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加上权力是正义能够拥有的最凶残敌人。”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模仿古希腊剧合唱风格的大合唱终于在左右两派中都听得见了，他们现在都指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意识形态光谱上各端的专家和记者都把特朗普比作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或者宣称他就是个不受控制的暴君。自由派杂志《石板》找到了与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的共同点，他们同声谴责特朗普是暴君，自由派人士如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和演员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与保守派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联手指出，特朗普代表了法西斯主义者过去的强大回声，是与现实电视时代和愚昧的明星文化相吻合的更新版，即便不是清晰的登记簿的话。虽然这种指责包含一定道理，但它们只是触及产生当今政治风景条件的表面现象。这种论证常常忽略了作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长期遗产的潜在专制力量和反民主势力。
不幸的是，认识到美国即将踏进专制主义深渊的边缘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明白造成美国社会中法西斯主义成为目标的时代背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背景。特朗普不过是问题的症状，仅仅谴责他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这种论调往往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新自由主义寡头政治的背面，虽然她触及某些进步议题，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受益于金融、种族主义和战争的犯罪基因文化。换句话说，她很难说是替代特朗普的可靠选择，因为她代表的专制主义只是不那么下流不那么放肆而已。
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消费主义和父权制相互支持，往往通过常识概念而被动员起来。
在企业控制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社会使用新交际技术生产一种时间观念而消除历史，这种时间观念被嵌入在崇尚瞬间性、同时性、高速度和破碎知识不停流动的文化中。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交际力量》中所写，这是一切只发生在现在的“数字时间”的形式，是“没有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段。在这种充斥新信息的文化中，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体验、能力、知识”和做出知情判断的潜力也被拉平了。因此，时间已被彻底改造，变成了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所要求的快餐式临时劳工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支持。
遗忘和谎言文化
语言也被改造成用来生产热衷于逃避责任的遗忘文化并为遗忘文化辩护的工具。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消费主义和父权制相互支持，往往通过常识概念被动员起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虽然受到挑战，却没有显出失去教学法威力的任何迹象。结果，我们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民主危机之中，在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大规模攻击面前，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代理人和机构被越来越快速地拆解，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即将到来的专制主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生活在政治变革时刻，眼睁睁地看着民主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
我们生活在政治变革时刻，眼睁睁地看着民主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语言变成了武器，意识形态变成了仇恨、恐惧、种族主义和破坏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在政治不宽容和种族清洗的黑暗历史指导下出现的。反对民主的战争已经带来广泛的痛苦和苦难，并在已经正常化的残酷性文化中找到意识形态的对应物。
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金融精英和统治美国的指挥机构的老总已经成为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中的库茨先生（Mr. Kurtz）的现代版。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描述的那样，引用康拉德的话，“这些人内心空虚，胆大妄为却不坚定，贪婪无度，厚颜无耻，残酷无情却无勇气。在他们空荡荡的灵魂中唯一可能存在的天赋是其迷人的魅力，这让极端的政党产生一位了不起的领袖。”
