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美国最大的新闻其实不是总统大选，而是美国“民主之春”运动。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从费城自由独立钟出发，游行前往两百多公里以外的首都华盛顿，最后聚集在白宫面前进行示威。运动持续二十多天，遭到美国当局的镇压，共有上千人被捕。美国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等对此或不置一词；或轻描淡写地一晃而过。我问了问这一段时间来自法国的朋友们，很多人对此运动亦“完全不知情”。看来法国媒体也不认为这是值得上20点的晚间新闻的“新闻”。这场运动打出的旗号是“民主之春”（Democracy Spring），目标非常明确：要求美国实行真正的民主。
确实，对欧美媒体而言，就在美国竭力向全球推广“民主”、导致出现“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之春”之类的运动在世界很多其他地区频频出现之际，在其国内却也同样爆发出要求“民主”的“民主之春”运动，不得不令人大跌眼镜。这也应该是欧美主流媒体一致性地对这场运动视而不见的原因吧。用中国网络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也太“打脸”了吧？“打脸”的意思大致就是搬起石头，本来是想砸别人的，却没有料到砸到了自己的脚。
这场运动使我想起一位中国的著名学者、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他在一次著名视频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自2015年在互联网上发布以来，已经有上亿中国人观看了这一视频）中提出，用“专制”还是“民主”来衡量一个国家，早已不再适合用来评论今天的世界。他认为，真正“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标尺，应该是“良治还是劣治”（或良政和劣政）。如果在美国这个西方最大的“民主国家”内部，居然也爆发了“民主运动”，显然是国家治理出了问题。事实上，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也有可能是一个“劣治国家”；而一个非民主国家，只要是“良治”，那么这个国家很有可能比体制上的“民主”但治理上的“劣治”国家从实质上而言要民主得多，民众所享有的实质民主也更多。
法国学者伊格纳乔·拉莫内（Ignacio Ramonet） 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量身定制的民主》（Démocratie sur mesure）中有这样一句话：“华盛顿一贯以’非民主体制’来贬低其敌对国家……而惟一能够逃脱这一诋毁的条件，就是’自由选举’。”拉莫内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两点：一是“民主”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道德之战；二是“民主”被简化为“选举”。于是，高举“选举”大旗，便占据了道德高地。正因为如此，今天在法国，特别是某些“汉学家”，一谈到中国，就一定是在那里争论中国到底是专制国家、还是威权国家；一定是在那里拿着“民主的鞋”来套“中国的脚”，来量一量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他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是，为什么离“民主”如此遥远的中国，却恰恰因为其超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良治”而写下其“光荣三十年”、恰恰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将张维为教授三部曲中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推荐给了当时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我不敢肯定习主席是部分还是全部赞同张教授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通过这本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崛起正在倾覆“现代化即西化”的“西方常识”。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新的发展道路。有趣的是，恰好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与张维为在上海曾就此问题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此后，福山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开始讨论“良治”的问题。
张维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一整套“中国模式”的概念，即中国自己根据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历史和民情的发展模式，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全面超越西方选举民主模式”。
应该承认，“中国模式”概念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存在着争议。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发展就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存在特有的“中国模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必将走向西方现行的“民主加市场经济”模式。但张维为通过其对比上百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对比中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并对中国发展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中国确确实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而且他提出，这条道路正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六个领域超越美国。
从总体上而言，相对于西方的多党制选举民主，张维为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有四个领域与西方不同：一是政党不同，中国是“ 国家型政党”（a stateparty），代表的是中国民众的整体利益；二是民主制度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的“新型民主集中制”；三是国家领导人产生方式不同，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是“选拔＋选举”（所谓“选拔”，实质上就是通过制定一定的道德和才能标准，遴选出领导候选人，然后才是间接选举产生），其特征是逐级间接选举、提拔，并受到任期限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领导人，都只能任两任即十年）；四是经济体制不同，中国采用的是计划与市场共存的“混合体经济”。
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式的协商民主实质上要比西方的选举民主要广泛得多。西方的选举民主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被锁定在最高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上。中国的协商式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集中表现在任何大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并通过协商，达成广泛一致以后再演变为方针政策。中国最为有效和著名的，就每五年一次的经济“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计划”包括地方、全国各个层面，每五年通过上上下下反复咨询、论证，制定出一个五年计划，随后执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这种名符其实的协商民主而实现的。对比西方通过选举后上台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无法做到选举承诺”相比，中国的“五年计划”几乎一步一个脚印，都能够实现。因为中国的五年计划不是一个政党的政治家臆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全民和精英共同研讨出来的，因而具有非常现实的可行性。
西方诟病中国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产生方式：非直接普选。中国采用的是“选贤任能”制度，是一种“选拔＋选举”的制度。一方面，要当选为中央层面的领导人，都必须担任过两个省份领导人的工作历练。也就是说，必须有实际领导上亿人口（中国的省份大多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国家）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党内或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并有五年一个任期、不得连任两任以上的任期限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目前的国家领导人都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能力，并保证了政权的稳定过渡。这种“选贤任能”的“选拔＋选举”的制度经过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也是符合目前中国发展的需求的。盲目、机械地用“非直接普选”来质疑中国政权，是非常荒谬的，是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事实上，张维为提出，国家治理是“良治”还是“劣治”（或良政与劣政）才应该是衡量一个政权好坏、优劣的标准。
张维为还提出，西方选举民主体制解决了政治权力的平衡问题，却没有解决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其结果是资本力量超强，使民主演变成一种“钱主”；这直接导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四月份在美国出现的“美国民主之春”运动。99%与1%的矛盾趋于激化。
而中国事实上却成功地解决了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中国三十年来的“良治”举世有目共睹。中国不仅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民众的实际财富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张维为曾举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的一份《中国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当年为69.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的57.1万亿美元。
中国肯定还有很多问题。认识中国也有很多角度。但张维为教授的角度对于法国学者来说，很有可能比较新颖。目前张维为的书已经有了英语、日语、韩语乃至阿拉伯语版。很可惜迄今没有法语版。在法国似乎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对其三部典感兴趣，可能认为这是“中国官方话语”。张维为说，“三十多年来，西方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我做了很多乐观的预测。西方的预测几乎都错了，我的预测都对了。”骄傲的法兰西学者是否也应该垂注一下这位中国学者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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