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魏则西事件”引发舆论对“莆田系”民营医院的集中质疑，已经在媒体上热炒。我想，这些现象反映了社会公德、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非常值得反思。一群人为了赚钱无节操，更有互联网企业、私募股权投资人的唯利是图意志做支撑，但这不仅仅是莆田一个地域的特殊现象，应该还有不少地方和不少行业有类似的现象吧。
比如前几年的钢贸事件，很多贸易商欠了银行的钱不还，好像是来自福建宁德地区的居多。再往前追溯，从广东到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曾经都有过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即便是现在，神州大地同样充斥着假货，而且还漂洋过海，如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经常清查中国的假货。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还公布了2013年“恶名市场名单”，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尤以成衣、电影、电子游戏及软件等物品的假冒及侵权情况特别严重。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实体市场包括广州火车站的服装批发商城、百脑汇电脑城、深圳罗湖的商贸中心、北京秀水批发市场等。宣称堵住了中国假货就堵住了全世界假货。
美国这一举措是否属于诽谤姑且不论，我们需要反省的是，这种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行为，究竟是制度、环境等现实因素带来的，还是与民族特性的传承因素相关？
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被要求看现代京剧《海港》，讲的是有坏人把玻璃纤维混入了一袋出口非洲的大米里，为了保证不让非洲人民吃到这袋危险的大米，工人阶级不计成本地寻找这袋已经上了船的大米，终于找到了，维护了祖国的声誉。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革命同志的价值理念都是“视金钱为粪土”，而仅仅过了30多年，观念就逆转了？
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道德沦丧都归结于文革，毕竟搞动乱的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人还是循规蹈矩地学习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拾金不昧等精神。同时，也不要归结于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导向。实际上，改革开放没多久，全国就进入了一个全民经商的年代（80年代中期），在计划价与市场价并行的年代，太多的人在倒卖各种商品和原材料，消费品如冰箱、彩电，原材料如钢材、塑料粒子等。此外，走私盛行、假货遍地的现象也由来已久。
国人的这种超强的商业头脑，比起具有悠久的市场经济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来，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种发达商业思维，往往是建立在没有道德约束的基础上。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天堂门坏了，上帝招标重修。印度人报价3千，其中材料费1千，人工费1千，自己赚1千；德国人报价6千，因为人工费比较贵，要2千，材料质量高，要2千，自己赚2千；中国人则报价9千，上帝惊问为何那么高？中国人淡定地说，3千是您的回扣，3千是我的利润，最后的3千承包给印度人去干。
其实，这个笑话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经对钢材和水泥的产量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做过比较。因为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都需要用到钢材和水泥，即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的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
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4-2011年螺纹钢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15.96%，但同期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22.78%（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螺纹钢消费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占比越来越小。如2010年螺纹钢消费量同比只增长13.12%，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20.89%，超过螺纹钢消费量增速7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因此，其产量和消耗量基本差不多。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了2011年，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仅为0.67万吨。
钢材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就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现高估的情况，无非有三个主要路径：项目转包获取回扣、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这些年来，因为商业受贿被抓的官员太多了，如某省交通厅连续五任厅长都锒铛入狱。
即便在海外，这类无道德底线的商业牟利行为也屡见不鲜。如2014年年初，美国电视台曾拍摄到一批华人在旧金山的一座教堂排队领取免费食物，他们领取食物后即刻当街拆开，把贵重些的食物藏进行李箱，把不值钱的罐头直接扔进街道上的垃圾桶，再去排队领取食物然后拿去卖。但这些食物原本是为了给无钱买食物的穷人准备的。
我觉得，国人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如此强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可能还是与历史文化传承有一定关系。比如，宗教对于人的行为约束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如基督教要求教徒们定期祷告、忏悔；印度教中，商人的等级为第三等，叫吠舍，与平民同级；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则一天要祈祷五次，有些店员（穆斯林）祈祷时间一到，就要离店祈祷，客人得等他们祈祷完毕才能购物付款。正是由于宗教对教徒的行为约束，也使得商业道德能够得以普遍遵循，因此，国外遇到假冒伪劣的商品的比例较低。
中国虽然也有外部传入的佛教，但已经非常本土化了，与中国传统的福禄寿文化理念几乎是无缝对接，寺院的商业化程度高得令人咋舌，所谓信徒的功利性也很强，与佛教的教义相距甚远。而且，佛教门类众多，各有各的解读，有人做了坏事，还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体看，缺乏对道德的敬畏之心，这样的商业文化下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出现商业欺诈和权力寻租等现象就不奇怪了。
