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规划的专业为什么不接地气？我在题目中加上了“发展中国家”。我想，这样会更聚焦。我的报告，是帮忙清场，让以后的同学们和专业者，可以更有自信地展开他们的工作。
在报告之前，我要提一点报告里藏着的、和方法论有关的提醒。我把它划成一个背景（background）。我们谈的是建筑与城市，但这并不是建筑规划的论述。
第一，传统的建筑系，主要针对是真实的物理性空间（real space），它不等于空间的表征与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Representations，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当然不等于真的。那么，Representations 是什么呢？这跟我们专业学院之所以是专业学院很有关系。因为，它关系着所谓的“专业的论述”（professional discourse）。专业学院或者专业者，脑袋里装的那套想法、嘴里说的那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他们画的、写的，都是professional discourse，而专业论述也不等于真实的物理空间。
前面是两种“不等于”。明白了这两种不等于，就很容易接地气了。第三种是最不容易懂的：真实的物理性空间、空间的表征与再现，以及专业的论述，都“不等于”空间的象征表现（representational space），或者都市象征（symbolic space）。
这里所讲的，不是传统的两元，而是一个三元的观点。这个观点的主要贡献者是一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
批评不接地气要从西方开始。因为，是他们对专业的界定出了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又被直接搬到东方。所以，追本溯源，这个现代专业论述（modern architecture discourse）到底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或者历史地说，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建筑师）的浮现，以及向东方移植（transplantation）的过程是怎样的。
现代专业论述的浮现
我们必须要清楚，现代专业论述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产物。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欧这一小块地方的文化，有什么是architecture的认识， 外界都不是这样看。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专业论述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他们是用人文主义对抗中世纪，他们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到底是不是黑暗的早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可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确实是用文艺复兴来对抗中世纪。
菲利浦·布鲁涅内斯基（1377-1446）为代表的革命开启，从此建筑师就不等于建筑匠。师跟匠的分离，在人类历史上很清楚地开始了。而在中国，一直将二者混在一起，甚至到鸦片战争以后，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文艺复兴开始，手艺技能就逐渐离开了作坊工匠的身体。伴随手工生产工具变为机械和仪器，我们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就开始了。手艺技能深化与外化，成为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技术。就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从那时起，技术从工匠师傅的东西，开始进入一个分化的历史过程。只有在欧洲的文化里面才是这样。
这个技术分化的历史过程，随着美学上“形式主义”的附身，成了我们这一行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这个形式主义的致命吸引力，在我们专业的身上，一直抛不掉。所有的问题，它是始作俑者，这就是形式主义幽灵的根源。
文艺复兴的建筑师，把古典建筑变成一个自主和绝对的建筑“物”。我故意把“物”点出来，因为，建筑师做设计，就是做那个“物”，就像小孩子拼积木一样。用哲学一点的话来说，“物”就是建筑客体、建筑对象（architecture object）。在文艺复兴之后这一段时间，“过去”成为被建筑师挪用的元素，给予当前所需的意识形态以支持。比如，建筑师把元素拼凑起来，说这是教堂、医院、皇宫，支持它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建筑对象就变成客体，随手摆弄拼凑（bricolage）。
这是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传统与历史，其实是在“发明历史”。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不是发明的，发明历史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意大利的建筑学史学者，用抽象的话来说，这是历史的阴影，是一个历史侵蚀（the eclipse of history）的开始。这个说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人文主义者们脑袋里装的是不一样的。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分离。放在西方的哲学里，这是一个重要的变革。主体与客体，与东方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是布鲁涅内斯基开启的革命，是蕴含在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的辩论。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分析外在的“物”，分析客体的“客体性”。