在特朗普时代，对未来的预言不再设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是陷入反乌托邦的恐惧中，那是对在没有办法处理恐惧和处于可怕灾难边缘的历史时刻之前的动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模仿。我们如今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主流政治没有理想，落入一堆类似扑克牌的选择陷阱中，竭力模仿专制社会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政治的内核被抽空，只剩下无法无天和被误导的愤怒情绪，民众丧失对选举民主的信仰导致迫不及待要破坏民主本身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因为与特朗普相比，希拉里·克林顿是不那么邪恶的领袖，支持她的要求其实是拒绝承认这种命令将维持现有权力关系不变。这样的行为不仅仅代表了政治的空洞化，而且代表了对政治斗争的维持现状本质的拒绝。他们也代表了一种投降，不再希望超越或摆脱专制主义迷雾或破坏当前的政治制度。这些有限的选择也破坏了一种必要性，即开发一种更宽广的斗争视野和更全面的政治，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未来观之外重新思考政治领域的探索中参与多样的公共运动。这里的议题是美国普遍存在的道德腐败问题：这是一种包含最低期待的政治，是充斥谎言、欺骗和口是心非行为的政治。
历史记忆中充斥着主流政客的谎言。这个清单太长无法展开论述，仅举数例即可：导致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造假、造成130万人死亡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争的谎言等。正如伊丽莎白·辛顿（Elizabeth Hinton）在《从贫困战争到犯罪战争：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形成》中记录的那样，政客和知识分子帮凶的谎言政治促成了针对贫困和犯罪的压迫性新自由主义战争，它已经演变成为反对穷人的种族主义战争，帮助制造了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监狱国家。
我们现在正接近美国历史上的时刻，真理要么被视为负担，要么被彻底忽略。
而且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希望政治很快变成为逃避社会责任辩护并加快逃避进程的无希望政治，正是这种逃避给奥巴马空头支票用以拒绝惩罚那些政府官员，他们参与公然虐囚行为、进行不道德的无人机攻击、扩大核武库、以及对华尔街犯罪环境漠不关心。所有这些加起来构成一种政治观，那是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无知和谎言文化推动的政治观，以《多伦多星报》记者奥利维亚·沃德（Olivia Ward）所说的“后真理宇宙”条目为标志。在此意义上，表演政治贬低语言，无耻地沉溺于这样一种文化，真理被牺牲掉，剩下的只有声嘶力竭的吆喝、肮脏的花招和意识形态宣传吹鼓手。
我们现在正接近美国历史上的时刻，真理要么被视为负担，要么被彻底忽略；与此同时，谎言变得似乎有道理了，因为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共和国的危机》中论证的那样，“撒谎的骗子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观众喜欢听什么或期待听什么。”谎言成为当今主流政客的交流中介，出现在电台脱口秀、有线电视网和主流媒体的蛮荒西部。在此情况下，参照系和真理伴随着上下文、原因、证据、和知情判断的消失而消失。人为制造的无知、吓人的权力和金钱对政治和社会的侵入已经使得民主原则和公民生活彻底腐败。金融精英中无知、权力和欺骗的结合就体现在唐纳德·特朗普身上，曾经在其企业交易、从前在媒体上的不良行为、支持他的拉丁裔美国人数量、和宣称自己是特朗普大学被聘任的教师等问题上一再撒谎。
美国公共领域的很多部分的绝望情绪已经带有个人色彩，这进一步强化了普遍化的愤怒，对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更糟糕的东西的产生十分有利。后果之一是外国人恐惧症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无知和集体愤怒促成了产生象征性暴力和真实暴力的条件，我们在特朗普的许多集会上已经看到。当语言中的实质内容被腾空，当政治失去了问责当权者的能力，为社会秩序而设的舞台就会放任贫穷的黑人青年和棕色青年继续成为国内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并为企业和政治罪犯蹂躏地球掠夺公共财富提供了幌子。在特朗普时代，真理成为管理的敌人，政治扭曲成致命的恶性肿瘤。
美国公众面临的政治僵局之一是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时刻，其中语言丧失了想象不可思议之事的潜力，遭遇服务于暴力、仇恨和种族主义的词汇、形象和权力关系----在这个时刻，意义变成了口号，思想缺乏实质内容，观点堕落为陈词滥调和时髦用语。此时，唯一的选择是在代表专制主义硬版本和软版本的政治叙述之间---一边拥抱新法西斯主义，另一边拥抱煽动战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
