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兰德公司统计显示，2010年以来，“基地”和其他萨拉非吉哈德组织（注：jihad，阿拉伯语是“斗争”的意思，有译作圣战，但容易引起歧义。本文都译作“吉哈德”）的数量增长了58%，战斗人数翻倍，“基地”分支发动的袭击翻了三倍。2014年，崛起于叙利亚内战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宣布建国，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萨拉非吉哈德团体，是指武装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的一股特殊的力量。判断一个组织是否萨拉非吉哈德团体，有两个标准：①是否强调回归纯洁的伊斯兰；②是否相信暴力的吉哈德是一种个人义务（fard’ayn）。兰德报告梳理了“基地”和其他萨拉非吉哈德组织的演进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启示。报告供美国国防部办公室参考，可公开。以下是第二章。
第二章 分散性运动
2013年5月，“基地”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向“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领袖Abu Bakr Al-Baghdadi以及“胜利战线”（Jabhat al-Nusrah）领袖Abu Muhammad al-Jawlani发了一封简短的信件。扎瓦赫里的目标非常直接——解决两位领袖在指挥与控制权上日益升级的冲突。Jawlani希望他的组织能成为独立的“基地”成员，直接向巴基斯坦核心“基地”组织汇报。Baghdadi则希望继续保留对“胜利战线”的领导权。
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由于叙利亚国内发生叛乱，2011年，Baghdadi将Jawlani和其他成员派至叙利亚协助反对派颠覆执政当局。正如Jawlani回忆，Baghdadi“批准了我们的计划，支持受到迫害的叙利亚al-Sham，提供我们资金……以及支援一批人手。”但随着时间推移，Jawlani的“胜利战线”日益强大，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还在波斯湾和大叙利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资金捐献来源，发展起成熟的制造炸弹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战士”。
受到“胜利战线”日益壮大的威胁，Baghdadi开始尝试严格控制这一组织。2013年4月，他公开宣称：“现在是时候向大叙利亚和全世界人民宣布，‘胜利战线’只不过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是后者的一部分。”他又进一步澄清了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以安拉的名义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和‘胜利战线’这两个名字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Jawlani拒绝了。他坚决反对ISIS的指挥与控制，并愤怒地回击道：“从未有人就这一宣言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或是知会我们。”接着他宣誓直接效忠于“基地”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
Jawlani的回应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向“基地”领袖和Bagadadi表明，“胜利战线”的指挥权直接由巴基斯坦核心“基地”管。接下来一个月中，“胜利战线”和ISIS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迫使扎瓦赫里不得不介入之中。
扎瓦赫里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感谢冲突双方坚定不移地为“基地”做贡献，但也表达了沮丧之情，“遗憾的是，我们从媒体那里听说了争端”。他解释说自己已经耐心地听取了双方诉求，同巴基斯坦“基地”领导人进行了协商，并做出决定。扎瓦赫里支持Jawlani，宣布“胜利战线”是“基地”的独立实体，在其总指挥下。随后，扎瓦赫里任命Abu Khalid al-Suri为双方调停人（他之后被杀）。
Bagadadi拒绝了扎瓦赫里，认为其决定“有悖于伊斯兰教法（shari’a）”。他发誓说，“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就会存在。”2014年1月，扎瓦赫里再次敦促叙利亚的两大“基地”分支结束派系之战，但是见效甚微。2月，扎瓦赫里的调停努力失败，他将ISIS开除出“基地”组织。
上述争议凸显了“基地”组织势力范围的变迁，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扩散至叙利亚；它还显示出核心“基地”在处理分支间矛盾的力不从心。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几个问题：“基地”和其他萨拉菲吉哈德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构架？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其构架和目标如何随时间变化而演变？
发散性结构
在“基地”的头15年里，本•拉丹打造了一个相对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其内部文件显示，组织成员有就业合同——其中具体说明了休假政策、不同职位的职责和角色，还有专门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安全通知，以及参加训练营成员的标准化问卷调查。
