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上来说，刘擎所重点谈的还是一种遭遇论或者语境论的新世界主义，他对新世界主义的解释，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缺乏一种动力机制，与“大观群组”关于新世界主义的构想还是有些差别的，后者主要是一种建构论方法上的新世界主义。遭遇论面临的难题就在于，提出的那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如何达成呢？只是相互之间的协商吗？旧世界主义的结构如何改造，新世界主义的结构如何建构，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建构，以及演进的过程。
老的世界主义，基本上是对应着康德的永久和平，这作为一种理念来讲是非常好的，但这个理念没有发动机制，没有行动机制，它的预设前提是，各个地域性的共同体，必须首先是一个自由共同体，然后由它们自主形成一个拥有和平的世界自由联盟。
问题在于，这个未来的世界自由共和国，对于各个独立的共同体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也没有制度与结构上的规范力量，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从近代历史演变而来的列强论，列强或成为列强，作为老的世界主义的动力机制，这与康德理想中的世界共和国在原则上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康德主义就永远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就不说了，近代以来，我们最大的目标也是列强论的，最大的中国梦说到底也是一个列强梦，只不过抹上了一点传统儒家道德主义的膏油，以前是马列主义的膏油。当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也是如此，这个列强主义甚至把中国、亚太、全球化都裹挟进去了，依然是旧世界主义的叙事，只是版本不同，以前列强采取的是殖民，现在采取的则是高科技、美元、金融等。
那么新世界主义的发动机在哪里呢？我们在探讨中发现了这个新世界主义的原则，实际上还是在美国，在美国的建国时期，尤其是在南北内战时期，美国宪法确立了一个新世界主义的，或者说是人类普世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自由新生的世界共和国的原则，故而我们称之为“林肯时刻”。这个林肯时刻所确立的自由平等的宪制原则，并不是美国自己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秩序原则。
但是，美国在国家主义进程中，实际上偏离了这个人类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主义的原则，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片面扩大了，逆转为一种国际秩序中的美国霸权论。新世界主义的提出，对于美国来说，就是祛除美国的霸权论，重新回到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人或者诸多共同体的世界复合联邦制的构架，重新塑造出一个基本正义的世界秩序，倒逼美国矫正它的霸权主义。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的立宪时刻，其意义是彻底实施林肯时刻的议题，当然林肯时刻的语境是美利坚合众国之构建，而今天则是新世界主义之秩序构建。
问题是动力机制在哪里？这就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在这个新世界主义语境下谈中国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面临新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出一个进入全球新秩序的法理资格，这个资格的关键是自由共和的文明体，目前中国的国家努力，最缺乏的还是内政方面的道义性，所谓追求的大国梦，只不过是一个庸俗版的列强主义。美国的列强主义还有普世主义的维度，中国的列强主义则是赤裸裸的，以前毛时代还有共产主义，现在则只剩钱了，只要是有钱，我们腰杆子就硬了，中国的新旧天下主义不过是敷着于钱的传统膏油而已。
当然，钱不是坏事，关键是如何看待钱，我们是否发现其中的财富的发生学原理，如果正确地理解了钱的政治哲学，是可以发现其中足以撬动新世界主义的动力机制的。新世界主义的动力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的，这个原理的关键是一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即当今世界经济的双循环，这个恰恰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才可以承担重新构建一个新世界主义之契机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