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的“农民工化”
农民工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农民工”，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作为城市移民，“农民工”为了生存四处奔波，已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的产物，也代表着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表现为：制度排斥、权利缺失、生存艰难、集体失语、身份模糊、活在当下。②然而，在当下中国，这样的群体又何止农民工？
大量的调查和新闻报道显示，在当前中国，多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越来越趋近于“农民工”，即出现了一种“农民工化”。2011年第2期的《半月谈》聚焦了城市中的“大学生农民工”。他们多数出身农村，得益于大学扩招后才考进普通院校，曾经的天之娇子，满怀理想和抱负，踏进社会，却从事着和农民工一样的工作，工资待遇与农民工相差无几，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漂泊感成为他们最主要心理特征。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针对大城市高学历底层青年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加，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出身于底层却又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改变自身命运愈加艰难，有高达75.3%的“蚁族”觉得“不幸福”。④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也异化为“雇佣关系”，博士沦为了“包身工”，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⑤在城市里找到不错工作的高学历、高技能、高工资的白领们，似乎有望成为社会上层阶级的一员，但是，在高涨的物价和房价面前，实现安居和向上流动也只是一个“梦”。
“农民工”是当前中国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刻画，然而这些群体是如何被“农民工化”的，这既是社会分层与流动，也是劳工研究需要回应的问题。20世纪末以来，因“民工潮”而出现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⑥，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学校和学生这两个主体，而忽视了教师的存在。
有调查表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权益保障、职业压力、流动状况、心理健康等问题十分突出，其生存状况十分艰难，甚至不如农民工。⑦作为外来人口，他们受到户籍制度的排斥；作为民办教师，他们受到教育体制的排斥。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边缘化使得他们工作任务繁重、工资待遇很低、工作流动频繁、保险福利缺乏、身份认同模糊，就像城市里一群的“教育农民工”。我们将这种边缘化及其导致的教师生存困境概括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农民工化”。本文将以广州市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为例，尝试揭示这一群体“农民工化”的机制，进而回应中国社会“农民工化”的问题。
二、“民工体制”：“农民工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所研究的组织是“民办学校”，此类学校是市场需求的产物。20 世纪90 年代之后，随着流动人口管制的松动，举家迁移外出打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跟随父母外出的流动儿童越来越多。由于没有本地户籍，这些孩子无法进入本地的公办学校就读，不得不转向条件相对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与以往被广泛研究的商业或制造业企业不同。学校的目标是传承知识、文化、技能、社会规范。公办学校享受国家财政的全额拨款具有公益性质，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理论上是“去商品化”的。而民办学校具有双重性：赢利与育人，即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要兼顾赢利，自负盈亏，本身就是商品化的。这样独特的性质，使得这类学校既不同于现代工厂，也不同于服务业的酒店或商场。教师在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收入的同时，还要受到更多的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期望的约束。
本文将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农民工化”问题的分析。
首先，我们引入生产政体的理论从国家干预的角度对国家制度的影响进行解释。这表现为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边缘化：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对待和教育制度对民办学校的不公平对待。国家制度对教师的影响既有直接也有间接，直接影响表现为由于没有本地户籍，教师不能落户，没有安全感，而间接影响则是教育制度对民办学校的不重视，将民办学校完全推给市场，造成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缺乏保障。
其次，民办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工厂或企业，教师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人或服务员，仅仅从工厂体制出发，我们难以揭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殊困境。因此，只有进一步从组织层面对此问题进行剖析，揭示出这类组织的行为逻辑，才可以将教师的生存状况嵌入其中进行理解。而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对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⑧的研究为分析民办学校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可借鉴的视角。对民办学校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生存压力，即作为一家营利性教育机构，如何能够实现赢利，具体表现为学校对生源的追求和成本的控制。