到十八世纪，现代建筑论述与当时的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建筑的专业观点成形了，成了西方美学论述的一支。十八世纪的西欧哲学家将建筑分类为美术（fine arts）的一支，以审美价值区分建筑与营造——而中国的传统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传统对艺术的观点是，建筑从来不是美学的，建筑一直是工匠的一部分。
十八世纪西欧的哲学家，开始用审美的价值来区分建筑与营造，强调“美”的营造（building），才是建筑（Architecture）。beautiful building，这个建筑是美的，它就是architecture，不美的就是building。比如，林肯大教堂就是architecture，而脚踏车棚则是building。
十八世纪中叶，营造技术进一步分化，是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分离。这个专业的分化主要表现在法国，是法国的先行经验。专业养成制度上，建设正式与公共工程分道扬镳。这个时候，象征的空间（symbolic space）、表征与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变成建筑师的任务分工。而建筑师和工程师是不一样的。法国走在最前头，因为要为皇家替贵族盖房子。两种人还在法国的科学院展开了辩论。
当时有一幅漫画：建筑师作为专业者，要有能力同时驾驭艺术与科学这两匹无缰之马的无穷欲望。这个建筑师只要不神经分裂，就是一个杰出的建筑师。
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空间观，背后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挑出来。笛卡尔建构的科学与理性的坐标，抛弃了人类的身体（回想一下中学的解析几何，就会知道XYZ轴，我在那时候明白，这是精确的数学空间，这就是笛卡尔坐标——这也就是整个现代主义背后的空间观。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讲起来就很轻松，因为，后现代主义已经彻底把它打垮了——可是没有打垮之前，我们觉得这就是科学啊）。而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的欧洲城市浮现，维也纳、柏林、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工业大量生产的东西，好处是大量生产，但品质实在是很差。
有一群建筑师和艺术家，其中许多都是社会主义者，觉得工业革命这一套东西有问题，所以推动了手工艺运动。这场运动的下场可想而知。他们造的房子，在欧美还有一些遗留，其好处就是品质好，因为都是手工艺品，对身体的反应特别灵敏，做出的那些楼梯栏杆，鼓励你去摸它，去接触它；缺点就是，这只有社会上最有钱的人才可以享用。因此其中有根本的矛盾，行不通。
这时，德国的包豪斯学院出来了，相当于把“手工艺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大量生产”混合起来。因而，现代建筑学院诞生。这个时代起，现代建筑师觉得，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城市是罪恶之源，我们要改造它；可是，现代建筑师对规划的干预，是对规划的个人性干预。援引意大利建筑师塔夫利讲的一段话：“建筑师的构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者，对城市规划进行个人化干预，对公众则扮演形式上的说服角色，就其自身之问题与发展则是自我批评角色。”（《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
建筑师常常以为，他有什么构想，就是他独创的；其实不是，他只能传播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以为是他发明的。其中的佼佼者，对城市进行个人化的干预，对公众则扮演形式上的说服角色。
《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者塔夫利先生解密现代建筑运动——也就是先锋派和前卫派，跟革命是什么样的关系。天天说建筑革命，让人很兴奋，这种革命就做出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新的形势，建筑也被视为建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但这本书清楚地指出，它被布尔乔亚美学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面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乌托邦人道主义和现代规划师（modern planners）出现了。这时，规划师和建筑师在论述上逐渐分离，规划师负责都市功能的治理，比如交通堵塞、城市里的活动分布不理想，这是规划师的范畴。而建筑师则是继续在美学论述。专业的分化还在持续进行。这就是前面讲的技术分化与专业分工的过程。
二战之后，建筑师这个行当变成公司化。这在日本表现得更清楚，虽然我们这一行最大的公司是美国的AECOM，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很多个人的事务所还存在，日本早就都是大公司了。
随着二战后公司化、现代组织人的诞生，现况就是，专利权与人工智能，在制度上与自动化技术上，彻底异化成机器人的诞生。以及，这在空间尺度与技术两方面，都强化了专业的分工与知识、技能的发展。
从这个分化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为生态学的知识所支持的地景建筑师（landscape architect and regional design）的出现。这实在是因为，环境问题需要有人处理，不然环境就被破坏殆尽。
建筑师是对生态学无知的杀手，所以，生态学走在地景建筑学这一支的前面。这方面美国的宾州大学，率领团队走在最前头。
然后是，由经济学与政治学所支持的区域政策规划师的出现。甚至还有一种规划，是越界的国际规划（international planning），因为我没事就来做你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分工与趋势。
