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中国研究历程定位
这次在中国出版我市场转型研究的论文集为我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机会来反思经济社会学以及它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首先，让我特别说明一下我个人是如何成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者的。这一切都开始于1949年，当时我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从上海出发，途经台湾前往旧金山，最终移居美国。当年我才4岁。显然，离开安徽不是我的决定。我的父亲当时是芜湖总医院的管理者，曾留学美国，后学成归国。我们一家在1950年抵达美国，并在南加州定居。1960年代当我达到法定成人年龄时，恰逢“文革”时期，我曾寻思如果我的父母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当时的美国也正处在社会运动、政治争议和文化变迁的时期。试想，我怎能不对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牵涉众人的事件产生兴趣呢？
1967年，作为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我开始深入学习中文普通话。一年后，傅高义（Ezra Vogel）鼓励我进入社会学博士项目。我们这一代研究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相反，我们尽可能在热切追求学术生活和涉入看似如此重要的政治议题和争论之间达成平衡。显然我应该前往中国。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2年，当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美国人前往中国的大门后不久。在我第一次访问后，我又于1973年作为外国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更长时间，后一年（1974）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值中国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北大校园则是政治动荡的中心。而外国学生被远远隔离于毛最后几年有争议的政治漩涡之外。1975年夏天我离开北京，中文既不流利，而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也没有收集到；但中国大学生活的经历让我念念不忘，那时的中国仍然在试图从毛继续革命的二十年所留下的僵局中寻找出路。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能感觉到中国领导人所面临挑战的艰巨，因为当他们评估其战略选择时，他们在全世界没有多少朋友可以指望。北大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精英代表团实地考察日本、美国和欧洲回来后，清醒地意识到并开始评估中国到底有多落后于西方。这一思想开始悄悄地渗透整个北大校园的教职工和学生之中。中国当时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饱受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荡的折磨，而国有经济也举步维艰，中国面临的危机被在上海的“四人帮”理论家比作秦始皇的短命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以及19世纪中期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海军打败后的危机。我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完成我的学业，并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为该国提供繁荣和力量，毛的未受干扰的革命道路显然未能为之提供答案。
在1980年的春天，我回到中国，在厦门大学做客座教授，受到孙福生教授的款待。同年夏天我去福建和江西边界地区（革命老区）的一个客家村落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实地调研。逗留近一个月，我正准备离开村子时，偶然听到村民们了解到在安徽省基层自发要回归家庭耕作的行动。村民们对安徽省的发展对他们预示着什么显然很兴奋。他们急切地期盼着他们所感觉到的土地改革的到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希望这能允许他们回归到个体家庭耕作。我离开杨北生产大队，不知道村民是否了解到某些情况，或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经济改革无疑已经在厦大流传开，但我没预料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会导致如此迅速地废除集体化农业。
我第一次访问厦门大学期间，见到了当时的校长，经济学家王洛林。他支持我组织一个对该地区村庄和家庭的大规模调查。在我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转到康奈尔大学任职前，我于1985年1月再次回到厦大准备开始此项调查，而厦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作为小组成员参与了我的调查研究。我们采用了随机的村庄和住户样本，设法收集到丰富宝贵的有关制度变迁和经济生活的多层次定量数据。我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调查研究工作，并得以访问样本中所有30个村庄和多个家庭。我挨个走访了许多村庄，观察到在厦门县城郊区繁荣的市场上有很多经营私人企业的企业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即使在偏远山区的村庄也有明显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当然这在临近厦门市的集镇上最为显著和突出。
反思我所学到的，我意识到中国走上市场转型的道路已成定局，大幕已经拉开。当我思考在实地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家庭和私营企业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的重要性时，我早期对国家和革命的兴趣开始让步于活跃的经济社会学领域。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这门分支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开创性文章开始，再度引发美国社会学界的关注。我在实地调研中形成的印象，之后使用我在厦门县郊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定量分析得到了证实。最终，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典文献，特别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新制度主义等“巨人的肩膀”之上，市场转型理论的框架要点开始形成。
长期以来，在从史前到现代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讨论中，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其基本假设是制度很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看来，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体现在社会互动中，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大型社会结构的持续存在和随时间发生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乔治·霍曼斯（Homans, 1974：5）富有洞察力地写道：“在机构内部，在人与人面对面的关系中，在草根的社会互动中，包含着人类背叛其基本社会团结的行为特征总会一再显现。”几个行为假设被提了出来。首先，正如赫伯特·西蒙（Simon, 1957：xxiv）所观察到的，人类行动者“主观意图是理性的，但只能有限地做到。”换句话说，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正交易成本，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备的信息、完美的计算能力和无摩擦的交换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人类受到他们所互动和观察的他人的选择的影响。正如谢林（Shelling， 1978）指出的，人类追求的效用往往取决于其网络或社区中他人可观察到的行为。最后，社会认同、合法性和地位等非物质奖励同样对个人和企业行动者形成激励，有时甚至比物质奖励更有激励效果。