但作为教育机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承担着巨大的合法性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家长和社会。为了应对合法性压力，学校必须想方设法改善校园环境，提高办学质量，改善家校关系。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效率机制要求学校节约资源、降低投入、扩大招生，而合法性机制要求加大硬件投入，提高教学质量。在这两种机制下，学校对老师的行为要求是不同的，效率机制要求教师作为一个员工，以赢利为首要目标，重点工作任务是招生，而在合法性机制下，则应要求教师以教学质量为重。前者，是作为员工的责任，而后者则是教师的使命。这两种组织角色在现实中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在解释教师的身份认同时，往往需要引入社会角色理论。在科层制的组织体系中，员工常常需要承担多种组织角色，感到力不从心，这是由于角色超载或角色冲突所致。角色超载是指同时承担多种角色，但又无暇顾及。在现实中，若无法调和各角色之间的要求，由角色超载很容易转化为角色冲突，降低角色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造成紧张、沮丧、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⑨。在本研究中，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作为学校的一名员工，应承担组织责任，必须为学校争取利益；但作为一名老师，应承担教育责任，必须保障教育质量。这两种角色身份，存在内在的不一致，员工角色的扮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教师角色，也削弱了教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综上所述，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民办教师所面临的双重边缘化制度背景、工作场所（学校）、角色扮演以及劳动过程进行剖析。我们首先将学校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合法性压力嵌入到宏观制度背景中，这种压力通过组织过程传递给教师，教师通过角色扮演来体现职业和组织的不同要求。简言之，个体的角色承担和劳动过程嵌入在组织运作逻辑中，而组织又嵌入到宏观制度和市场环境中，这是本文的解释框架，即一种“民工体制”（Mingong Regime）的理论模型。
三、资料搜集与案例呈现
（一）资料搜集
本文是一项探索性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以量化研究为辅，这是一种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的研究策略。⑩本文的核心目标是描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农民工化”的现象和揭示“农民工化”的基本机制。问卷调查有助于实现第一个目标，而定性研究方法则可以通过大量案例和各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实现第二目标。因此，使用混合方法更有利于提供这一现象的完整描述和准确评估。
本文资料来源包括访谈和问卷。两份资料由不同项目组完成，相互独立，调查学校也没有重合，数据结果可以相互印证。
2011年4月份，我们实地走访了一些民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生存困境感触尤深。2011年6月份，我们对白云区QM中学、HL中学、海珠区KL中学、天河TR学校、天河SY学校、南沙XH六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十多名老师进行了走访调查。在访谈的初期，我们主要围绕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生存状况进行访问，并没有形成的完整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在初步访谈中，我们反复听到被访者说“我们还不如农民工”之类的表述。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因此，我们建构了“农民工化”这一概念以描述这类现象。结合初步的访问资料，我们建立了初步的解释框架。2011年9-12月，研究团队围绕这一解释框架进行补充调查，直至实现理论饱和。访谈案例选择，主要以便利原则进行。访谈对象包括学校校长、教学或行政主任、普通教师，共计20余人。
本文选用问卷调查资料主要是为了对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和公办教师的情况，也进一步与农民工进行比较。定量的资料有利于客观呈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状况。本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社会系另一项目团队于2011年4月份在广州市三所公立中学和三所外来务工子弟中学收集，同时针对学生和教师收集问卷，共获得公办中学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问卷140份，其中公办92份，民办48份。
（二）案例呈现
截至2010年9月份，广州市非户籍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学生有51.09万人，其中外省户籍24.97万，占总数的48.87%;共有20.51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占非广州户籍总数的41.15%，其余30.58万人皆在民办学校就读，占非广州户籍学生总数的59.85%。2011年，广州市共有民办学校301所，其中初中（含九年一贯制）144所，小学157所，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民办学校共有小学专任教师11699人，初中专任教师5319人，合计17018人。民办学校的教师主要来自退休教师和刚毕业的师范生。下文主要从工作、收入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展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农民工化”现象。
1.工作状况
民办学校为减少工资支出、降低办学成本，尽可能减少教师编制，一人二岗或多岗现象非常普遍。根据《广东省中小学教职员编制标准实施办法》（粤机编办[2008]73号），城市教职员数与学生数之比，初中为1∶13.5，而2010年广州市民办学校初中师生比为1∶22。天河区TR学校现有71位老师，学生约1600人，师生比为1∶23。在该校，除正校长外，其余老师都有代课任务，甚至连管财务的老师也会带一两门副课。一人身兼数职，教师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尤其是班主任和主课老师，除了日常教学，还有早晚自习的辅导、节假日的补课，以及大量的学生管理事务。
问卷调查显示，与公办学校教师相比，民办学校教师的工作量更大，民办学校教师每周平均21课时，而公办学校只有12课时（见表1）。尽管许多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还是疲于应付大量的教学和管理事务，很少有时间认真备课，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教学质量。SY学校的李老师来自四川，已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她教初一数学并担任班主任，每天至少有3节正课，外加1节托管、1节早自习，6天共计30节课，“因为上课花的时间太多了，还要改作业，而且当班主任会额外增加上班时间，还要管理学生自习，一点剩下的时间都没了，根本没办法抽出时间备课”。（C15LF28，2011年7月4日）
2.工资收入
尽管一人身兼数职，但民办学校老师的收入依然很低，生活艰难。TR学校基本工资每月1300元，与广州市最低工资持平，没有课时费，略有一点补课费（包括晚自习与双休日的补课）。贺老师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原是湖南衡阳某县城公办中学的教师，现在TR教初二、初三数学。他每周上近20节课，周末还给准备中考冲刺的初三同学补课、辅导晚自习，扣除180元饭费等费用后，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900多元。
