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的内部分化，不仅体现学生在所读学校的层次，也体现在他们进入不同类型大学后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机会结构，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职业路径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获得。
一些零星的观察资料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过程。
本文利用自2009年开始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在大学扩招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获得高等教育复杂过程和结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如何获得不同层次/质量的教育机会。在以下部分，我们将首先梳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讨论，提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高等教育政策、中学教育与大学招生制度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接着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整体分析框架，并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整体研究设计、数据内容等进行介绍。最后我们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高考分数和享受特殊招生政策，以及大学生入党的影响因素，并试图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主义在分配体制下精英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在结论部分，还讨论了未来相关课题的研究。
一、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精英流动与再生产无论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视野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和精英地位获得，均具有特殊意义。从跨国社会分层比较研究的文献来看，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是双面的，即对于那些出身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际遇，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又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使其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以维持和传递他们已获得的地位优势，教育从而成为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景下，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其关于明清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经典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中发现，明清两代的进士社会来源相当多元，平民出身的人占相当高的比例，40%左右出身于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他由此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而科举制度可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延续千年、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制度。
人们在讨论当代中国的高考制度时，往往会与中国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例如，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根据户籍类型和户籍所在地进行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再分配，高等教育依然为广大农村青年获得城市户口提供了一条虽然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渠道，并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人们常常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和“鲤鱼跳龙（农）门”，都是对这种精英式教育体制下高度竞争性和选择性结果的形象刻画。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全国性的资料，在全部人口中，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仅11%左右在调查时获得了城市户口，其中一半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农转非”和代际流动。
李中清等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籍卡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1949年以后，这两所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更加多元化，体现在地域、城乡、家庭背景和性别等多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与民国时期相比，来自工农家庭的寒门子弟的比例有显著提升（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分别为30%和40%），而工人子女在两所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已接近或略超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美国和法国的精英大学中社会下层子弟不超过3%和5%的情况相比，这更显得意义特殊。因此，他们认为，相对于传统科举制度而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即大量的非精英家庭来源的子女进入其中，经过培训教育后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为了改造旧有的社会结构，改变精英的社会来源， 实现其革命目标， 发起了众多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这场他们称之为教育领域的“无声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既有赖于地方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中学教育质量（重点中学）的提高，更与中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密切相关（梁晨等，2013）。
然而，这种对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乐观估计，无论是在社会史研究还是当代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是对数据解读的方法论问题的质疑。例如，何炳棣在其著作中利用附有三代履历的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史料（包括进士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两万多名），计算了明清时期历年来考取进士的社会来源构成。尽管来自三代无功名的寒门子弟具有相当比例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社会流动，却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支持社会结构开放性的结论，因为这个比例需要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不同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照。例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农村出生的人中只有11%的人可以获得城市户口，但在全国城乡人口比2∶8的状况下，这些通过“农转非”向上流动的人口却占城市人口的44％， 因此，这个比例不足以说明社会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其次，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代的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教育相较于其他标准(如血缘、地缘、种族、宗教等)的客观性、公正性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在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上，个人的家庭出身又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教育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和将地位传递合法化的手段。