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某件事成你致命之痛，你却屡谈不中，甚至南辕北辙而不自知，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你或许会说，再笨也不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吧。可是很遗憾，这样的事不仅存在，而且存在了几十年，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不过很多这方面的所谓专家，亦未能彻底清晰明白地说出来。
教育就是这样一头众所周知的“房间里的大象”，谈论者成千上万，可是真正看清问题之所在的人却不多。教育因为涉及个人成长的私人利益，以及群体提升与社会凝聚力的公共利益，事关千家万户，而成为众矢之的。谈教育的角度无疑有很多种，但我认为截断众流的做法就是直接说它是一项特殊的文化商品。
教育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受教育的个人，及相关利益漾出群体：家庭、机构、社区乃至国家。这也就是19世纪以降的德国普鲁士政府，所提倡的国民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之所以风靡全球的原因。但不论对国家多么重要，都不能超出个人为第一受益者的事实。换言之，当我们把家庭、机构、社区乃至国家的收益凌驾于个人受益之前的时候，教育就存在与受教者自身利益分离甚至相悖的问题。这也就是教育为何在民主自由国家，特别是公立学校需要中立，而少受党派利益及相关意识形态所影响的原因。
再进一步地说，教育无论是多么特殊的文化商品，有相应的价值选择，都不能以损伤个体利益为前提，否则这样的教育就难免出现扭曲，以及故意的洗脑。钱锺书先生曾说：“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不受教育这种情形我就不说了，只说在何种情形下，受教育的人上印刷品之当的概率比较高。
受教育上印刷品的当，就是在信息自由流通、各种观念市场竞争很充分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信息越多越流畅，搜寻信息的时间成本与智力成本，也不能完全省掉，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但在信息自由的环境中，上印刷品之当的概率比较低，因为各种观念所形成的言论市场互质已相当充分，由于言论自由得到有效的保护，观念市场的竞争呈比较充分的状态。但问题在于，只让你看一种同质类似的印刷品，学习一种被强权掌控的同质化教育，上当的概率就相当高，不上当反而成了例外。
二
我很多年前就说过，中国教育最大且最直接的问题，不是应试教育，也不是教育公平，而是高度的教育垄断。但很多人包括教育专家们都跟风浅薄地批评应试教育与教育公平，却看不到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我不是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不够变态，也不是说教育公平的问题不重要。而是说，这完全是把跟班随从，当成了主要病症来胡批的结果。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要正常运转，都离不开有效的考试。因为资源稀缺是一种常态，考试是一种鉴别合适的人才进入该领域的一种办法，当然前提是你的考试设计得能考出人的真水平。考试作为学校教育的检测手段，以及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参考，即便教育再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无法省略。只不过是好的教育，把各种评价手段综合起来看，同时注重考试作为一种过程性、诊断性评价存在，而非像中国教育每次都等于判一次“小死刑”的结论性评价。每考一次的这种“小死刑”式的结论性评价体系，累积起来，就足够把学生的自信心完全击垮，把读书视为在地狱里的挣扎。这种情形下的学生还不厌学，那得有超凡的毅力，骨子里的蔑视与反抗。这就是拙著《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开篇辟首的第一句就说，“中国的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原因。
我们当然深知，要保障教育公平，必须要在制度的良性建设上下功夫。但即令三权分立好到如美国，教育不公平依然不会得到百分之百的解决。也就是说，在良性制度下，也得靠其他辅导性措施才能加以解决，因为教育公平是个系统工程。比如迁徙与择校自由，对教育公平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在当下中国是有目共睹的，美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绝对的教育公平自然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且不说美国，就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我们应该想想，他们是怎么解决教育公平的呢？
我认为中国变态的应试教育与教育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高度垄断的附属物，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制度化的。有人说，这不是我们当下制度的总问题么？我觉得这样说是谁都知道的正确的废话。从政治现实与利益盘根错节的角度看，要马上解决政治制度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僵在此点上，教育无疑只会越来越烂下去，最后彻底溃退到无可收拾。真正要从技术上解决教育问题，我认为让教育中立，而非作为党派意识形态来抓，将其当作文化商品来看，才能解决问题。当然有人会说我天真，我也知道这种解决方法的天真，未必没有人看得出来，只是官方不愿意实行罢了。