“基地”由一个咨询理事会和几个委员会（包括军事、媒体、金融和宗教等方面）组成。咨询理事会手握重权并担任本•拉丹的智囊团，而本•拉丹也是他们的酋长。除了这一中心机构，“基地”和本•拉丹所发动的广泛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权。1998年2月一份由本•拉丹签署的宗教裁决（fatawa）也下达了到“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这样的组织那里，他们发誓要“在一切可能的国家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 ”但是随着“塔利班”倒台，“基地”在阿富汗失势，这一运动开始走向分散。
目前的萨拉菲吉哈德大致可以分四层：核心“基地”、分支“基地”组织、其他萨拉菲吉哈德团体，以及被动员的个人与网络。
核心“基地”组织包括组织领导人，绝大多数以巴基斯坦为大本营。“基地”领导人把这一地区称为科拉善（Khurasan），历史上是指包含波斯、中亚、阿富汗和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巴基斯坦部分北部地区。核心“基地”由艾曼•扎瓦赫里领导，背后则得到了Abdullah al-Shami等人的支持。核心“基地”中依然有一些美国人，比如al-Shami和Adam Gadahn，以及曾经在美国居住的成员，比如Adnan el Shukrijumah。
“基地”高层保留了对分支的部分监管权，在必要的时候会对分支间的争端做出裁决或是指导。但扎瓦赫里却未能成功调和ISIS和“胜利战线”之间的矛盾，这显示了其局限性。2013年7月，扎瓦赫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一项举动，任命“基地”在阿拉伯半岛的酋长Nasir al-Wuhayshi为其副手，提升了也门对核心“基地”的重要性。
第二层包括成为“基地”正式分支的团体。“分支”领导人宣誓效忠于“基地”领导人并为后者所正式接纳，这是这一层区别于其他萨拉菲吉哈德团体之所在。“基地”的分支包括在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索马里的“青年党”、阿尔及利亚及邻国的“伊斯兰马格利布基地组织”，以及叙利亚的“胜利战线”。所有这些分支都是在过去10年里成立的——“伊斯兰马格利布基地”组建于2006年，“阿拉伯半岛基地”为2009年，“青年党”2012年，“胜利战线”2013年。如前文所述，核心“基地”于2014年1月正式开除“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再外面一层是其他萨拉菲吉哈德团体。它们有些同“基地”有直接联系，但是并非“基地”所创建，也不是正式成员，其领导人并未宣誓效忠于核心“基地”。这些团体相对独立，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利益一致时，也会与“基地”合作执行某些行动，或者接受其训练。
这一层级的萨拉菲吉哈德团体大量存在，散布在非洲（如“利比亚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宗教支持者运动”）、亚洲（如“伊斯兰祈祷团”、“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中东（如“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和“泽亚德加拉之营”）以及高加索（如“高加索酋长国”）。
最外围的是被鼓动的个人及网络，它们与核心“基地”直接接触，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结构可言，但是受到“基地”事业的鼓舞，为穆斯林在阿富汗、车臣、巴勒斯坦及其他国家受到的“压迫”感到愤怒。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对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当政者的仇恨。由于没有组织，这些个人和网络比较业余，但是偶尔也能造成致命影响。如2009年11月19日，Nidal Malik Hasan走进德州福德胡特的士兵准备中心，这里是士兵在派遣前后的训练场所。他低下头，过了几秒钟后挺起身来开始开枪，同时叫喊“真主最伟大！”Hasan一共枪杀13人（绝大多数是士兵），击伤了43人。
意识形态和目标的差异化
由于“萨拉菲吉哈德运动”趋向分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中各个组织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认为，早期穆斯林堪为后世楷模，他们的信仰、虔诚、举止投足、礼拜的方式，以及对核心伊斯兰教义的理解，都应该为后世所效仿。
激进的伊斯兰理论家赛义德 库特布（Sayyi Qutb）在其代表作《里程碑》中宣称：现代伊斯兰已经败坏，他将现代穆斯林国家比做“贾西利亚”（Jahiliyya）——在《古兰经》里，“贾西利亚”指一种蒙昧的状态，这是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7世纪初接受启示前的生存状态。其他历史人物，如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也强调应严格遵循《古兰经》及先知圣训的原旨教义。
萨拉菲吉哈德分子主张“萨拉菲主义”和“暴力吉哈德”。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暴力吉哈德”是身为穆斯林的义务和本分。“惟有吉哈德是我们的荣耀”，“基地”领导人扎瓦赫里在2013年曾如是说。他强调吉哈德是“一种义务”，并且“首要的导向是吉哈德的导向，是决心，是守卫边界（Ribaat），是捍卫伊斯兰的神圣，是遵循伊斯兰的信仰（Aqeedah）和原则”。
为了建立理想的酋长国，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谋求以武装叛乱推翻现政权。所谓“叛乱”，指的是亚国家团体发起的、旨在脱离现有国家或是推翻政府的政治军事斗争。这些团体和组织有时会采用恐怖主义的战术，但鲜少有达成目标的。研究表明，恐怖分子成功的几率不高于10%，而叛乱组织的成功率明显要高，大约在30%左右。从截获的“基地”文件看，本 拉丹和扎瓦赫里都强调以“叛乱”为反政府吉哈德的主要手段。