即便是在中国饱受赞誉的科举制，近年来通过对从地方到全国越来越多的资料进一步分析表明，考虑到家族和姻亲关系，明清科举制真正的获益者不过仅限于300个左右的大家族而已，且区域高度集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艾尔曼的研究发现，要通过中国科举考试获得功名，需要很长的学习时间和相当高的知识门槛，一般的小家小户根本负担不起。换句话说，家庭或家族经济资源对人们的教育机会获得有很大的影响。在其新著《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制与贤能政治》一书中，他进一步描绘了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如何织就一张复杂的社会网络，将当时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系在一起，而地方精英和朝廷官员又是如何力图影响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和通过科举考试后官员的选择的。因此，艾尔曼的研究褪去了科举制作为促进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光环，揭示了其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另一面，即通过教育强化代际传递。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揭示了精英教育阻碍社会流动的“阴暗”一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其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揭示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大美国名校的招生变迁史。接受常春藤名校教育的机会历来就属于稀缺社会资源，到底符合什么标准的幸运儿才能够得到它？成绩当然是一个标准，可选择学生的标准远不止于此。卡拉贝尔通过对三校数十年招生工作文献的研究发现，这些名校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从客观成绩标准向主观个人化评价方式转变，采用推荐信、个别面试等方法对申请入校的学生进行“品格”评判，而后者会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经常变更。通过操作这些比较主观的标准，卡拉贝尔认为，这些名校志在维系贵族阶层，而非为国家培养知识精英。
最后，对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平等关系最犀利的评判无疑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与合作者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并没有改变或缩小社会不平等，而是促进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再生产，主要体现在教育获得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回到中国的情境，尽管前述梁晨、张浩、李中清等的《无声的革命》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来源的多元化和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对这场革命未来能否继续表示了怀疑。中国的教育政策在上世纪末开始调整，除了大学招生人数的突飞猛进之外，也开始改革传统的高考招生制度。以考分为基准的传统高校招生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家庭出身对所上中学和考试成绩的影响，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失为公平。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一考定终生”，从而成为广受诟病的社会话题。中国教育部为回应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在本世纪初开始对高考招生和考试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比如，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到各省单独命题，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到各大学自主招生，从改革中学教育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到强调素质和特长在高等教育选拔人才中的作用。这一系列的措施，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正在重新塑造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相对作用。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问题
教育在家庭出身影响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双面作用是当代比较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在从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关于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要理解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转变，需要我们对进入大学的过程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即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学生是如何被筛选到不同层次的学校里去的。而这一过程往往与同时期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内部分化以及高校招生政策改革等互相缠绕在一起。因此，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1980—2014） 800 600 400 200 0 3000 2000 1000 0 普通高校数目 本科院校数目 普通高校招生数（万人） 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万人） 1980 1982 1984 1986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图1
首先，高等学校间的分化更加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不仅表现在招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上，也反映在高等教育机构数目的迅速增加上。如图1所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从1998年的1022所增加到2014年的2529所；本科院校增长更快，从2004年的684所增至2014年的1202所，其中很多是从专科学校升级而来。高等学校入学人数虽大幅增长，但主要来自于这些新设立或升级的大学(一般是二类本科或三类本科院校)，而精英大学的大门并没有开得很大。不仅如此，在日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内，国家有关部门也开始作出明确的区分，在资源投入、师资配备上向被选上的精英高校倾斜。其中的“211工程” 高校和“985工程”高校就是两个著名的标签。“211工程”， 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5年11月启动，包括112所高校（含109所普通院校和3所军事院校）。中国政府从这些学校中进一步通过“985工程”选择了39所主要高校，重点支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985大学”“211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校（如部属、省属、市属高校等）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层级结构，它们获得的政府资源投入与生源素质均有很大的差异。就业市场也对来自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明确区分，一些招聘广告甚至明确提出只考虑“985大学”和“211大学”的毕业生。
其次，考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开始分流。中国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可以视为中学时代优质教育资源累积传递的结果。在以考试主导的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实际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基础教育还未普及和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小学和中学作为重点学校，在资源和师资分配上予以倾斜。而进入重点学校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不少学者认为，将学生过早地分流到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不仅加重了学生的应试负担，也扩大了教育不平等。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渐普及的情况下，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在大部分地方基本被取消，而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高中设置在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内依然保留。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通过考试和筛选进入各类重点或非重点高中。重点高中往往具有更有经验的教学老师和更为优越的教学设施，并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优秀学生，因此，重点中学的学生往往更容易获得好的考试成绩，在高考升学竞争中占据优势。重点中学的学生选拔制度和高考制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以考试分数来决定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机会。