市场转型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的项目，考察的是大型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能够持久存在和变化的前因后果。无一例外，偏离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2]的转型在共产党的精英政治中自有其政治根源。因此，对市场转型的研究计划必须从叙述国家结构开始。我们首先概述了国家结构的起源，聚焦于能为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提供分析框架的国家理论。
二、为什么国家结构很重要
世界各国的国家结构演变，既有很大的多变性，也有令人惊讶的趋同性。从史前社会早期国家的形成，国家结构的演变就与人类社会不同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彼此交织，相互作用。早期国家结构根源于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人类社会从小型觅食狩猎采集到定居的部落社会的长期演化。因为部落社会要争夺资源和领地统治，战争的组织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的出现和扩张。地理条件有利于中东很早就转向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随后的制度和技术革新又导致了从地中海边缘到中国的文明的兴起。尽管早期国家形式多变，但在回应国家间的竞争、冲突、合作和战略联盟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与国家的共同进化促成了它们的制度化。在20世纪，全球贸易的扩大和国际组织地位的提高加快了国家之间交流的步伐，促进了同构性变化，提高了政治制度的同质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控制了国家来推行阶级权力和执行对工人的剥削；但正如马克斯·韦伯（Weber，1978）所强调的，配备了现代官僚的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行动者而言，潜在地具有自主组织性力量。在韦伯看来，国家的明显特征是对其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 2011）强调，根据韦伯的界定，第一个现代国家是在中国建立的，当时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能够管理庞大的人口，从而统一中国并巩固国家权力。秦王朝为中华文明随后的历代王朝做出了垂范：在这些王朝中国家配备的技术官僚通过正式的行政事务考试（如科举制度）来聘用和选拔。
虽然中国是现代国家的发源地，但恰恰是西方建立了国家结构，可以在集中的国家权力、依法治国和对民众的意愿负责的政府之间达成稳定的平衡。欧洲的分裂和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促成了自由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并使得它能够与推动并刺激了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西方世界携手并进。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其国家权力集中在帝王统治机构，致使15世纪的明朝皇帝一个决定就关闭了所有海事勘探和海外贸易。在明朝初年，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比西方更为先进，其人均收入当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此后中国相对财富和权力开始长期下跌，而西方因为工业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张，变得更加富裕。换言之，明朝皇帝闭关锁国政策的后果是技术停滞和生产力逐渐下降。
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
贫穷的社会充斥着由军队支持的政治行动者的暴力、腐败和掠夺性攫取，这几乎是一个真理。在国家行动者攫取之手的暴力掠夺下，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不仅突显了薄弱的产权，而且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经济行动者的动力。统治者通过国家对强制力量合法使用的垄断能从生产者那里攫取资源，既然他们处于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能够约束他们的掠夺之手？专注于这一问题的竞争性假说，很好地表明了为何国家理论极其重要。国家以贸易保护和法律仲裁来交换财政收入，这种制度结构随历史进程而演化（North，1981）。在这个国家交换的模式中，统治者利用国家强制力量制定和实施产权，并与经济行动者就交换条款展开谈判，以最大化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令政治对手无机可乘。统治者面对国内或国外竞争者的政治威胁越大，其与经济行动者商定的交换条款越好。通过做出可信的承诺（a credible commitment）来限制掠夺性攫取并实施产权制度，统治者确立了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中获取利益的积极动因。在竞争国家林立和诸多国内对手的世界中，即使是掠夺性的统治者也有兴趣限制对私人财富的过度攫取以便继续掌权。
不管被界定为是“通道开放”（open access）还是“包容性”（inclusive）的政治秩序，国家理论都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富裕是因为它们已经形成的政治制度结合了四个基本特征：责任政府、依法治国、安全可靠的产权和竞争性市场。通过在中央官僚机构控制下组建军队和警察队伍、限制非法使用暴力，并要求政治精英获取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的支持以继续执政，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引导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
在发达经济体中可以支持和激励繁荣富强的政治制度从何而来？自由民主政府在西欧的崛起需要从早期国家结构多样性说起，它包括从“军事专家的小型专制统治”到专注于贸易经济与农业地租的城邦国家；以及由军事力量支持并通过行政区域管理、贸易和下级地方精英的朝贡来扩展的帝国。然而，这些早期国家结构都没有预见到在19世纪会崛起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管理，它通过强制手段维持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并通过财政机制来筹集资本。在早期现代时期，激烈的国家竞争和持续的战乱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国家建设、军事化和帝国主义扩张。在西方自由民主政府崛起的过程中，政客和资本家合作利用国家来确保全球性市场和对偏远地区的帝国主义控制。
简单宣称民主治理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没有考虑到这一命题，即国家结构和经济发展从逻辑分析来看是独立的，且并不一定是紧密耦合（coupled）的。正如东亚发展型国家领导的经济奇迹所证明的，促使经济发展的政治治理的必要因素，也可在威权政府中找到。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现在的中国验证了威权的政治秩序有能力推动和维持经济发展。此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1968）中所主张的，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中，稳定的威权政治秩序相比脆弱的民主具有独特优势，在他看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超出了软弱的政治制度所具备的容纳能力，就容易因不稳定而备受干扰。相比之下，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由集权统治者指导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后来被证明有利于从集权到民主政府的逐步过渡。如果这种东亚模式所导向的切实可行的因果关系，被证明适用于有着新儒家政治秩序之制度遗产的地区，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成功应能为进一步的民主化转变创造有利条件。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中，中国统治精英要确保其合法性和地位就不能不对之有所顺应，由此，政治改革有望成为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世界体系中的趋同性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作为获取繁荣和权力的策略，正在崛起中的国家的政治精英们经常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形式和实践。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和随后日本国家组织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向西方学习的计划以获取技术和制度形式，而明治政府精英用这些来引导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虽然现代日本社会保留了核心文化和民族认同，但明治政府广泛采用了来自西方社会的法律规则、制度实践和组织形式。