此外，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在其控制区内强调“一神论”（tawhid），并施行“伊斯兰教法”（shari a）。在其代表作《里程碑》与《在古兰经的庇护下》中，赛义德 库特布呼吁当代穆斯林创建一种新型社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酋长国——正如同一千年前先知穆罕默德所做的那样。“酋长国”的字面意思是由酋长统治的领土，酋长有时也会被翻译成“长官”、“亲王”、“总督”或“统治者”。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中，酋长国指的是在伊斯兰在东西向扩张过程中，在当地建立起来的穆斯林领地或是小王国，它们在名义上效忠于伊斯兰哈里发。
萨拉菲吉哈德分子的“教法观”非常极端。多数人认为，伊斯兰教法应该取代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包括民主。“基地”对同属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一直颇有诟病，原因就在于后者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意愿。2013年，扎瓦赫里曾点评说，穆兄会最大的错误是试图通过民主来掌权，“采取民主方式是一种错误，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证明。”扎瓦赫里批评穆兄会领导人：“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合法性并非源自于选举和民主。伊斯兰教法即合法性，凡不服从教法的就没有合法性，而服从教法的都有合法性。”
除去上述共同点，各个萨拉菲吉哈德组织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随着团体数量和战斗人数的增加，这些差异可能进一步扩大。其目标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远敌vs.近敌
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一大分歧在于，是否应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攻击西方国家及其公民。许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推翻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现政权——这些政权被视作“近敌”或al-Adou al-Qareeb，它们没有意愿或是能力去攻击西方国家。但是某些个人也会攻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后者代表“远敌”或al-Adou al-Baeed。
攻击远敌，对于本 拉丹来说，至关重要。扎瓦赫里在2013年的《吉哈德总纲》中也强调，“（我们）首要的军事目标是（国际）非信徒的领头羊：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次要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同样是美国的盟友。”他进一步解释说，“攻击美国是为了拖垮它，让它流血至亡”，而手段之一则是诱使美国过度反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阿拉伯半岛基地”等其他组织也曾攻击“远敌”及其公民。该组织领导人Nasir al-Wuhayshi认为，攻击“近敌”及西方游客是合理的，因为后者是“ 十字军东征 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些人多是基督教传教士，“传播色情和荒淫”，再或者就是探子。
不过，大多数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对攻击“远敌”并不热衷。另外，资源的局限性也会影响这些组织有关“近敌”和“远敌”的争论，因为攻击“远敌”远比在自己国家开展行动要昂贵和复杂得多。这些会在下一章详细提及。
（2）酋长国的范围
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各自期望的酋长国范围也大相径庭。有些组织——尤其是核心“基地”——谋建一个从南欧到非洲、中东并包括部分亚洲的哈里发国。扎瓦赫里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解放所有被占领的穆斯林土地，否定每一份给予异教徒统治穆斯林国土权利的国际条约、合约和决议，比如以色列之于巴勒斯坦、俄罗斯之于车臣和穆斯林高加索、印度之于克什米尔、西班牙之于休达和麦里亚、中国之于东突厥。”
并非所有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都认同这一广阔的泛伊斯兰哈里发国。有些组织更重视在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建立酋长国。比如，“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主要精力放在伊拉克和大叙利亚地区。其首领Abu Bakr al-Baghdadi宣称要“消除塞克斯-皮科界线”并建立一个区域性酋长国（注：1916年英法通过秘密的《塞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两国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伊斯兰马格利布基地”（AQIM）的的视野则集中在撒赫勒和马格里布。用其酋长Abu Musab Abdel Madoud的话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形形色色的殖民者入侵我们的国家，让叛教的罪犯得以掌握政权。我们关注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目标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将我们的国家从这些犯罪政权手中拯救出来”。因此，AQIM致力于推翻阿尔及利亚、马里、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的政府。
还有一些萨拉菲吉哈德组织谋求在某个特定国家建立酋长国。比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利比亚的“利比亚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AS- L）、“宗教支持者运动”（Harakat Ansar al-Din）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的主要目标都是在本国建立酋长国。
