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举办，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会上发言，解读了关于中国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本文根据蔡昉谈话整理。
人均GDP实际也有了很大提升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大约15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位绝对靠后，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的GDP以人均八点几的速度增长，到现在是80位左右，还没有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我们从100多位提升到了80几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此外，全世界的人均GDP都是提高的，各个地区都在提高。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向前跨越这么多，说明我们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提升了位置。
中国老龄化什么时候会进入特别严重的阶段？
应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7%，60岁人口比重大约10%。按照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已经16年过去了。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老龄化，过去是正常的速度，真正加快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老龄化应该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所以你刚才说，我们放远点看。
今天是财富论坛，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按照正常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了，老龄化程度高了，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第二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人们知道了老龄化情况，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地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降下来了，财富的管理增长却加快了？我的理解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降下来的时候，是潜在增长为降。这个时候你没着眼于提高它的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刺激，你会发现刺激投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而基础设施能到一些，也不会完全到，因为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这样就外溢出去了，在财富管理的行当内自我循环，这样比较危险会形成资产泡沫。日本80年代末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资产泡沫破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