我的办公室传真机是不能设置为自动接收状态的，一设置自动，那就是开假发票和收购烟酒的广告连绵不断地发给你。像火车站等人流集中地带，兜售各种违规盗版货品的人也比比皆是。在网上要查询一些资料，又得遭遇各类广告和链接的枪林弹雨。有人调侃说：“十五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十五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的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一个挑战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挑战人类道德的下限……”
总体看，国人对财富的追求也导致商业和金融的繁荣，但对科技探索和研究的兴趣则相对不大。全国设立了那么多高新技术高发区、科技园区，但往往做着做着就变成了房地产；说是金融支持实体，但金融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交易市场。大量的借壳上市，大量地把国外上市的公司再私有化，到国内上市，其目的似乎不是为了经营企业，而是为了套取差价。
当然，国人对于财富追求的强大欲望，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非体制性因素。商业的繁荣带来制造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外贸的发展。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了13.4%，如此之大的份额，也是历史上其他发达国家不曾达到过的。但如果把历史回溯到200年前，中国当时的出口的辉煌也不亚于当今。中国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出口顺差，如在1830年-1833年，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年均261.5万两白银。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出口，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为何总是银子的流入而不是黄金呢？因为白银从明朝中期起成为了官方法定货币。这说明，国人对于货币（财富）的追求欲望自古就非常强烈。
近200年前，中国的不是白银的最大开采国，但拥有的白银数量是全球最多的，因为白银是中国的货币。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全球遥遥领先的第一，国内的广义货币规模M2是美国的两倍多，是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累加起来的70%左右。有人说，M2规模大与中国的银行体系融资为主有关，并不意味着存在金融泡沫。的确，美国是以投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欧洲与日本也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啊。
比较中美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远超美国，尽管GDP要低美国很多，说明中国的M2不是说着玩的，背后有巨大的投资做支撑。近年来，随着外汇流出，外汇占款对M2的存量贡献已不足20%，那就得靠国内的信贷扩张来增加M2，或者商业银行大量投资债券，也可以让M2保持高增长。
如果按今后五年M2增速维持在12%左右的增速，那么，GDP和人均GDP翻番的目标肯定实现了，同时，M2总额可能接近或超过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M2总和。同时，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超过90万亿，接近GDP水平。
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因为还可以修建很多机场、高速和地铁，98%的农民工还没有自住房。确实如此，但按照这一逻辑，M2还得永远扩张下去，因为这些投资的现金流回报很少，甚至没有。同时，债务也得不断增加。所以，经济增长靠财政，但经济增长可否长期持续，那就要看“财务”了。此外，要维持经济及金融稳定，泡沫不能破，利率不能抬升，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信贷投放，标题中提到的金融无极限，这是一个层面的体现。
金融无极限的第二个层面体现，是金融变成了全民运动，各地都去建金融中心，甚至各区都为了金融企业落户而竞相出台优惠政策。这几年来，金融对GDP的贡献度大幅增加。2015年四大行的净利润达到8666亿，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三分之一以上；凡是金融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税收收入大幅增加。2015年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增加了56%，私募基金达到了3万多家，民间理财机构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同样存在太多的不规范问题，弄虚作假现象太多了。如泛亚、E租宝、中晋等违约金额都是百亿计。
金融无极限的第三个层面的体现，则又回到国人个体对财富的追求上。因为获得财富的主要路径不外乎三条，一是出卖劳动力，二是通过农工商活动获得利润，三是通过投资或博彩获得收益。第三条路径属于金融，在这一点上，国人也发挥到了极致。比如，2015年A股的换手率是全球最高的，对应的交易量也要占到全球股市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从股票的总体估值水平看，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市盈率水平远超美国的纳斯达克，在全球主流股市是也是最高的。
再看一下博彩业的参与群体与规模，也会发现国人的参与规模非常可观。如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从2002至2011年的9年里增长了10倍，其收入水平也从小于拉斯维加斯到大过其3倍。201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澳门博彩业的收入增速也开始回落。从相关性分析，拉斯维加和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增速与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明显的相关性。
我的一个经验是，如果说有一类金融产品存在高估，那么，其他很多类别的产品也存在高估现象，比如股市、信用债和房地产，实际上都存在不同高估问题。因为目前的货币规模相对于金融资产规模而言，是超发的，这也是为何出现资产荒的原因。同样，如果某一类商品和服务存在假冒伪劣现象，那么，其他很多商品和服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为缺乏道德底线下攫取财富的欲望无比强烈，就会促使这些人在所有可以作假和行骗的领域去赚黑心钱。如这次莆田出现的承包医院现象之外，还有承包寺院、仿制名牌运动鞋等现象。
或许，中国正处在经济由高增长向下回落阶段，尽管这个阶段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跑马圈地现象不具有可比性，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确实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民众相比，无论是收入和职业生涯的预期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因为预期比较确定，所以他们就更愿意遵守社会秩序，循规蹈矩。不像当今的中国，很多人都还充满着幻想，希望秩序不断被打破，机会不断出现。因此，中国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肯定更具活力，但也充满着风险。
因此，当今社会治理显得非常重要，要依法治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增强社会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