这是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是导演肯·洛奇（Ken Loach）所说的产生“有意识的残酷性”。证据无处不在，不仅在唐纳德·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台的庸俗吵闹中，而且体现在受公司控制的媒体机构的语言中。这些机构妖魔化和掠夺弱势群体，宣称自我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强化病态的个人主义，以永远没有终结的暴力场景为基础的分级电影丰富自己，为陷入私有化和原子化浩劫中的自由观提供合理性论证。
新的解放语言
左派和其他进步人士需要新的语言以便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政治，培养敢于战斗的希望意识，拥抱给人以力量的团结意识，愿意在为全球金融精英服务的现有政治正统思想之外进行思考。我们需要拒绝被商品化拒绝看别处的新词汇，正如非洲著名女作家马扎·门吉斯特（Maaza Mengiste）所说，一种将我们从震惊和目瞪口呆的沉默中转移开，转向发自内心的连贯言论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像攻击我们的力量那样强大。
在特朗普时代，真理成为管理的敌人，政治扭曲为致命的恶性肿瘤。
进步人士需要一种能感动人的语言，让人们感受到对他人的关爱，给他们反驳和回击的勇气。我们需要一种词汇，它能让我们在面临不可说之事时遭遇责任意识，为了激进民主行动，不失尊严意识、自我反思和大无畏的勇气。我们需要一种词汇，它允许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激进民主政治事业中是行动者而非受害者。当然，这里有比意义争论更重要得多的内容；还有关于权力的争夺，关于创造一种构成性文化的必要性的争论，这种文化能产生新的批判模式，并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做贡献，这种社会运动将把意义转变成为争夺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激烈斗争。
语言若被简化为暴力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一个社会若要剥夺语言的解放威力需要什么呢？也就是将其贬低为门吉斯特（Mengiste）所说的“变成无法理解之事的绝望和破坏的修辞，然后吐出我虽然尝试却无法忽略的形象和话语”。把语言定义为服务经济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工具而不是支配武器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维持和创造什么样的机构以确保在面临不可言说之事时，能够抗拒当权者并问责权力？语言是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它部分受到允许受压迫者自我描述作为更广泛集体斗争组成部分的“迹象”的指导，正如我们在其他新社会运动如“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中看到的情况。在这样的故事中，被压抑的暴力历史变得清晰可见，成为观察当今暴力行为的谱系学的组成部分。比如，死刑的讨论就被置于奴隶制、私刑处决和新出现的警察国家暴力的历史背景下。
特朗普时代的支配性
特朗普时代炮制的语言、形象和故事中充满仇恨的、排外的、种族主义辩证法成为最邪恶的支配形式之一，因为它把主观性本身当作对象。这种辩证法腾空了主观性中的任何批判意识潜能，把人变成旁观者、客户和消费者。身份认同变成商品，能动性被广告和企业精英变成斗争对象。经过50年热衷攫取、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军国主义暴力、和对公共利益自以为是冷漠无情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侵袭，公民素质的要求不仅遭到削弱，而且在实际上被消灭掉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埃奇奥·马洛（Ezio Mauro）在《巴别塔》书中谈到普遍化的愤怒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时代的政治堕落和公民权问题。他们写到：
“攫取文化”摆脱了从积极角度看待付出和贡献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仅将公民关系贬低为最少程度的付出：它实际上完全成为民粹主义的魅力型政治和领导力简单化的工具，或者成为对右翼传统的后现代解释，其中领袖是能够靠自己解决公共议题的造物主，他将公民从普遍的公民义务负担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自拥有处理私有事务的主权，鼓励他们不要参加国家政治事件而是单独释放集体情感反应，而这种反应恰恰是民粹主义滋养的过分简单化的爱与恨煽动起来的。
文化、权力和政治的融合已经造就了以逃避政治和社会责任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在五六家公司主导媒体生态并炮制出塑造我们生活的报道的时代，民主的信任机制失灵，公共美德让位于掠夺成性的赌场资本主义形式，思想被局限在瞬间性文化之中。政治如今成为一种表演，一种镶嵌在迷人景观中的反政治。