最后，高等教育招生渠道也日渐多元化。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可追溯到上文提到的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应试教育推至极致，不乏弊端。“文化大革命”中废止高考，改为推荐制，而谁获得推荐与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紧紧联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虽然具体形式历经多变，但以高考分数为主要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
根据多数具有自主招生资格高校的政策，推荐人和推荐学校资格往往又被限定为省级以上的重点中学。与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标准比较模糊，有很大的主观判断空间。那些来自优势地位家庭的孩子不仅更有机会进入重点中学， 占尽先机，而且他们的父母更有办法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安排符合所谓“素质教育”标准的各种课外活动。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和内部分化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家庭条件依然是决定人们能否获得精英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其重要的路径则是通过进入重点中学取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同时，高考的加分优惠政策又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打开了另外一扇机会之门。那些来自社会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特殊待遇。通过免试保送或加分降分不但能进入更好的学校，毕业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也会更高，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图2展示了这一过程，构成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整体分析框架。
家庭背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分析框架 家庭背景（家庭经济地位，家庭居住地、户口） 重点高中 优惠政策 高等教育内 地位获得 （学校层级） 学校过程 （技能、资源获得） 社会经济 地位获得 图2
在图2的分析框架中，由于关注焦点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我们将重点高中对学生的筛选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而将重点高中视为中国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家庭、高中学校类型、高考成绩，以及各项招生特殊政策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家庭背景和高中学校类型又如何影响人们的高考成绩和享受特殊政策的机会。作为研究“学校过程”的一个尝试，我们也对不同类型大学中的学生的入党行为和意愿进行了分析。
三、数据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该项目旨在通过长期追踪数据，对上述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根据BCSPS基线抽样方案设计，研究总体限定为北京市范围内所有教育部直属和其他中央部委或北京市所属非民办大学中的全日制本科生。在具体设计时，考虑到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同时尽可能节约成本，我们最终确定调查总体为2006年和2008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这样既可以跟踪一个群体（2008级）的整个大学生涯，又可以在短期内观察到另外一组学生(2006级)从学校向就职/研究生的过渡过程。为期五年的跟踪调查，所有的学生均已大学毕业，而2006级已经毕业三年。这个数据库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料，以研究分析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和毕业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利用北京市54所公立学校2006级和2008级在校学生学籍数据库作为抽样框，我们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进行最初的样本设计。首先，我们将学校层级作为第一层抽样单元，学科专业作为第二层抽样单元。由于精英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后的招生规模相对较小，而我们对这类学校的学生又特别关注，所以我们在样本设计中对这类学校单独分层，以保证这个群体有足够的样本量。根据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及是否列入“211工程”名单，我们将符合调查条件的北京高校分为6层，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所大学单独分层（此后称“精英大学”），另外三层为所有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中央部委直属的“211工程”大学（下文称“211大学”）、所有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部委所属的非“211工程”大学，北京市属地方高校（下文称非“211大学”）。北京大学全日制一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总计5626人，中国人民大学为5069人，清华大学5651人。而其他三类高校则分别为87305人、21708人和60937人，共186296人，构成本研究推论的总体（李路路，2013）。
在单独分层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中，我们利用PPS抽样法各抽取25个专业，每个专业抽取20个学生。在其他层内（抽样框4、5、6）中，根据各层的学生数目，大致成比例地抽取学校数目，结果分别抽到6所高校、2所高校和4所高校。每个高校再分别抽取15个专业，每个专业20人。这样，我们最终得到了5所高校的5100名学生样本。最初两期调查的执行是在北京市教工委和被调查学校的学工部门配合下进行的，因此2009年的基期调查完成了4771人，应答率为93.55%。追踪调查中，受访学生需要留下姓名、手机号或电子邮件。经过两次面对面的接触，被访者对项目的意义有了更深的印象。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后改用网络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也能获得非常高的样本保持率，84%以上的被访者配合完成了四轮调查。最后一轮调查，两个年级的学生均已毕业，不少已离京甚至出国，加上一些行政上的因素，增加了追踪难度。即便如此，仍然有55%的基期样本被成功追访到。
“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项目历时五年多，样本设计可满足不同研究需求，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大传统精英大学就有1404个样本，并对各自学校具有代表性，为研究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精英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调查问卷内容也非常丰富，且问题的问法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例如，除了每次调查保留的基本情况和心理量表外，2009年的调查还包括进入大学过程、学生政治参与、经济资源、择业意向、 观念和行为以及家庭背景情况等部分。2010年的调查包括进入大学、大学生活、考研与留学、求职与就业、观念与行为及家庭基本情况等。2011年第三期改为网络调查后，对在校生（2008级）保留了大学生活、观念与行为等模块，并增加了宗教态度；对毕业生（2006级）单独设计了一套问卷， 包括在校研究生学习、感情生活、 工作、 生活、观念与行为等。2012年的调查则涉及大学人际关系、英语学习和文化活动、婚恋与性、研究生生活（包括海外留学）、求职与就业，以及观念与行为等。而在2013年调查时，2008级的学生也已经毕业一年了，涉及的问题除了标准模块外，还包括工作满意度、第一份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对大学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评价。本文主要是基于对2009年第一轮数据的初步分析，研究进入大学的过程，关注学生如何被分配到不同层次的大学中以及他们的入党情况。