可以想象，在这个分工下，学院与既有学域间的知识重叠跟科技整合的必要性，也有赖于既有学域中杰出成员的表现，与其他学科创造了一些密切的关系——这跟建筑这个学科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说史学（建筑史、都市史、地景史、规划史、设计史等）；社会科学中，心理学（人与环境研究），地理学，社会学（都市社会学），政治学（都市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人类学，等等。
这些学科划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其中出现了一些出色学者。今天，作为一个全球化年代的专业者，你不知道杰出业内者的某些研究成果，你就接不了地气，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专业者。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因为你的知识不够了，你必须知道这些社会成员里的一些杰出学者的表现。
甚至，在资本主义竞争的现实逼迫下，设计与创新学院根本是被管理学、工程学，特别是电子与信息工程领域抢夺，而建筑学院浑然不知，还沉迷于资产阶级的美学陷阱中。
我想要批评一下台大，此时正是最缺乏资源的时刻，台湾大学要成立本科建筑学专业，于是在社会设计的积累基础上，打算另辟新的道路，朝向所谓社会设计工程（social designeering）的创新想象，自诩为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教育。结果如何，让我们期待它的表现吧。
历史叙述的另一面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二战后全面接管世界秩序的“美利坚盛世”（Pax Americana）——尤其在东亚，它支配着你一辈子，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现代建筑与规划，在二十世纪世界大战以后，经由美国传播全世界，而不是经过欧洲，特别是在东亚的论述“移植”（transplantation）。直截了当的说，我们学的这一套都是移植的，我们都知道“橘逾淮为枳”。所以要注意，移植是有讲究的。
欧美社会经历了五百年逐渐加速的过程，现代性步伐仍难掩鲁莽。现代性其实就是断裂，跟昨天没有关系。资本背后是什么，现代性背后就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欲望造成的创造性破坏的空间再现，这也就是成为现代（to be modern）。
终于我们成为了现代，可是变成现代之后，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了，熟悉的东西全部摧毁。为什么要摧毁它？为了进一步的积累开路。大卫·哈维前几天说，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末纳入全球经济，那时美国有了危机，美国把危机转移来了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采用的都市发展手段，就成为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现象；另外，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就是创造性破坏，这就叫做成为现代。
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现代性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现代性经验，首先是制度的移植。这个移植，不止是建筑师、建筑学院的移植，而是整个制度的移植。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在机器与制度的关系上，都遗忘了人的重要性。至于专业者，为何也遗忘了人？正因为遗忘了人，又缺乏反思，所以异化就发生了。
譬如说，像preservation 或者conservation保护（保存），本身就是对抗创造性破坏，可是移植进入中国大陆以后，最戏剧性的是，竟然连保存都异化成了创造性破坏。为什么呢？一说到一地被联合国指定为保护区，立刻地方政府就出面了，当然，中央政府在后面说，一定要这样干，把指定范围内原有的农民全部清扫光。这就是创造性破坏。保存本来是对抗创造性破坏的，怎么现在自己就来破坏呢？目中无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知识的贫困与理论的缺失。我们这些专业者没有理论，都是移植的。我们只会画，没有脑子。我们的课本都是工具书，这是知识的贫困。举一个童隽老先生的例子，他发现博物馆珍品展示只是形式躯壳的移植。1978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明轩移植苏州网师园殿春簃院落，建成后给人的感觉不对，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头顶的光线透过天花板打下的网格。童隽说，这个博物馆复制得很准确，连砖瓦都是苏州运去的，但它失去了园林那般充满生命的有机体。搬了个躯壳去，最重要的灵魂到哪里去了。
进一步说，村落、城市、建筑、园林，包括历史中的村落、城市、建筑、园林，都不是死寂的空间，而是有人存在的，会发出声响的，有气味温度的，有生物共生的，有图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地方。
其实，现在的博物馆学，就是死寂空间的时间记忆。它的对立面是人类学博物馆、生态学博物馆，后者的展示是要与参观者互动的。如何与人共生，才是问题的要害。
空间并不只是先于社会，以及外在于社会之外存在的某物。空间是一种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空间其实就是社会。
聚焦到我们自身，更麻烦的是，我们缺乏认识对发展中国家都市问题的分析性知识。我们的都市化这么快，但我们没有更多能力来认识它。无能认识发展中国家地方特殊性，是我们知识贫困与理论缺乏所导致的严重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看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看清楚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譬如说，把都市化等同于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化、现代化，甚至还等同于西化。