正如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纽约书评》中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成功和形象主要归功于他在《学徒》（The Apprentice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一档职场创业型真人秀节目---译注）中非常成功的角色，他“是企业法师（magus），资本主义的大祭司（grand vizier），董事会中的聪明人，会走路的蜜饯，他走的每一步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表达出庄严、经验、权力、权威和金钱。数不清的金钱。”不仅《学徒》在2004年的高峰期拥有2070万观众，特朗普因此踏足现实电视领域，而且特朗普的名人效应在吸引2400万民众收听或收看他与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政客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媒体喜欢唐纳德·特朗普。他是推高收视率的迷人景观的最完美体现。丹纳注意到特朗普是“收视率王牌”，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这是其他任何候选人都没有能力做到的”。考虑到“新闻网已经在他身上投入了价值20亿美元的广播时间”，此言不虚。按照丹纳的说法，特朗普愿意拥抱无知而非批判性推理为他提供了机会，不“让政治正确阻碍他发表性别歧视和偏执狂言论。。。同时陶醉在追随者的热情和狂喜中并使这种情绪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英雄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快乐，”他对撒谎的痴迷其实是表演和作秀技巧的反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
超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治框架
如果不能想象一种超越两党政治死胡同的新语言，如果不能探索如何建立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挑战它，美国左派和进步人士就没有未来。一个有成效的开端将是直面这个事实，即我们的社会不仅被新自由主义暴力压迫而且承受将资本主义与民主视为一回事的神话的负担。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如下困境：大部分人工资增长停滞，生态系统越来越恶化，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资金缺乏，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寿命缩短，警察针对黑人青年的暴力，惩罚性国家的崛起，金钱腐化政治，富豪与其他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等。
如果要转变影响美国政治的辩论的术语，左派和进步人士的某些人还必须挑战很多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常识的东西。这意味着挑战反政府话语，以及公民只是消费者，自由基本通过自我利益界定和市场应该管理社会生活的一切等话语。它意味着挑战对热衷物质财富的个人和原子化自我的吹捧，驳斥不平等是任何社会的天然本质等。这都是刚刚开始。
当政治话语等同于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选择时，我们进入根本性的、激进的、民主的、社会的、经济的变革语言将消失殆尽的世界。陷入两害相权取其轻政治陷阱中的自由派和其他人忘记的是，这场选举不再能够抓住民众的想象力，因为选举被金融精英的财富装配和驱动。选举与真正的变革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提供的是真正选择的幻影和诈骗。而且，如果说到权力的集中和公共利益和公民福利的毁灭，政府换届的结果很少带来真正的变化。与此同时，现实电视时代的政客体现了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观点“化妆品取代了意识形态”，帮助催生了专制主义时代。权力隐藏在常识的命令下，通过“无辜的犯罪分子”实施破坏，造成苦难，他们出台紧缩政策，热衷于动荡不定、恐惧、焦虑和孤独等支配下的全球社会秩序。
当政治变成冲刷掉所有重要事情的娱乐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当支配性的和更加明显的交际渠道鼓励一种幼稚主义并为其辩护时，主流社会将发生什么呢？这种幼稚主义已经成为新闻播音员的惯技（modus operandi），热衷细枝末节的琐碎性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叙述方式。当激情被当作病态，残酷性文化变成幽默之源和敬重崇拜的对象时，会发生什么呢？当民主丧失了公共记忆的外表，放弃福利国家和社会契约以便填充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企业精英的金库时，民主会发生什么呢？把高等教育变成“债务交换制度的资产”的后果是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学生支付贷款的负担将一直持续到他们40多岁50多岁的年纪。当可抛弃的民众被我们从集体良心中一笔勾销，成为金融精英放肆地羞辱和嘲弄的对象时，会发生什么？齐格蒙特·鲍曼在《巴别塔》中指出，“民主能够容忍多少资本主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和公共空间以便让希望变得具有现实性，让新政治成为可能？进步人士需要做什么才能超越政治迷茫意识的深渊？在即将到来的专制主义面前，政治意味着什么？在许多自由派和某些保守派之间的对话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呼吁，即避免选举最靠前的蛊惑民心的政客而是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但希拉里是战争贩子和新自由主义鹰派人物，她虽然谴责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却支持金融独裁政权。当抵抗被贬低为呼吁参加被操纵的选举，这种选举再生产金融寡头的升级版的后代，令百万人陷入痛苦和没有未来的困境中，同时却掏空了政治的所有实质内容时，抵抗意味着什么？