（3）攻击什叶派
是否攻击什叶派，亦是许多萨拉菲吉哈德组织争执的焦点。它们通常把什叶派蔑称为“萨非拉斐德”（Safavid Rafida）——“拉斐德”的大意是“逃兵”或“叛逃者”;“萨非”指的是萨非王朝，萨非王朝以什叶派为国教，在巅峰时期控制着波斯、南亚部分地区、中亚和高加索。
在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里，ISIS以频繁攻击什叶派而著称。Abu bakr al-Baghdadi号召针对什叶派的暴力吉哈德，并称后者为“叛教者”。“我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年轻人及男子，行 希吉来 （Hijrah），加入我们，巩固 伊斯兰国 ，对祆教什叶派—— 萨非拉斐德 采取吉哈德。” “胜利战线”也曾攻击什叶派，与在叙利亚的什叶派“真主党”作战。
至于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包括部分“基地”高层，则提倡采取更谨慎的做法，虽然它们对什叶派也很不满。比如，扎瓦赫里曾给“伊拉克基地”的扎卡维写信，后者生前痛恨什叶派。在信中，扎瓦赫里提出，对什叶派进行攻击有损伊拉克穆斯林社区对“基地”的支持。“这是不可避免的吗”，他问道：“抑或可以等待，等到伊拉克的吉哈德运动变得更强？”
ISIS和“胜利战线”都有对什叶派“动粗”的纪录，但是绝大多数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并未对什叶派发起武装进攻。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谨慎态度是由于这些地区（比如北非和东非）鲜有什叶派团体;有些则是因为关注主要矛盾，亦即打击“近敌”或是“远敌”，比如核心“基地”就不曾攻击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
（4）其他差异
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差异。比如，关于民意支持。“阿拉伯半岛基地”相对温和，它要求成员避免过分严苛，以免失去当地人的支持。其“酋长”Nasir al-Wuhayshi还曾劝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的领导人：“既然真主派你们到乌玛世界（Umma）引他们走正道，你们就必须对他们友善，保有同情与慈悲，尽量使他们的生活便利，满足其食物水电等的日常需求，进而赢得他们的信任。”他还说：“你们不能因为人们喝酒就殴打他们……我们首先得制止滔天罪行，然后才是纠正小罪小恶。”
“阿拉伯半岛基地”在也门攻城拔寨，在控制区面临治理的问题。Nasir al-Wuhayshi上述言论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意愿，即避免在施行教法上操之过急而导致民心疏离。除了“阿拉伯半岛基地”，“胜利战线”也明确寻求民意支持——它敦促成员在当地支持青年教育、供水供电、发展下水道、提供粮食计划，等等。这些做法与之前的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都不同，反而与黎巴嫩“真主党”颇为近似。
又比如，关于袭击穆斯林土地上的非穆斯林。对有些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来说，所有的非穆斯林（甚至包括穆斯林群体如什叶派和苏非派）一概都是打击的目标。另外一些组织则要求追随者不要这么做，除非先受到攻击。扎瓦赫里明确说，“避免不必要地干预生活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基督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如果他们越规，适当回应就够了——回应的同时还应该申明说：我们不打算先发制人...又或者我们希望在 伊斯兰国 建成后同他们和平共处。”
扎瓦赫里还曾指责“博科圣地”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他也抨击了某些组织的自杀式袭击系“错杀”、“滥杀”，削弱了来自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殉教牺牲行为越来越多，其后果却背离了我们的事业”，扎瓦赫里在其2014年出版的《天堂的风》（Wind of Paradise）第二版中写道，“是时候承认并纠正这一点了”。
分散化的原因
“基地”化整为零，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一)以分散，求生存。
“基地”及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时刻面对各国政府的清剿。后者往往采取“斩首”策略，擒贼先擒王，而层级化的结构使这些组织很容易受到这一策略的打击。
来自政府的压力迫使“基地”分支及其人员四处隐匿，由于担心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监控，他们不得不限制使用手机、卫星电话、邮件以及其他电子通讯设备，长此以往，不免疏散分离。
有情报表明，“基地”的确是为了生存而化整为零的。2002年，在美国反恐行动致使其“损失主要领导人”之后，“基地”有关负责人在伊朗开了一次会。会上达成了“（基地）不再以一个层级组织形式存在”的共识，与会者认为，如果不改变组织架构，“基地”将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2011年本•拉丹死后，“基地”领导人发布公告告诫信众：吉哈德运动的存亡取决于“绝对机密、谨言慎行，以及运用一切手段摧毁敌人。”
历史上，叛乱/恐怖组织迫于压力而分散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48-1957年马来亚紧急状态（Malyan Emergency）下的“马共”，1963-1972年苏丹战乱中的“安那亚那”（Anya Nya）组织，它们均在政府高压下被迫打散、支离破碎。一份有关“安那亚那”的分析描述普遍适用于这些组织——它们“没有发展成为政治上有组织、军事上有指挥的运动”，而仅仅是“一股由当地零散武装分子组成的抵抗力量”。
（二）差异性，多样化。