不是有了经济发展，都市问题就会自动改善。过去许多社会科学把过去西方主要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视作是人类发展的单行道。当然不是这样的。看看拉丁美洲、亚洲、非洲都不是这样。又譬如，我们最明显的就是都市非正式经验，无所不在，比如我们看到的摊贩和城管的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过度都市化的问题，这么多人进到城里来，结果就业压力很大。不过今天中国大陆这个问题还不很严重，可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是极为严重的，总之，区域均衡是关键，都市化要整合在更广大的区域均衡的过程中。
另外，如何面对我们当前没有市民的城市、没有城市的都市化现象呢？历史的责任就是农民工需要变成市民，不然他们实在太委屈了。为什么是没有城市的都市化呢？那我们如何认识日常生活的空间、自身的城市、自身存在的社区呢？我们自身的公共性与公共空间，例如街道、埕，在闽南话叫做亭子脚，在四川叫凉厅子，在上海就称骑楼，这都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公共空间。
专业者要如同手艺匠人，营造类型和营造模式，这些空间的措辞，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把握，而不是去搞一些形式上的风格（style）。这个“风格”是西方十八世纪过了时的艺术史与建筑史论述的形式主义的措词。我们根本就要把这个丢掉。
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就是四川。四川人在廊下、在凉亭下喝茶打牌。有一次演讲我说，假如二十年以后，中国的都市化之后，再看到这些四川人，他们在喝星巴克咖啡，我们就知道我们完了。面对地方，无论城市、城镇还是村落，社区营造重要，参与式设计重要。面对民居，地方的精灵、地方的智慧、模式语言重要，因为这个关系着地方认同。
关于专业技能与专业论述的构造。首先是专业的技术性。现代技术1968年之后，有了根本转变。城市不宜是现代理性思维下，简单的树状结构的再现空间。要求专业者有反身能力，参与和沟通成为必要的专业技能，需要能符合地方生态。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社会与信息城市的脚步，解决问题的各种技能，不能硬套，必须了解地方的问题；软技术、调适性的技术，比较适合地方应用。所以参与式的规划与设计是必要的。
第二是文化的想象空间。写一个专业报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说服甲方，征服那个地方的使用者，我们都在描摹一个文化的想象空间，这个东西是内行的专业者都知道的，非常重要，又那么抽象。那么，对汉字文化圈而言，“规划设计就是妙计，妙计展现的是明天，这是明天决定今天。”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重要性。我们搞的都是明天，可明天在决定今天。这从建筑规划角度提供的是“意识形态传播作用”，是对明天的文化空间的想象。既关乎文化，关乎表意的实践，关系着意义的竞争，也关系着性别，阶级与族群。人们使用工具来投射出一种意象，一个憧憬中的城市意象，一种令人向往的明天社会。在这个层次上，规划（planning）就是设计（design）。
第三是政治的空间。规划的过程就是政治过程，是一个折衷斡旋的空间。特别是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地域国家（local state），与地方政治、地域性政治。更细致地说，我们要懂得把握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而执行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划技术，就是规划专业的关键能力。不然，作为一个规划师，等到他老了，他回头就只有叹气，这辈子没有一件事情干得成功，就是没有办法执行。总之，若“地气”是为一种locale，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建筑与规划专业特别不能接地气，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除非你是一个真正的高手，高手是可以接地气的。
结论
法国的社会学家昂希·列斐伏尔曾经批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联的都市规划师未能生产社会主义的空间，而仅仅再生产现代主义模型的都市设计。这批评也适用于我们。
他说：“改变生活，改变社会，若未能生产适当的空间，那这些构想就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也就是专业者失职了。
对建筑与规划的专业者，学习历史教训尤其重要。空间化，不能再继续重复支配阶级领导权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能再是形式主义的移植与创新，而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空间形式，同时并举。新的结构性的空间意义，要求新的空间功能与新的都市形式的象征表现。
面对信息化年代的网络都市化过程，都会区域崛起，伴随着新都市问题出现。江南明清城镇，乡村集市，是由小农生产结构的宗族社会关系所支持的地方的社会空间。但现在历史转向了。浙江的村落，是二十一世纪的网络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建构了新社会关系——农村电商建构了网络都市化过程中所浮现的信息化的村落，信息技术支持了虚拟空间的经验，表现出流动空间的力量。
为了避免破坏，村落的社区营造，经由参与式设计的过程，使流动空间得以草根化，以及经由活的保存过程，再现村落空间形式中地方空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或许，消除了城乡数字鸿沟，推动人才返乡，促进城乡物流，获得必需的公共服务，我们才会有能力区分和评价：盈利与市场占有欲驱动的，或是公共服务属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经济里的网络工作者（networkers），或是有历史的机会转成网络社会的网民（netizens）。
注：
本文系澎湃新闻实习生杨泽坤根据台大建筑与城乡规划研究所名誉教授夏铸九在6月23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设计与社会修复”论坛上所做报告录音整理，参考作者报告所用ppt。文字未经作者审订。在此感谢承办方408研究小组、乡愁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