转换，现在应当说是有存在这种可能。
比如企业杠杆率的分母实际是它的权益资产，如果股市上涨，企业能够在股市上更多地筹集资金，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但股票谁去买？当然是居民去买，那可能会有居民的杠杆问题，他增加资产的同时，也会也可能增加他的债务。这样说呢，杠杆就转了。那么降低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那么有可能会提高居民的杠杆率。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像当年美国是由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买，也是杠杆转移。把它从那个最脆弱的部门转到还有余地的这些部门。中国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可能在考虑比如说债转股什么等等，这都是杠杆转移的办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它只能是说，因为各个的部门的杠杆率不一样，通过杠杆转移，会使得那些压力大的部门，压力减小一点。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宏观上来说，不可能通过这种办法来降低总体的杠杆率。降低总体的杠杆率还得靠GDP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凤凰财经：“民营银行”吸引着不少有实力的民资。银监会表示，目前已有12家民营银行进入论证阶段。能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大量民营银行会对中国的金融业产生什么影响？
李扬：我从来不认为民营银行能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人们往往有非常错误的惯性理念，认为“大对大，小对小，公对公，私对私”。其实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所有银行都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所以靠民营银行改善民营或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是个伪命题。关键还是，要让民营企业得到和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
中国股市可以向德国学习
凤凰财经：由于连续两年神准预测股市走向，社科院被称为神算子。然而，15年底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还预计2016年“慢牛”可期，然而2月份的金融蓝皮书又强调“16年股票市场将处震荡筑底状态，而上证指数难有趋势性上涨机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巨变？
李扬：这两个说法没有巨变，这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慢牛可期，也反复筑底。预测股市是很困难也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愿把话说特别确定。但应该说这样一个预测算利好吧。我们还是不觉得会往下走。
凤凰财经：推迟注册制、暂停战略新兴板，应该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时机尚不成熟。那么有没有预期，大概什么时候会重提这两项？
李扬：这个很难说有时间表，只能说在什么情况下、什么问题解决了，才会那样。注册制这件事情，显然要等到市场稳定，不要搞得跟惊弓之鸟。现在注册制，只要相关的人提了一下，媒体与市场就会有波动，这肯定是不好的。中国市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一个挺正常的一个市场调整，一下变成一个政治活动，一下变成了一个什么宏观调控措施，这就错了。
在股市剧烈震荡之后，大家还在反思，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股市。有一种潜在的看法是以美国为标准，它有什么我们就该有什么。但是这样一种思路是有问题的，全世界只有一个美国，全世界有那么多资本市场，只有美国资本市场是那样的。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符合国情。中国的国情恐怕那种像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我觉得是承受不了的。要说找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觉得德国是跟我们近一点的榜样。在德国的银行的影响可能要大于这个资本市场，我觉得那可能更接近中国，这只是一个研究者的看法。
这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拿出来讨论，然后我们要有个共识，比如说像大家要接近同意我这种看法的话，那么后边的发展呢，那可能就要有新的考虑。
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通缩物价上涨我们求之不得
凤凰财经：截止2月份PPI已经48个月也就是4年处于负增长，您觉得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通缩时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应对？
李扬：PPI通缩是个事实，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通缩看起来是个价格问题，很容易被人引导到货币政策上去。这时候增加货币供应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增加货币供应还是流不到实体经济中，或者说，从货币转化为信用这中间已经有了很大的阻碍。通缩在经济学上是经济衰退的代名词，因此要解决通缩问题，可能要更加严峻一点，手段要更多样化一点，要有全面的政策架构。通缩问题靠供应侧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才能解决，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多作用，像今年增加6千亿财政赤字，是一个办法。
凤凰财经：2月CPI上涨2.3%，而且还是修改权重后的数值，按照之前的权重算应该是3%，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有进入滞胀的危险，您怎么看？
李扬：我们到底是通缩还是通胀啊？说这个话的人应当给我们一个说法，不要乱说，不要这个看这头说通胀，看那头通缩。说到底，还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结构上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都是供给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应当侧重从工业角度来解决问题。说真的，如果有一点物价上涨，我们求之不得。但是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美国通胀并不太影响普通人，但是中国会，肉米面都是普通人需要的东西。这就涉及到农产品的改变等。农业连续12年丰收，现在看未必是好事。今年政策开始改了，不以追求丰收为唯一目标，要提高效率，完善市场结构。经济发展，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我们现在解决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