三
教育是一种文化商品，就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按照市场手段与商业逻辑来解决问题。教育的个人收益的直接性与长久性远在公共收益之上，就决定了这样的投入与产出，虽然也有公共投资的因素在——这就是人所熟知的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应把纳税人缴的部分税款投入于其上，不过在我们这里，挪用与贪污远超真正的教育投入——但投资主体与重心依然是个人（家庭）。这就是说家长与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有权选择学校，以及自己心仪的教育。当教育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消费者（学生、家长）有对此说不的权利，而又有多种不同教育产品（学校）可供选择，但由于官方高度的教育垄断而往往不能如意。
让我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全中国只有一家餐馆，你觉得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在外的许多人都可能饿死（当然更直接的后果是人不再流动），你会觉得这种滑稽的场面不可能发生。如果只开皇帝喜欢吃的一家餐馆，将其同质化，遍及京城到任何乡村，如此一来，效果又会怎样呢？你肯定会说，各地饮食不一，食材及风物不同，烹调方法差异甚大，每个人的口味悬殊，为什么只开一家皇帝允许的同质化餐馆，遍及中土呢？你问得好，胃都不能统一，你的脑子里的想法难道不比胃更难侍候么？你为什么对遍及京城至乡村的教育同质化，一点敏感都没有呢？难道你不觉得脑子与胃相比，不说更重要，至少其重要性不在其下吧。你为何很少想过脑子被同质化的后果呢？
涉及完全竞争的商业市场，任何行业，我们很难想像该产品在偌大的中国只有一种形状、一种价格、一种质地、一种口味，一种营销手段等。满足消费者的个人偏好，是商家殚精竭虑的事情。也就是说，商品的属性首先满足的不是购买者的公平，而是他的欲望、个人偏好、购买能力等。进而言之，商品的差异性不是以公平作为考虑前提的，教育其实也是如此。我们过于强调教育的公平，其实是是抹杀了教育在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的第一属性。教育的规模化与政府介入，除了控制与意识形态化外，主要是用效率来展示教育成才的速度。成品与半成品的人力资本，输送给社会，这就是教育对社会展现的即时作用，我们面对此点，再无视其作为商品的属性，便是掩耳盗铃了。
我还要说，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请你注意，这不是不要公平，而是怎么达到相对公平。达到很高的公平度，最彻底的办法，当然是制度的良性建设，如民主自由社会一样。在不能马上用良性制度解决总体公平问题的情形下，就像餐馆一样，放开竞争，降低建立民营学校和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使各所学校通过诸种真正的竞争，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办学人才、师资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形成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稀释由于垄断造成的巨大的教育不公，并且减少应试教育的变态性。
除了政治制度外，高度垄断是中国教育的致命伤，若是能够运用商业手段，彻底放开使之竞争，那么教育不公，与变态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政府在公立教育中注重公平，而让私立教育来解决教育多元化的问题，增加民众的教育选择。这一点就不拿其他国家来加以对比了，拿1949年前的民国教育诸方面多层次的活力，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证明。民国时的教育不公，之所以看上去没有今天这样明显，就是因为各种教育层次，都有诸多私立（甚至抱括教会）学校，参与对政府所办学校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激活了办学质量。与此同时，民国时大学的自主招生相当明晰，考试题不以量而以质取胜（作文题有些已类同于今天的法国高考作文题），不以客观题而以主观题为主，就不存在题海战术这样的变态的应试教育。
四
直言之，我们说中国教育是变态的应试教育，存在着很大的教育不公，我不能说这不是真问题。但这真问题从何种更为要命的问题衍生出来的，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我一直所说的高度的教育垄断。虽然中国当下还说不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但在很多领域已有初步的竞争。教育领域是高度垄断的“国企”，几乎没有竞争，有也是只少量的假性竞争（中石油与中石化、移动与联通都属于国企的假性竞争）。假性竞争就意味着只不过是让教育部门通过此种假性竞争，寻找转化他们手中权力的机会，藉少量有关系的民营学校而寻租，却不是无差别的办学备案制度，从而达成充分的市场竞争。