不是把民主的前景绑在被操纵的选举中，我们需要非暴力的、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形式。我们需要再次阅读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等人的著作以提醒我们变化来自哪里，弄清楚变革并非自上而下而是源于组织起来的社会机构和集体斗争。它产生于组织起来的、集体的、激烈的、战斗性的愤怒，愿意去为从来也不够公平的社会而奋斗。控制两党的既得利益者金融精英已经被暴露出来，美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思想观念的危机遭遇知情的政治，这种政治拒绝从前的正统思想，在既有框架之外思考，学会采取个人的和集体的行动，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对付不可思议的、不大可能出现的、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新的未来。
因为政治被贬低为不受约束的自恋、欺骗、奇观和过载的耸人听闻等狂欢，随之出现了一种反政治，这种政治解除人们的任何责任，不再要求他们挑战已经陷入腐败、不平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社会基本戒律。这种反政治也割断了很多个人最具相关性的社会纽带、道德纽带和政治纽带。这个历史时刻的标志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事件和破坏所有基础并制造空前规模的不确定性的无根性，在此时刻，反政治让人觉得特别悲哀。如今，恐惧、不安全性和动荡不定控制了我们的生活，造成更广泛传播的孤独感、无力感和存在恐惧。
不是把民主的前景绑在被操纵的选举中，我们需要非暴力的、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形式。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是严重漠视对有助团结的所有可靠纽带的破坏以及伴随着这种破坏而带来的痛苦，现有政治除了让人嘲讽，再也没有其他。齐格蒙特·鲍曼和埃奇奥·马洛在《巴别塔》中正确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觉不到责任意味着拒绝任何批判意识，拒绝承认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纽带。时间已经耗尽，更多的进步人士和左派需要惊醒沉溺于拒绝话语中的人，参加到鼓吹激进社会改革和结构转型的人的行列。这不仅仅是空洞的抽象，因为它意味着与年轻人一起重新思考政治，参与工会、教育者、环保积极分子和其他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非多样社会运动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关键点上，其中当前抹掉了过去，我们只能用反乌托邦的术语思考未来。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到了拆开维持资本主义战争机器运行的意识形态和结构制度的时候了。现在也到了承认在对付给美国社会带来灾难的反民主势力时没有捷径可走的时刻。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语法和结构只能作为长期集体斗争的组成部分来处理。
好消息是赌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残酷性不再是看不见的，有关不平等的新语言已经得到普及，可怜的黑人青年和棕色青年正在反抗国家暴力，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破坏和核武器造成世界毁灭的风险等越来越大的危险。现在需要做的是新民主前景、激进的想象力、短期和长期战略、以及根据这些前景而开启的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
这样的视野已经以众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呼吁新的马歇尔计划；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呼吁复兴激进劳工云动；笔者呼吁让教育成为政治的核心，并开发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呼吁废除死刑和大规模监禁制度；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温迪·布朗（Wendy Brown）有驳斥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帕特希·库拉斯（Patrisse Cullors）、欧帕尔·托米提（Opal Tometi）在“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中开启全面政治的工作，这种政治将警察暴力与其他形式的国家暴力联系起来；萨尔瓦多·巴邦尼斯（Salvatore Babones）为激进民主提出的进步人士议题等。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理论和实践资源，有助于强烈刺激人们对政治和集体抵抗产生新的理解。
考虑到政治地平线上越来越明显的恐怖场景，让我们希望激进思想和行动将发挥最大潜力，不至于被贬低为有关选举政治的既有压迫性又显苍白的辩论。希望意味着没有幻觉的生活，在争取真正变革的有意义斗争中充分意识到涉及的现实困难和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强烈的乐观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