各个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在目标上有分歧，在地域上不重合，在人员上分属不同的族群，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差异。这是该运动走向分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各个组织对目标的认知不尽相同，它们很难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地理上亦是如此。从沿地中海的阿尔及利亚到印度洋上的印度尼西亚，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横跨几大洲。在这一广大地域中，从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部落（Tuaregs）到沿亚丁湾的也门各部落，其族群、语言、文化各有差异。此外，各个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领导人的风格迥异，暴躁如“血盟军”首领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冷静如核心“基地”的扎瓦赫里。
今时今日，要对“萨拉菲吉哈德运动”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其中存在一个 “委托-代理”的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叛乱或恐怖组织领导人）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奖惩机制，代理人（组织成员）才会如委托人预期的那样执行任务。在实践中，下级成员往往会有一些不易为上级所察觉的“违规”行为，比如在应该设置路边炸弹时打瞌睡，又比如滥杀无辜以致民心流失。结构越是分散，上级对下级的这种“违规”行为越是难以察觉或控制，更谈不上惩戒与示警；而下级因为无人从旁监督，也就心存侥幸，一而再地“违规”。 底层一旦不受管束，反过来又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效率，造成资源浪费、支持者流失、军事政治行动事倍功半，等等。
（三）其他原因。
对于“基地”的分散化还有其他一些解释。比如，分散型结构可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些萨拉菲吉哈德分子公开鼓吹这种分散型的结构，认为分散化了的团体在作战中的适应性和弹性更强。叙利亚的阿布•穆萨布•苏瑞（Abu Mus""""""""ab al-Suri）是其中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在有关吉哈德的网站上广为流传。苏瑞鼓励穆斯林投入“个人吉哈德和小分支恐怖主义”，认为针对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分散化策略在变化多端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中更易获得成功——“运用城乡游击战的个人吉哈德和分支恐怖主义在消耗敌人直至其溃退上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恐怖分子和叛乱组织都采用了分散化策略。例如在美国，反政府活动家、白人至上主义者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倡导一种他称作“无领袖抵抗”的组织架构，用以对抗华盛顿。根据比姆自己的解释，“在‘无领袖抵抗’的理念下，一切个人和组织均是独立作战，无需向任何一个总部或任何一位领导汇报、听取他们的指导或指令。即使那些从属于典型金字塔结构的组织人员亦可如此。”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包括本•拉丹在内的“基地”领导人同样积极鼓吹分散化策略，尤其当这意味着他们对下属的分支组织逐渐失去掌控和影响的时候。
越分散，越脆弱
“分散化”降低了“基地”及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行动效率。这令“基地”领导人日益焦虑，同时也为各国反恐行动提供了机会。
二战以来，全球发生叛乱约180次，“基地”和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参与了其中一些。从组织架构看，这些叛乱的差异显著，有的高度集权（领导层直接控制几乎所有的行动和资源），有的中度集权（领导层直接控制若干、但非全部的行动和资源），还有的架构松散、无组织纪律（领导层直接控制少量行动和资源）。数据显示，叛乱组织的成功率与其集权程度正相关——组织严密的叛乱成功率达41.5%，中度集权的31.4%，组织松散的只有17.4%。组织架构是怎样影响到叛乱的结果的，对此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但似乎，组织越是严密，叛乱就越是有可能取得成功。
无论如何，摆在“基地”和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面前一个冰冷的事实是，分散化的状态不利于达成长期目标，如果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他们面临“委托-代理”的问题，控制领土也变为一种挑战，因为低级别分支机构出于短视和贪图私利更容易侵占权力和资源。此外，分散化之后，各个组织和运动之间极有可能爆发矛盾冲突，彼此竞争对抗，给政府反恐机构从中离间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分散化已经给“基地”乃至整个萨拉菲吉哈德运动带来麻烦。而“基地”也不得不于年初宣布开除“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在2月那封谴责ISIS的信中，“基地”领导人写道：“我们强调，我们与在大叙利亚发生的骚乱撇清关系，与那里任何一方泼洒的禁忌鲜血撇清关系”。他们随后告诫穆斯林世界认清这一“使叙利亚吉哈德和未来穆斯林乌玛世界饱受动乱之苦的深重灾难。”
注：
本文原题“A Persistent Threat：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2014年6月3日刊发于兰德公司网站，作者Seth G.Jones是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余叶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