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日关系陷入困局。在不信任和对抗情绪的弥漫下，人们很难把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与软实力挂上钩。但事实上，积极的国民感情，或被某些西方学者谓之为“魅力攻势”（charmoffensive）的软实力，确确实实曾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都曾是双方推动软实力外交的一块试验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彼此态度的骤变进行探讨，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两国经贸、人员往来大发展的今天两国间的感情却倒向负面？中日间软硬实力的互动关系是什么？魅力在中日关系中还有一席之地吗？
本文论述的观点是：从国民感情和软硬实力的转换角度看，我们可以将中日关系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在这一阶段，新中国领导人以日本为重点，发起了被周恩来称之为“和平攻势”的软实力外交。当然，这场和平攻势因中国国内政策路线的变化而有所起伏。但是，它所传递的核心价值，即“独立自主”，在日本受众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毕竟当时的日本，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从左到右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都渴望自己的国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即摆脱美国的控制。而拥有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对华外交，是这一独立诉求的象征性指标。中日虽然表面上对抗，一股互相接近的暖流却在形成。1972年9月，刚刚就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是在两国诉求一致、愿望相向的大背景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两国关系初步呈现全方位、多课题、立体化的倾向。软实力在两国交往中有所进退。一方面，“掘井人”一代不少仍在担纲，领导人之间的人脉继续拓展。经济建设方面，国门顿开的中国渴望从先进国家引进知识经验，日本成为主要学习借鉴目标之一。日本文化也在中国民间掀起不小波澜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八十年代起，中日间问题也开始抬头，尤其是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领导层的警觉和民间不满情绪的爆发。今日阴霾不去的历史问题，其实从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悄然出现在中日关系的天空了。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日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两国间的国力对比发生转变，从明显的日本强、中国弱到两国平起平坐，再到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从今后趋势看，中国崛起的脚步会继续，日本则很可能持续低迷。这一系列变化，发生于短短二十年间，对双方国民的心理都造成了不小影响。从日本方面看，民众对中国或明或暗的优越感受到严重冲击。在领导层，曾经帮助中日关系驶过暗礁的“掘井人”一代渐渐步入历史，造成“人脉”这一曾在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被大大削弱。
从中国方面看，国力增长、自信提升，中国开始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和倒退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满。领导层的交恶和国民感情的遇冷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中日间“负能量”的螺旋式上升。
软实力在中日外交中几乎荡然无存。很遗憾的是，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迄今为止未能对中日外交的恶化产生有力的阻遏作用。说到软实力，媒体会经常谈起美食、影视、时尚等因素。
但事实上正如软实力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首先依仗于政府形象和外交的法理性。如果这两个领域出了问题，单凭文化，是不可能扭转外交关系的格局的。日本对华外交今日举步维艰，也是由于这两个领域状况不断。本质上的政治困局，不是精致的日本料理或美丽的樱花能够缓解的。
一、中日间逆境下的“和平攻势”
二十世纪中期，世界刚刚经过二战战火的洗礼，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旋即展开。战后中日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大环境下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做出了倒向苏联的政策抉择。
而此时的日本，还处于美军为主的盟军占领下。中日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这使得双方在外交上的自主抉择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两国政策的出发点，往往不是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是维护所谓阵营的利益。尽管如此，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这一四年前的侵略者和今日美国阵营的拥趸，采取了颇为灵活的外交策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Realism）强调在种种不利因素下领导人智慧方略的重要性。此时期中国的对日关系，应该说体现了这一论点的生命力。
新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要对日本采取更为灵活主动的外交策略？这里有很现实的考量：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1949年1月21日，离新中国成立尚有九个月，新华社即发表了代表高层观点的对日关系宣言。一篇题为《日本的选举和中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远东这两大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亲密的友谊。”《人民日报》也于五十年代初发表社论，阐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
提起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尤其需要提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作用。尽管当时中日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客人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常客。
