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信息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战略性机遇，几乎每个国家、地区、领域、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更是以空前的规模、速度、效率进入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的行列，这其中当然包括广大的乡村和农民。不过，在推进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对信息化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乡村基层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一些新优势促进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在肯定成就的同时避免错误，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信息化在乡村的推进。在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上就提到，要“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2007年，农业部出台《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明确提出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思路，这包括：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乡村两级信息化组织、创新乡村信息的农村信息化发展路径。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015年8月，商务部等19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将“互联网+农村电商”紧密联系起来。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国务院在部署“互联网+流通”行动中，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加大农村宽带建设”，中国农村要在2016年成为宽带建设重镇。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从战略高度对国家信息化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和建设目标。其中提到，“科学灵活选择接入技术，分类推进农村网络覆盖。”
乡村治理应当有更高的奋斗目标和要求，信息化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型，应当从信息化向乡村倾斜开始，借助信息化战略发展的重大机遇，撬动乡村治理这一巨大板块。
顶层设计与乡村治理实践相辅相成
国家的顶层设计与乡村治理实践相辅相成，二者处于互动发展的过程。以信息化建设为例，乡村基层很早就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的模式与格局，对于从国家层面出台战略性方案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建立公共服务信息网，既方便快捷又实用高效。传统的乡村信息沟通极为不便，即使是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也主要是通过口头、纸媒传播，以及开会传达、邮寄、公告栏公示等进行信息交流。这种方式的特长是安全、可靠、直观，但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容量有限、效率低。自从电视广播、电脑尤其是互联网引进以来，这一状况在广大乡村得到了根本改变，大大推动了乡村治理走向深化。《2015年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全国已有50%以上的县乡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另如广东清远市在乡村综合改革中，探索三个重心下移，其中将公共服务下移到村级，在村一级（片区）全面建立社会综合服务站，在镇一级建立综合门户网站和网上办事大厅，实施联网办理，并搭建电商平台，大大改变了治理方式。再如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利用互联网建立连接乡村三级的“农民办事网络服务平台”，包括33个部门132项内容，农民可通过“一卡通”足不出村即可办理。总之，海量的现代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乡村，农民一卡在手，一键点通，即可实现信息共享，这是信息化带给乡村的最大便利。
二是利用信息化提供的便利条件，改变城乡治理主体结构关系。传统的城乡治理主体有明显的层级化、等级化特点，缺乏交流。原来乡镇和县级领导与普通百姓见面交流的机会少；然而，信息化却改变了这一局面，有的城乡领导直接开通“领导专线”，如2013年广东“网络问政县市行”，网友可通过此平台直接与领导对话，这是中国首个直接与县级主要领导沟通的问政平台。重庆市巴南区在已连接互联网的198个村、78个社区开设了“阳光巴南网络问政平台村居工作站”，村民可方便快捷问政、咨询和办理业务。四川成都、江苏宿迁市的一些区县实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上海崇明、金山等区县推广“区域党建信息平台”新举措。甘肃省成县小川镇已建立“移动公共服务平台”，它集政务、服务、资讯和电商于一体，包括今日小川、问政成县、小川电商、媒体资讯、便民查询、通知消息、在线视频、乡镇企业、特色资源、基层党建、农技服务等，都可快速、免费、直达到村民手中。2015年，山东省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强调乡村基层协商应充分利用社区网站、QQ群、微信群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网上和线上协商。应当说，信息化打破了原来城乡主体的等级化隔膜，民主、平等、对话、协商的气氛明显加强。
三是注重信息沟通和交流，打造城乡廉政网络监管平台。近年来，反腐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重点，其中网络反腐功不可没。由于乡村基层具有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权力意识淡薄等特点，这无疑增加了反腐难度。网络监督平台的建设，成为了乡村腐败的隔离墙。如山东寿光市自2014年以来在全市975个村推行“网上阳光村务”监督平台，这是一个以网络为载体，让群众随时随地了解村务信息，并对村务监督起到重要作用的乡村治理方式。由于寿光市975个村都设有单独页面，村民均可通过电脑、手机进入，能非常详细了解村治情况，并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更重要的是，寿光市村级村务网络平台还允许村民提问，干部有问必答，较好地实现了互动与对话，民主协商的气氛较浓。又如广东清远市阳山县依托县、镇、村三级社会综合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农村集体“三资”交易中心和财务集中核算监管平台，以便于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和小额工程竞价等。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信息化建设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今后不断给予解决。与城市相比，乡村基层有很多显在或潜在的因素制约着信息化建设，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一是要根据乡村实际进行信息化建设，避免“一刀切”的机械做法。从国家大局讲，加快乡村信息化建设甚至将全覆盖作为发展总目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各地的具体实际，盲目上马、攀高比附、下达硬性指标任务。对于许多偏僻落后的乡村来说，一下子实现“互联网+”的治理模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更是财力达不到的。即使是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乡村，也不能追求面子工程，将硬件建设看成首要目标。笔者在广东、浙江的一些乡村调研时，当地干部就不无担忧地说，“信息化建设的‘大干快上’要不得，不少地方投入资金巨大，但不切合现实需求，收效不大。”
二是要处理好信息化服务与常规式服务的关系。强调信息化建设，并不是否定传统的常规服务方式，也要避免“喜新厌旧”思维的干扰。现在不少乡村一搞信息化建设，就不加选择地将传统的档案及相关治理方式抛弃了，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某种程度上说，传统的服务和治理方式虽旧，但可能具有独特的作用。如山东寿光市东斟灌村在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一直没放弃数十年来的村治档案资料。要看到传统信息资料的珍贵与安全性，这是信息化过程中容易忽略的。
三是要避免信息化带来的干部脱离乡村基层群众的倾向。通过信息化先进技术，可更大范围、更深层面收集乡村基层信息，这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基层干部不能过分依赖信息化技术，认为有了网络平台万事大吉，不必深入基层和人民群众中去。
总之，未来中国城乡信息化建设应立足长远，在整体遵循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格局中，进行富有个性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