市场转型与国家
中国、苏联、东欧和越南放弃中央计划作为其国家经济的协调机制，随之而来的是其国家结构的相应变化。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经济的增长模式紧密耦合。该模式依靠集中的强制权力来调动人力和资源，并为强制推动重工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和资本。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随当地的适应与改编而有所变化，但其基本设计原则反映出对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组织规则的机械模仿。尽管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国家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其政治制度引人注目的同质性。在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几乎相同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国家建设的蓝图。
首先，国家对私有工商业企业进行国有化，并将其改组成由政府工商局行政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小型工商业企业被集体化并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并仿效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集中管理。通过这种方式，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被有效地结构化为政治秩序的扩展部分。
其次，市场被关闭，由计划经济取而代之。而在计划经济中，所有投入的分配，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都由中央计划制定者所管理和控制。相应地，商品和服务也根据行政配额和指导方针被分配给工作单位和社区。
再次，耕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并形成了由国家所有、政府干部管理的公社农场。在基层，党政干部组织农民为集体化农业提供劳动力。最重要的是，集体化农业使得中央计划制定者直接行政控制农业剩余，进而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提取原始资本积累并为重工业化提供资金。
最后，在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通过宪法授予自己对国家的垄断控制权，上至制高点的中央政府下至省/市和地方政府无不掌控。对经济的政治控制，使得共产党可以自由利用直接盈余来建立在军队和国内警察中的强制力量，并大比例地投资水坝、电厂和地面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从而支持大规模的重工业项目。整个苏联集团的结果是军事化的经济体，并以大众较低的生活标准为代价。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政客能通过他们的职位权力为自己争取到准私有产权，对商品和服务的、扩大的官僚式分配权使得他们能将剩余资产分配给自己和家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新阶级”或“再分配者阶级”，共产党的某些统治精英都运用国家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获取了相当的私人财富和特权。
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集团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垮台和中国随后的“自由转向”，导致了20世纪的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国家计划的空前逆转。苏联和东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大爆炸”式的改革来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从而取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架构。西方经济学家和顾问认为，为了从计划经济中退出，考虑其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产权机制以及嵌入在政党官僚和国家结构中的权益，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是必需的。西方经济顾问一致的意见是，只有求助于“休克疗法”，才会产生足够的速度和势头，解除计划经济的束缚。这势必需要应用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工具来废除旧政权国家结构的政治控制。为了恢复正常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萨克斯（Sachs, 1993）说服波兰的新政治精英，快速实行价格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价格自由化是消除价格控制的影响，这里价格控制是中央计划制定者用来维持其资源分配权力的主要机制。稳定化的目的是对政府开支实行更严格的预算约束。而私有化则旨在消除工商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并去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总而言之，休克疗法旨在对转型经济去政治化。
波兰的“大爆炸”式改革，恢复了私有企业的活力，解放了市场，进而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打开了通道。总的来说，东欧和中欧的市场转型，从整体而言成功地重建了市场经济。然而，在俄罗斯，紧随休克疗法而来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且休克疗法没有剥夺政客对经济生活的非正式控制，即他们用来使自己和亲信暴富的政治资本。有人认为，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没有其在波兰成功是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没有东欧激进。因此，原有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关键人员得以继续掌权。
三、迈向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没有休克疗法也没有政权更替，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崛起并且出现了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国出现的自我强化性的制度变迁现象，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朝鲜（崛起）?在《国家因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指出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化，分别为包容性（inclusive）的政治制度和汲取性（extractive）的政治制度。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促进多元化并强化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在韩国和美国，政府多元化却又足够集中和强大，能履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职责。相比之下，由对权力行使较少约束的少数精英控制的国家结构则是汲取性政治制度。由此种国家结构形式（如斯大林式的增长模式）中的精英构筑的经济制度，乃是为从生产者中提取资源而设置的。因此，汲取性政治制度往往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紧密结合，两者的相互作用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无法发展并依然贫穷。