1955年10月15日，在接见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的时候，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挥洒自如的方式告诉日本客人：“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对日宽容，是建立在日方访客对战争的真诚忏悔上，而不是无条件的。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当时的中日会谈，往往是日本客人主动提及悔罪问题，中方则表示错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在日本人民。正确认识下可以不计前嫌。这一立场，应该说和今日是一致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纲领上粗线条地勾勒出对日外交的轮廓，那么周恩来则是在实践层次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倾尽全力。根据《周恩来外交年谱》统计，周恩来在其二十七年总理生涯中接见最多的就是日本客人，达到287次，会见的日本代表团总数更达到610个周恩来接见的客人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亲共的代表，也包括日本的中间派甚至保守派。真可谓广交朋友。
在周恩来接见的日本客人中，有一位部长后来成为了左右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中曾根康弘。1973年作为正当年的通产省大臣中曾根访华。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颗政治之星的前途，在一天内同这位以保守立场出名的政治家会谈了三次，最后一次一直谈到了夜里1点半。
出门时，周恩来亲自给中曾根披上大衣。多年后，中曾根在自己的自传《天地有情》中怀念这一幕。他写道：“多么伟大的政治家！身为一国总理，会把一位部长大臣送到门口再披上大衣。（会见周恩来）是一段帮助我成长的学习历程。”
阐述了中方对日的灵活政策和积极姿态，那么日方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和平攻势”呢？日本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总结起来就是从“官民有别、官冷民热”到“官民合流”。而这一变化既体现了中方“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路，也说明了以攻心为标的的软实力外交，必须要有长远目光，不以一时一事计得失。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
日本战后第一位设计师级别的政治家，非吉田茂莫属。而吉田茂也把对中国似远还近、表面冷内心热的矛盾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位亲美的保守派首相，一方面把跟从美国的表面文章做得滴水不漏。他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没有和“共产中国”发展关系的计划。在他的引领下，一系列后继者，包括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等，都表示不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
可另一方面，吉田茂在自传中承认，他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尤其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强大压力。吉田茂还表示，美国人在了解中国方面，无法和日本人相提并论。言下之意，美国没有资格在对华政策上给日本人上课。多年后，已经成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纮一，回忆自己刚刚成为外务省的一员，在外务省研修班结业之时，吉田茂到场，并对全体学员表示，“中国是我最希望诸君学习了解的国家”。
与日本官方犹抱琵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民间对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渴望。想了解日本民众的热度，只需浏览当时的日本主要报刊即可。不仅是左派的《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连中间派的《日经新闻》和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甚至于极右的《产经新闻》，都对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赞赏有加。《读卖新闻》还在1973年的《新年社论》这一最重要的体现编辑部观点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在道德建设方面走在了日本前面。日本应该向道德先锋中国学习。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得不说，当年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所谓积极报道，多少有些狂热的成分。报道与事实的偏差也恰恰体现了政治阻隔下双方的不了解。
另外，日本媒体和民间对中国的吹捧，更像是为了给国力迅速上升的自己打气鼓劲：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有成为政治大国、道德大国的勇气和决心。辩证地看，这些热情洋溢却与事实颇有出入的报道，反而成了推动正常化的力量。民间积极的对华态势，给日本政府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成为了压倒顽固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十多年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外交秘书楠田实依然难忘日本外交“被美国背叛”的一刻。1996年3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楠田回忆了告知佐藤首相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那一刻。佐藤回答道，“是这样啊”，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用楠田的话说，那一天，日本外交的噩梦成真了。
脱离个人回忆的小局观，尼克松的决定一夜间促成了日本的官民合流。压力变为动力后，仅仅数月后，新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关系正常化一蹴而就。
对中日关系这一阶段做一小结：从表面看1972年日本迈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脚步，固然和美国态度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但尼克松的访华决定，只是强力催化剂而已。真正的推动力量，还是中国领导层以“独立自主”为共同价值追求，数十年针对日本民众的攻心战略，为终究会到来的正常化做足了文章。所以，当田中角荣的飞机在北京降落的一刻，带给两国人民的并非惊喜，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成就感。
二、八十年代：带杂音的“蜜月期”
谈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学界、媒体界有时会称之为“蜜月时期”。这个词汇，生动体现了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自信心达到顶点的日本，在此时期共同将友好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过，“蜜月”这一词，也有误导误读的成分。首先，所谓的“蜜月”时期，中日关系不仅是握手、祝酒和拥抱，一系列争端也开始出现，如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八十年代中，中国还爆发了大学生为主导的反日运动。正如美国政治学者AllenS. Whiting所说，此时中国公众对日的感情天平，已经开始偏向不满的一端。
一项1988年的舆论调查显示，18%的中国民众把日本视为威胁。这一数据看似不高。但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中越边境冲突也未完全结束，中国公众理所当然地把最大的两个威胁留给了越南和苏联。