四、结论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速，表现在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全国性精英大学，以及其他的“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等不同层次学校在教育资源、师资、生源、毕业生出路等多方面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等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只关注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关注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以及学校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高等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精英流动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分析了家庭背景、重点中学、高考招生制度如何共同作用，以将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研究发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呈现非常清楚的社会分层模式。
首先，家庭背景对于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具有直接的影响。即便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人，其子女在就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大学或其他“211大学”方面依然具有优势。同时，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农村/乡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或北京)，其子女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大。这或许与高中教育资源的地域分配层级差异有关。
其次，中国教育体制中的重点中学制度和考试制度已对学生的能力进行了筛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否毕业于重点高中，特别是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获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通过前期选拔及所拥有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重点中学给予学生更好的考试训练，使学生能够在高考中取得更好成绩。高考分数越高的学生，越能够进入精英大学或其他“211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承袭科举制的历史文化传统，反映了教育与社会流动公平性的一面。
第三，以考分为录取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但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改革中引入的各种特殊政策在有利于纠正“应试教育”的弊端的同时，却明显有利于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这些家庭的父母会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帮助子女利用这个特殊的渠道，获得加分，享受优惠，增加他们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机会。在以考分为主要录取依据，竞争性异常激烈的高考制度中，这种补充性的优惠政策常常被滥用，从而加剧了精英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性。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的内部分化，不仅体现学生在所读学校的层次，也体现在他们进入不同类型大学后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机会结构，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职业路径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获得。为研究社会学者长期关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精英流动的二元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变化，我们选择对大学生入党和入党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城市户籍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入党意愿较低，而实际入党的比例也较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愿意入党，也更有可能入党。但有一个例外，即精英大学的学生相较于其他类型大学的学生，虽然入党意愿更低，但实际入党的可能性却更高。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可能是学生的自我选择和党的招募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近年来，党一直致力于在主要的精英大学里发展新成员（包括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这个发现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精英流动和再生产的涵义以及二元职业路径的变化，并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影响一般都保持不变，只有当优势群体入学情况已达到接近饱和水平时，进一步的教育扩张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因此，该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升学机会的改善，也不会改变家庭背景与特定教育层次升学率的关系。以往关于初中和高中教育的经验分析显示，中国在1990-2000年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增加了(而不是保持不变或相应下降)，与十年前相比，弱势群体在2000 年的中等教育机会(相对)更少了。由于当时的数据无法检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大学升学率的变化趋势，该文推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更有利于来自城市和家庭境况较好的孩子。一些学者利用全国性的家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新时期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配的趋势，发现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
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化及其机制。不难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高校内部的分化，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变得更加精英。“寒门难出贵子”，社会阶层的固化成了社会关注的共同话题。大学扩招尽管延迟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但随之也造成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种种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析家庭背景、重点中学、高考特殊政策等对进入不同层次大学的影响只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机制的第一步。我们所报告的相关因素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的影响还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因为学生在中学就读阶段学习能力上的选择性，个人未被测量的特征如非认知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忽略变量的偏差。而这些与家庭背景、是否进入重点中学和能否享受高考招生特殊政策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分析“大学过程”，即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在不同层次大学里获得教育的质量和生活的经历，找出他们所累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决定谁能在从大学走向社会后最终胜出的因果联系。“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将为未来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和过程的一系列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资料。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