中国像朝鲜一样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权，并维护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尽管如此，除了他们政治制度的结构相似性之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一长串的差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财政改革，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新的平衡（Qian and Weingast，1997）。财政分权导致了准联邦制政治秩序的形成，从而鼓励了省级和地方政府为争夺投资和企业家而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我很幸运，能够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到福建省的东南沿海省份展开的早期经济改革。这个由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引人注目的转型。经济改革不仅使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得以致富，而且经济发展的浪潮也使得其他方面水涨船高，从而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6.3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比例从82%减至10％。
2005年，我再次来到长三角地区开始对中国新私营经济开展一项新的研究。和我早期的研究一样，我使用了“混合研究”的方法，既有对7个城市应用分层随机抽样获得的700个企业和企业家样本开展的大规模调查，也有面对面的访谈。在这六年的研究中，与我一起工作的是一个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卓越团队，包括瑞典隆德大学的经济学家索妮娅·奥普（Sonia Opper）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们（包括本文译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的王玉君）。这个还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从下而上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from Below）（Nee and Opper， 2012），解释了私有企业的崛起和快速增长引领了自由市场经济（参见：www.capitalism-from-below.com）。该书的叙事中心是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私营制造商的自助规范和网络。
尽管政治精英们最初反对，但国家通过事后的法律和法规的改革，逐渐赋予快速增长的私营企业经济合法性和产权，这在服务于现实经济自下而上的变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家开始容忍，并且后来正式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经由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具有紧密业务网络、志同道合的企业家们，通过忽略、削弱或规避进入壁垒和法律规则发展了私营企业经济。凭借在产业集群建立自下而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市场经济制度，私营部门企业家成功地发展了一种并行经济，它具有独立自主的制造商、供应商和经销商一体化的网络。
竞争激烈的私营经济迫使业务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和私有化而停业。国家将最大的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来巩固这些企业并凭借贷款补贴和国家垄断来保护这些公司。尽管如此，在新世纪之交，私营企业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非农就业的最大途径和财富积累的不竭之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改革者们决定通过法律和法规改革来容纳企业家，因为私营经济已成为经济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这样做是符合政治精英的利益的——赋予企业家合法权利和合法地位来换取新的快速增长的应纳税收入。
总之，中国的政治精英非但没有走进死胡同，反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与汲取性的朝鲜政治制度相比，改革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由国家制定的与时俱进的法律和法规变革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一致的。此外，国内私营企业的广泛参与基础，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证明。在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的政治精英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对政治治理的改革。杨大利指出这一改革提高了管理质量、迫使军队剥离其大部分经济资产，并试图解决政府腐败问题。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精英也已开始着手于依法治国；只是就此而言，如果共产党不服从于同一法律规则，依法治国也就难以达成。现在是时候了，关键就看共产党的精英是否有先见之明和历史使命感来推行和领导一场与其成功的经济改革相称的政治改革。建设一个其权威要获得公民和世界精英的尊重与赞赏的现代国家结构，势必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平衡，一种集中的国家权力、依法治国和对民众的意愿负责的政府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kuyama, Francis.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Homans, George C. 1974.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e, Victor, and Sonja Opper. 2012.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93-92.
Sachs, Jeffrey. 1993. Poland’s Jump to a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elling, Thomas.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Norton.
Simon, Herbert. 195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ng, Dali. 2006.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原文来自王玉君和刘志林主编和翻译校对的维克多·倪教授（倪志伟）的论文集《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倪志伟论文集》（暂定名，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导论，该文完成于2012年7月。本文的翻译出版获得了倪志伟教授的授权。
作者简介：维克多·倪（倪志伟 Victor Nee），美国康奈尔大学Frank & Rosa Rhode社会学教授、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移民/种族分层、市场转型、比较制度分析。
译者简介：王玉君，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治理。
[2]本书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指的是国家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调控形式，不同于德文的Nationaler Sozialismus（在中文语境中没有相对应的明确概念，常被误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其更贴切的翻译应为民族社会主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