在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中国公众把日本看作最大的威胁。“蜜月”一词的误导，可见一斑。倒是日本民众，只有5%将中国视为威胁。
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度排在了苏联、朝鲜、美国和韩国之后。而后两个国家，还是日本名义上的盟友。而今天，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日本人，百分比已经降到了个位数。两组数据背后，是道不尽的国力兴衰、政策更迭和心理骤变，真是恍若隔世。
从软实力角度讲，八十年代也标志着中国对日的“魅力攻势”有所减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敲打日本。中国高层对日态度渐渐强硬，中国公众对日疑虑未消，在此背景下八十年代真正的谜不再是什么媒体炒作的“蜜月”，而是为什么日本从官到民依旧保持、甚至提升了对中国的积极印象？
答案恐怕还需要从日本自身寻找。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八十年代的日本，会发现这是日本经济泡沫被吹得最大最绚丽的时刻。很可惜，当时“身在此山中”的日本，根本没有预料到即将到来的泡沫的破灭和此后绵绵不绝的萎靡。我们或许不该仅仅责备日本领导人没有预见性。
连在当时的美国，也畅销着一部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撰写的《世界第一的日本：带给美国的教训》。不少美国政商学精英预计日本将超越美国。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太平洋世纪，更是日本的世纪。
超越美国的一刻没有到来。如果说美国人为此松了一口气的话，那么日本的跌落，带给本国人的是无尽的失落和迷惘。但把情境放回到八十年代，这是日本上下“信心满满”的十年。这种自信和优越感，悖论式地支撑了日本人对投入改革开放事业、“虚心而落后”的中国的好感。
还是以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例：他当时曾确信地表示，中国无论政经都走在向日本靠拢的道路上。在这份自信和乐观驱使下，他还对访日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做出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组织家宴等举措，推进领导人间个人的友谊。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问题尚有基本的敏感，对因历史问题发生的中日争端有及时的纠错举动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当中方通过诸渠道传达严重不满后，中曾根表示将不再在任期内参拜。次年访华时，他来到反日运动最为激烈的北大，发出了“日中不再战”的誓言。
这种对华的好感和对历史基本正确的态度，不局限于政界。曾担任过中曾根个人信使的日本工商团体“经团联”负责人、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也多次表示，面对积极改革开放的中国，日本需要提供包括政府官方援助（ODA）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助，并以此开启两国和解的新篇章。
日本民间同样充满了以自信和优越感支撑的对华友好，各大报章时常发表文章、社论，或是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或是提醒日本政府要保持在历史问题上的正确态度。
令人感慨的是，九十年代后的日本，经常抱怨历史成了中日关系的一张牌。事实上，八十年代，日本媒体经常谈论那段不幸的历史，并以此敦促自己的政府谨言慎行。看来，并不是历史到了九十年代忽然成了牌，而是国力停滞自信骤降的日本，对自己曾经常打的牌忽然打不起了。
讲罢八十年代日本的自信爆棚，再来谈谈同时期中国对日关系的动向。1982年，日本媒体报道，文部省批准的新教科书里，包含对日本二战诸多罪行轻描淡写的处理。中国政府严正抗议，并在国内开展了不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全民教育运动。三年后，针对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各地高校学生组织了抗议活动，谴责日本错误的历史动向和新一轮的“经济侵略”。日后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干扰的历史争端，此时期初现端倪。
在中国领导层面，日本既是学习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对象。这种既积极学习也不吝批评的态度，在邓小平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一方面，邓小平对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谦逊和好奇。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邓小平题词道：“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曾幽默地打比方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参观松下公司时，邓小平再次把日本的丰富管理经验比为“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敢于承认中国的落后和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同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对日本进行批评谴责。一系列历史争端爆发后，邓小平向来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不客气地表示：“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
他还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向来访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宣讲，例如1987年4月6日，在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邓小平就指出：“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这种观点，邓小平还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等多个会见中进行过类似表述。
面对中方不断提升的警惕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日方的态度。在日本公众心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再加上两国间巨大的差距，湮没了由于中国对日抗议而可能引发的负面情绪。在此情绪引导下，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潜心向日本老师学习的学生。日本外务省外交官田中均多年后也坦陈，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但当时不少日本人觉得中国是个“小国”，对日本没什么威胁。
在安全、自信和优越感下，反而会谦逊、宽容、灵活、大度——这一心理作用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以铃木善幸内阁同意修改教科书收场。1985年靖国神社风波后，日本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批评中曾根的参拜决定在邓小平发表一系列批评日本的言论后，一位日本高层外交官曾反驳，称邓小平为“云朵上的人”。这一比喻在日语里有批评人头脑不清的意味。中方抗议后这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
