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高校教师的激励制度，大家也看到了，中国内地高校，特别是顶级高校，现在慢慢都在推行终身教席制。推行这个制度，大多数教师还是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和内地过去高校的制度来比较，过去，教师都是终身制，进来以后就永远在这个体系里面慢慢往上升，走得快的话可以比较早，像优秀的樊纲老师，很快达到最高点，博导到了。如果真的做得慢的话，也不会让你离开，慢一些说不定退休以前能到一个副教授。这样的制度，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特别是和国际一流高校相比，我们的人才没有办法流动，然后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所以，各高校、各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比较下来，终身教席制是比较好的制度。就是你在进人的时候可以大胆进，可以说打一个赌，有潜力的调进来。经过七八年考量下来，他如果达不到要求，或是和高校定位不匹配，那么有一个机制，可以让他到更加合适的高校或更加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发展他个人的职业。这对个人、对高校来说都很重要。这是终身教席制的背景，为什么中国内地高校，不仅仅是经济系，各个学科都在搞终身教席制，原因在这里。
可能大家感到，在执行过程中，终身教席制的标准是一个问题。刚才胡永泰老师说了，中国内地实行这个制度，是在向新加坡、香港的高校学习，但新加坡的高校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这话不错。新加坡的顶级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好，南洋理工大学也好，或者更新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好，然后看香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些高校应该说目前在亚洲地区从学术角度看都是最好的大学。但是它们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没有做出特别多的贡献，在当地经济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没有能够站出来。这也的确是一个事实，我可以说遗憾。
你想，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人才，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做得也挺不错。你到世界任何一个你可以想到的地区比如拉美、非洲去找，有哪一个地区的大学能像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在短期内树立这样的学术声誉？或是间接通过人才培养对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高校，有没有？真还是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它们一棍子打死。
而且如果你真做了院长以后，真正推行这个制度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期刊名单你要是没有，这就很难了。尤其是东方社会，都是人情社会，没有名单，没有“硬杠杠”怎么办？
我在耶鲁工作过。已经到最高水平的高校，的确它们原有的教师都是（不能说完全，但绝大多数是）顶级的学者，它们能做到自己主观判断某个学者好还是不好。所以它们更多可以自己进行主观判断。但它们还是需要校外参考意见。比如，哈佛今年考虑一位年轻助理教授的终身教职申请，系里首先决定是不是要启动，如果启动的话，它还是要到外界找推荐信。这个推荐信还是来自外界的学者，不能找一个《财富》杂志五百强企业的CEO，也不会去找总统或者州长写推荐信，这个没有用，还是找学者来写。所以学者的判断在校外参考意见中还是管用。
相对来说，它们找的学者也都是真正以学术标准来下判断，国外教授写推荐信时，会非常认真地对你进行学术评价，这个跟内地又不一样。在我们这里，校外专家的推荐意见你是不容易相信的，因为写得都很好。
美国顶级高校可以相对来说充分运用它们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系里学者的判断，同时校外评审的分量很重，来决定一个学者是不是可以晋升。但这一套在中国内地（其实在亚洲，从新加坡、中国香港一开始）就做不下去，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数论文。你应该去读论文，而不是去数论文数量，这在理论上完全是对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在一个还不是一流的高校里面，数论文数量是没有办法的妥协。未来我想大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现在，各个高校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要鼓励一些特定方向的研究，对期刊名单，每个高校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不一定要全球所有高校的名单是一样。是有一些共性在，但假如一个高校要研究中国，或者研究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那它可以把相关期刊列入，这都是高校可以做的。当然，中国内地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定位，所以那个期刊名单可能不同。执行的时候各个高校可以不一样，顶级高校更多要求国际期刊的论文，但其实也可以多要求国内期刊论文。
另外，所谓的终身教席制，假定那是一个理想，现在还达不到，那么可以实行一个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类似的“双轨制”。我们学校最近也和其他高校一样，要求全部并轨，用同一个标准，但我们安泰向校方坚持，并轨这件事，第一不可行，第二也不应该，我们尊重历史。可以二三十年以后再实行并轨，在目前情况下应该采取更加成功的经验，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通过双轨制来过渡。
第二，关于高校的几大任务。现在可能对论文发表、科学研究强调的比较多，对教学强调的相对比较少。关于研究中国，我是不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多元化很重要，内地高校里要有研究基础科学的，但是也一定要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当然更好的情况是能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这个更重要。
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也是需要发论文的，前面那个坎得过，过了以后，终身教席制就会保护你的学术兴趣，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按照你对经济学的认识做你想做的事情。终身教席制的意思是，让不行的人退出去，剩下的人就是，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心，我不再担心你在做什么事。
中国学者如果相较于美国学者，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不多，那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怪学者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做中国问题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那里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双方的问题。
如果学者希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在美国，这条通道就在那里。但在中国，目前来说差得比较大。
最后讲一个思想的问题。的确，经济学研究，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问题是，思想性的文章越来越少，更多是技术性的或是描述性的。这个局面实际上也不奇怪，真正的思想家的确很少。我觉得，在我们目前人才培养的情况下不要好高骛远，还是要把一些基础打扎实。现在很多思想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你来一个灵感，可能就确实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思想，但现在讲到的思想，很多时候也只剩下相对比较偏狭的定义。过去的思想家兼通文学、哲学、政治、艺术、法学都可以，现在这样的人才很少，社会在进步，科学也在进步。在这样的意义下，思想家的减少和时代的进步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如果说有思想家的话，思想家也有发言的地方，他可以写书，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社会。如果出一个期刊给思想家发表论文，这个期刊真的会很难办。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有他自己的期刊，但是还是一个小众的期刊，难得有诺贝尔奖得主，得奖以后有一个机会可以到一个期刊上介绍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大多数期刊还都是比较专业。怎么样能够让真正的思想发出灿烂的光辉，而大多数非思想家做一些小的技术问题，其实也很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鼓励学生、年轻学者中的大多数人，我们把技术的工作做好，对经济学的贡献也很重要。而如果太好高骛远，可能将来会一事无成，这个时候也是很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