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学科评估与“A刊”标准的讨论，成为学界人士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一话题的争论并未随着“A刊”标准的设置或取消而停歇。大家所思考的，已经扩大到各个学科的不同侧面。
自来，学术乃天下公器，当经得起检验，扛得住评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即立足于推动学科内涵建设和提高研究生培养及学位授予质量，向学生、社会全面提供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能力、教育水平诸客观信息的学科评估，应该是一种严肃公正的学术评价工作，一种正常的学术总结、衡量、交流和展示行为；而其结果，也无疑可以成为社会和学校建设更合乎理想的现代学术殿堂的指南。
但事实似乎不如此纯粹。从2002年至今，这一由教育部“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组织的学科评估已届三番，目前正在进行第四轮。此轮评估甫一开张，各种声音便不绝于耳：于外，则大到对评估标准、评价体系的讨论，小到对A刊目录甚至与学生毕业季冲突的评估时间的争议；于内，则有各种几已干扰到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以“评估”名义进行的“整合”、“优化”、打“擦边球”……总之，众声喧哗，热闹异常。
究其因，无非此学科评估结果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能带来可观的行政政策倾斜性。于是这场带有强烈行政干预色彩的学术评估过程，或正体现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角逐与消长。
本来，现代大学内部权力体系中，以校长为领袖的行政权力和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权力各有清楚的边界。在这之中，由教授或以教授为主的学者专家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几乎可以包揽学术事务的所有决策权，体现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评估理当为学术机构份内之事。这在中国高校并非新鲜事。民国时期的中国高校就已基本完成权力体系设置上的与世界接轨。当年竺可桢掌校的国立浙江大学，许多有关学校学术管理的事项，定职、评奖、课程设置，甚至西迁计划等，都由专门的教授委员会定夺；校务委员会中，也有一多半是全校教师公选的教授代表，而竺校长本人则甘于做一名“浙大保姆”：向教育部跑经费，与各地各级政府联络，探望贫病师生，等等。
可惜这一传统后来屡续屡断。今天，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泛化，几乎已成大学管理“新常态”。以掌握了全部资源的行政权力干预、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越来越司空见惯。这与高校本就被按照行政机构的组织框架来建制其内部结构，从而自然确立了主宰与隶属、支配与服从的层级关系密切相关。当校、院、系通过行政方式明确权力等第和利益链索，再鲁钝的情商也明白自己该臣服于谁或该让谁臣服，于是各种命令、各种执行都畅行无阻，违抗或不合作者，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受训经年，不少大学教授也习惯于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自觉放弃学术权力，通过投靠或承受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此次学科评估产生或遇见的乱象中，此乃最大症候。让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估理当更尊重学术，我们不妨退求其次，先期尝试让两种权力找回平衡。办法有二：
首先是划定边界，戒除不当干预。作为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学科自有学科的领域和疆界；学科的形成也在于它能界定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划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那么同理，作为行政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行政也当有行政的边界，既不能任性到随意制定规则与随意破坏规则，也不宜在具体事项上干预过细，介入过实。这些纯属学术判断的事情，行政越位操办，实在并不适宜。
其次是杜绝造假，礼敬学术公器。对被评估主体的学科来讲，评估内容、方法、标准理应体现对学术规律的尊崇，体现学者应有的学术判断和归纳整理能力，包括数据整理、材料总结，在尊重学术管理的特点与规律、杜绝弄虚告假的前提下，让板滞的评估统计指标承载更多的学术信息。这句话的内涵不是现在某些高校兴师动众的“举全校之力”挺某学科排名，而是如何让那些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比如所谓刊物级别、影响因子、项目经费之类数据化指标）之外真正有学术含金量的论著、成果得见天日，让学术自成为天下公器。当然，它需要学者们有礼敬学术公器，叫板现有外行评价、行政越位评价的“量化标准”的勇气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