这一阶段，中日间的友好是真实的。但是，日方热情显然更高，并造成了在国民感情这一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上，中国在日本得分颇高。八十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长期保持在70%-80%之间，基本和其对美国这一日本第一盟友的好感度持平。如前文所述，这种好感，并不在于中方刻意做了什么，而是充满优越感的日本人对国家的能力和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好感，还不如说是对自身软实力的自豪。中国这个勤学肯干的邻国和“小国”，成了放大这种自豪感的一面“哈哈镜”。
以优越感支撑的好感，也会因优越感的丧失而垮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并陷入泥沼。不要说超越美国，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于2010年正式不保。取代日本的正是被视为学生和“小国”的中国。如此巨大的转变下，心理不失衡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
从九十年代开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迅速恶化。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同时期对中国印象的恶化源于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其国民对中国的不认同也多源于政治体制的话，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恶化则有其独特原因。在调查中，日本国民更多提到的，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国防、安全和一个颇具日本特色的词汇——“反日”。
什么是“反日”？从日本角度讲，大概是指在中国政府教导下，民众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批评和因此产生的对当代日本的反感。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八十年代所谓“蜜月期”，中国已经爆发多次反日游行。
中国政府亦开展过声势浩大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国民教育，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多场合谴责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态度。
当时，这些动向并未引起日本民众对华负面感情的上升。日本主流媒体甚至扮演了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角色，敦促自己的政府保持清醒的历史认识。日本政府也会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所以，九十年代后“反日”陡然成为话题焦点，这“陡然”的原因更多恐怕在日本国内。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心态同样发生了变化。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政府着力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不再以突发事件为契机，而是体制化、长期化，贯穿从儿童到成年整个教育过程。诸多举措，如发布“百部爱国主义电影”，从国家到地方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牢牢打入了国民集体记忆中。
与此同时，迅速增强的国力也提升了国民的自信。自信和屈辱感混合，再加上九十年代中后期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造成了一种“一洗前耻”的躁动和急迫。
而一个停滞失落并在历史问题上翻云覆雨的日本，只可能把这种急迫更加放大化。从这个角度讲，中日彼此国民感情的恶化，不是突发或偶发，而是结构性变化下的必然结果。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在中日力量转化和历史纠葛下，国民感情的恶化“一定要来”，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日关系另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以“人脉”著称的领导人间的个人私谊荡然无存。相反，领导人间的冲突，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变得公开化。199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访日。由于日方拒绝将对历史的“道歉”写入公报，这一趟国事访问成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敲打”日本之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不是新闻。
成为新闻的，恐怕是日本态度的变化。八十年代曾自愿替中国立场鼓与呼的日本媒体，此次开始表现得不耐烦。在他们笔下，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批评俨然成了史无前例的举动。
连中国领导人着中山装参加宫廷晚宴，也被解读为在历史问题上表示不快。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参加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的国宴时，同样着中山装。中国外交部也表示，领导人国宴着装早有安排。日本媒体的解读已到捕风捉影的地步。这恰恰反映了日方从官到民对华和对历史问题心理的巨大变化。
此时期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韩高层在历史问题上加深合作。他们的标的，自然是历史上对两国造成重大伤害的日本。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日本在历史认识上进行谴责，渐成中韩首脑会谈的例行话题。而日本方面，对中韩所遣责的事实采取了反击而不是反思的态度。浏览一下日本主流媒体报道，更多是从中韩结成“反日同盟”角度着笔。在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眼里，历史事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日”这一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因为它冲击了已经越来越脆弱的日本对自身未来的信心。输不起的日本也越来越认不起错。
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国民感情越行越低。以我行我素著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任期内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把日中、日韩关系逼入死角。更令人担忧的是，小泉挑战与周边国家关系底线的举动，赢得了相当多日本民众的支持。对历史问题的“不耐烦”和认不起错的心态，显然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
外交中我们常谈“寄希望于人民”。这一认识没有错。没有双方人民支持的外交不能持久，无法深入。
但同时，中日间国民感情的走向，也呼吁我们对“寄希望于人民”有更理性更现实的思考。如果把这一说法口号化，恐怕得到的只能是不解和失望。国民感情的基本考量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源于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最直接的体现是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