教育高度垄断的不良后果，我们已为此买了几十年的单。但问题在于，我们把办教育视为政府天经地义的事情，却不知教育总体上讲，是民众自己的事。但政府却通过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灌输，将实为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教育垄断彻底合法化，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质疑。更少人视教育为一种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质疑其垄断之非法。抑有进者，很多人包括所谓的教育专家，都被一种从众的议题设置所囿限——即一直被变态的应试教育与教育不公平的议题设置所限——从而不能从根本上看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主张，没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自从1954年至1994年这四十年间，为达成全方位的——简而言之，从肚子到脑子——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实行计划经济，人为地造成了要命的短缺经济。整个中国的配给制度空前“发达”，票证多到恐怕没有任何一位搜藏票证的发烧友，能够完全集齐的地步。我手中收藏有给猪买糠、给孕妇买卫生纸的票证，就是从旁的明证。关于短缺经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有专门的研究，我不想就此展开来说。短缺经济最有说明力的实证表现，就是票证多的配给制。关于票证多的配给制，有一种大家都知晓的说法就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占有和分配各种短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源利益和机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短缺的资源、机会和利益，进而达到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实现整合政府目的的社会过程。
短缺经济、票证供给制的伤害，很多人都感受过，深有体会。众所周知，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不少人（见前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公开回忆录），原因当然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穷尽一切手段多调粮救京津沪，但其中有一手相当有“创意”，在我所知这段当代历史中可谓独一无二：即在1960年9月1日突然将民众手中的4800万公斤粮票作废（见四川省粮食志等书），变向地抢夺民众的粮食而致人于死地。看上去大家都在使用票证，但这里面的差异甚大，各级干部依级别的各种特供就是此中典型。故看上去的票证平等，其实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精神供给制所带来的显著伤害是什么呢？就是从小让孩子陷入题海战术、变态考试中，不惟很少思考与游乐的时间，更让其厌学乃至厌世而自杀，更无形捆绑了万千家庭。此种捆绑是多方面的，畸高的学区房大家都有所耳闻，但前两天北京完全没有产权的“学区过道”也要卖150万，这就是教育高度垄断，精神供给制下好学校稀有的必然产物。精神供给制下的各种特供，花很少的钱或不花钱上很好的幼儿园、中学，乃至很低的分数上北大、清华都并非新闻。
就我的了解来看，对1949年以降，以及1994年的短缺（计划）经济，对中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伤害，至今根本就没有像样子的研究，这也就是当代知识人之既缺乏专业精神，也没有公共情怀的典型写照。只要经历过物质缺乏的票证时代之生活的人，不少人都有刻酷铭心的记忆，可是把这放进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来加以整体研究的著述，我至今没有看到过。
与此同时，人们常批评应试教育与教育不公，但很少有人知道教育高度垄断这种精神供给制，观念同质化、言论不自由所带来的言论市场和教育同质化，给我们的精神所带来的伤害有多么严重。我认为打破教育的高度垄断，是比批评应试教育与教育不公平，更为真切、紧要，且能相对容易改变的大问题。当然，我知道有司听不进这样的意见，但我们却不能不知道问题的真相原来在此。对于知识人来说，弄清楚真问题何在，本身就有超越策士之被现实所用的价值。我们也许无法说动有权力者来实施某个我们认为好的项目，但我们的智力却不允许，我们不保持一点看清问题实质的能力与尊严。
统一思想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是极大地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因为观念与言论也是一种市场，如果违背了这点，也是在普遍意义上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民国时一些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却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这就相当于自己反对上吊，却给自己挖了个无底坑，似乎觉得粹身碎骨比挂尸悬首要好看。这就好比脑子是自由主义者，身体却是计划经济，如此身首异处的感觉，他们竟然没有不适，真是一群奇怪的人物。同理，我们今天不少人在批评应试教育与教育不公，却不知道教育是一种文化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应按市场经济逻辑来运营办理，那么打破中国教育的高度垄断，才是除良性变革教育制度外，最应该被重视的当务之急。据相关报道，美国GDP中的10%是教育产业所贡献的，中国若打破教育垄断，其市场也未可限量，就业乃至经济形势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