当硬实力发生不利于本国的变化，并且同时竞争国硬实力突飞猛进时，要求对竞争国国民感情保持友好乐观，从结构上讲难乎其难。
毕竟国际关系不是歌颂共同参与、平等友爱的奥林匹克。国与国之间有关安全、领土、能源的竞争是不可回避的。以利己为原则的国际关系，拒绝一厢情愿式的感情牌。友好也罢、对抗也罢，都是建立在权力对比这个物质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这个认识，并没有过时。
尽管中日双方在过去的十年间做出过修复友好关系的努力，但双方硬实力的转变，各自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都还在进行中。尤其从日本的角度讲，除非全民能打破文化壁垒，成为美国式的开放移民国家，否则其人口将加速减少。
在“少子化”和“银发化”的双重压力下，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只有本世纪初的一半，经济在全球的重要度也不过和今日的土耳其在全球的地位相当。
这一变化，对日本上上下下的冲击，从物质到心理都将是巨大的。因明治维新而起、勃发百余年的日本，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往下走”的定位。中国固然在向世界大国迈进，但“往上走”的道路同样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让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适应新角色、接受新权力、履行新义务，同样需要时间。中日拥抱、干杯、高呼“友好万岁”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双方硬实力差距应会进一步扩大。双方国民感情为指标的软实力的赤字，恐怕会长期化。对此，两国的政府和民间都要有一颗平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两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关系正常化---对抗但避免对打并在对抗中寻求合作。
这种白开水温度的中日互动，很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新常态。
四、民间交流：憎恶小泉与喜爱樱花并不矛盾
最后谈一谈民间交流。今天的中国和日本互为双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每天来往于两国间的航班有上百架次。对于越来越多的双方国民来说，北京和东京、上海和大阪、西安和冲绳，都成了说走就走的目的地。
西方政治学将国际交往分为“高级政治”（highpolitics）和“低级政治”（lowpolitics）。民间交往属于后者。这些交往层次低但效果不低。
它们来之不易，几十年来越拓越宽，造就了中日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维系中日和平的重要纽带。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能把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寄希望于“低级政治”。
政府间的“高级政治”问题，还需要政府拿出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民间交流在双方政府有发展关系的意愿和人民有友好渴望时，会对“高级政治”有推动作用。否则，民间交流能做的，恐怕只是自保而已。中日“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互动的历史，正体现了这一规律。
民间交流曾在中日外交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推动对日和平攻势时，民间外交作为重要手段功不可没。1956年，京剧巨匠梅兰芳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日。
曾在抗日时期蓄须明志的梅兰芳，本来对访问有抵触情绪。周恩来亲自做说服工作，才促成了大师的成行。事实证明，梅兰芳的访日取得圆满成功。访问团和日本歌舞伎等传统艺术家进行交流，在日本各地演出三十二场，不少日本观众演出后高呼友好口号。从日本方面看，对华民间交流同样重要。
松山芭蕾舞团多次访华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常客。团员演出的《白毛女》和《黄河颂》，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曾将中日间的“芭蕾外交”与中美间的“乒乓外交”媲美，其对两国关系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
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日民间交流更上一层楼。1979年，《当代日本》展览在北京举行。会场里中国老百姓看到的，不仅是日本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每家每户都有的家用电器、农业的机械化、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等这与中国当时的发展境况形成强大的对比对民众冲击力巨大。中国领导人发出的“再不发展，就要被开除球籍”的警告，得到了最好的注脚。
日本的流行文化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西方文化的先行军进入中国。对于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讲，高仓健、山口百惠、三浦友和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第一代偶像。八十年代的中国儿童，也是在《聪明的一休》《花仙子》《铁臂阿童木》等日本卡通片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而今天的中日关系呢？商贸文化人员的交流，只增不减。但改变的，是约瑟夫·奈所定义的软实力的前两个因素：政府形象和外交的可接受性。在这两个领域，中日的冲突愈演愈烈，再加上中日两国硬实力的转变，造成了国民感情的恶化。
这种结构性和长期性的恶化，不是两国明星合拍《艺伎回忆录》和《赤壁》这样的大片能够挽回的。而成千上万来往于两国间的旅游者，可以喜欢对方的风景、美食、商品，但把这种喜爱转化为对对方政府政策的认同是不现实的。事实也证明，这种转变没有发生。
从积极意义上讲，中日商贸文化人员的交流越来越体现自身独特的生命力。政治再冷，也没有浇灭民间交流的热火。从负面意义上讲，低级政治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高级政治的质量。如果中日高级政治持续冷淡，甚至爆发冲突，民间交流目前为止的自保恐将破灭。如何不让中日关系走到这一步，是两国决策者的政治责任。
五、结语
本文从中日双方国民感情和两国软硬实力对比转化角度，探讨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双方互动的轨迹变化。本文作者认为，中日关系从感情和软硬实力互动出发，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了不同特点。
本文作者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和国民感情的遇冷，根本原因是两国硬实力在相对短时期内的转化。而从今后的趋势看，随着两国硬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双方国民感情的低走将呈现长期化的特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政府可以对此置之不理。恰恰相反，如果中日双方能够拿出勇气和智慧，走出“高层政治”对抗的死胡同，会加快厘清双方在转变中的国际关系的新定位。令人鼓舞的是，自2014年中日实现首脑会谈以来，双方都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挑战依旧，但加强交往、减少疑虑是增强双方互信的最有效措施。前路漫漫，所幸的是中日终于已在路上。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