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2011年，广州民办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仅有2100余元，还不到公办学校教师的一半（见表1）；而另据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11年7月份的调查，广州农民工平均工资为2230元，民办学校教师的收入还不如农民工。有些学校的情况略好一些，可以达到3000块，但在广州生活，这样的工资也经常捉襟见肘。曾在老家公办学校工作过的邹老师说：“刚来广州时工资比老家公办学校高一点，但广州的工作压力至少是老家的三四倍，并且这边消费也高不少，相比算来，工资太低。而且公办学校会有五险一金，有得还会发13个月工资，假期工资也与平时差不多，可是民办学校寒暑假工资只有几百块，连喝水都不够。”（C11ZM40，2011年5月13日）
3.身份认同
从工作和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群外来教师无论是工作量、收入水平，还是生活环境，都与农民工无异，我们在调查中，多次听到老师说：“我们就是一群农民工”。虽然他们从事教育事业，但现实的窘迫还是令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越来越认同自身就是“农民工”，这种身份认同主要表现在教师职业体验和权威感的丧失以及高度的工作流动性。
民办学校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强制老师到处招生。TR学校的贺老师来自湖南衡阳，现已年近六旬，他以前在家乡公办学校教书，从来没有亲自去招生。来农民工子弟学校后，老师竟像推销员一样，亲自跑到街头巷尾摆摊招生，让他很难接受，他说：“感觉人格都降低了。”（C08HM57，2011年5月13日）作为企业，为了能够生存下来，要求员工推销产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学校的招生行为把教师卷入市场和追求利润的企业机器中，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一种“角色超载”，无情的市场逻辑也摧垮了教师的“师道尊严”，造成了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去招生的时候，有的老师觉得自己像是在“卖保险”。
民办学校不顾教师的尊严，也不尊重教育规律，许多老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或经营方式表示质疑，认为教师与学校之间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因此老师们对学校也缺乏认同。TR学校的邹老师就不认同学校的管理方式，他对学校也没有归属感，在他看来，“学校就像一个工厂一样，表面上是个学校，但实质上却以盈利为目标，赚得越多越好。”（C11ZM40，2011年5月13日）
民办教师的流动现象非常普遍。我们所访的TR学校每个学期就有十来个老师流失；KL中学一个学期走四五个老师，但也占到了该校老师的10%左右；HL学校的流动率也是10%。教师的流失对正常的教学工作影响很大，一方面，再去招聘替代者需要一些时间；再者，学生也要重新适应新教师的教学风格。TR学校的胡老师就TR学校的流失情况及其中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一般年轻老师流出得比较多，而且大部分是初中老师。那些教龄比较长的老师收入比较可观，而且可以通过带学生、做家教获得一些额外收入，而且部分年老的老师在公办学校也有岗位，相当于有两份工作，所以这些人的流动就比较小。相比，年轻老师的工资比较低，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都想趁着年轻进入更好的工作单位，流动性就大得多。”（C10HF25，2011年5月13日）民办教师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口，许多老师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但却跟许多农民工一样“寄居”于城市，候鸟一样迁徙于城市与家乡之间。
如果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正在经历着“农民工化”，那么这种农民工本质上是什么，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提出了一种“民工体制”的解释框架，即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与微观生产过程与角色扮演三个层面予以解释。
（一）制度环境：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
分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农民工化”，必然先从民办学校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着手。民办学校面临着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排斥，这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民工化的制度背景。
第一，民办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教育经费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本身就是国家缺位的产物，正如前文所介绍的，正是由于公办教育无法接纳众多的流动儿童，才使得民办教育兴起。2002年颁布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然而与公办学校享受全额财政拨款不同，民办学校在经费上完全靠自筹，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公办学校依靠国家拨款，教学设备配套齐全，生源也有保证，校方和老师不需要为经费和生源发愁。而民办学校每年只能得到少的补助而且只能用于购买教学设备，办学经费只能靠自己解决。这迫使民办学校像企业一样精打细算，节约劳动用工的支出，压缩教师工资空间。
第二，招生制度也给民办学校设置了限制。民办学校不能参加统一招生，生源没有保障，这是强迫教师招生的根本原因。在广州市，外省儿童不能在本地读公办高中，本省儿童可以入读本市高中，但要缴纳一定的择校费。这使得许多打算继续读高中的外省儿童在初中阶段返回老家，造成生源流失，留下的主要是那些学习成绩较差，入读高中无望的学生。此外，属地高考制度将考生限制在户籍地，成绩好的孩子往往会选择读高中，只能返回家乡，使得民办学校生源受到影响，也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现行的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共同将农民工子弟、农民工子弟学校和教师排斥在城市公办教育体制之外，迫使他们以市场途径解决求学和生存问题。他们像农民工一样难以享受城市社会保障福利，工资待遇与公办教师相距甚远，也缺乏培训、晋升的机会。作为外来人口，他们虽然是城镇户口，但也不是本市户口，他们自身也处在由户籍制度所制造的移民二元体制中。户口不仅仅限制了他们自身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的范围，更重要的是限制了他们小孩在城市接受教育和发展的社会福利。我们访谈的多位老师，尽管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是孩子还是留在老家读书，他们也希望将孩子接到广州读书，但是高考制度不接轨，这种想法难以实现。
（二）组织运作：市场竞争与成本控制的内外压制
民办学校本质上是企业，其运作逻辑归根结底是商业逻辑，核心目标是利润。广州市民办教育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稳定生源和降低成本是企业生存下去的主要条件。与公办学校依靠国家财政经费不同，民办学校始终面临着经济压力，学校维持的费用几乎全部来自学杂费，因此生源是民办学校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如何招到足够的学生，这是每个民办学校都要面临的问题，要求教师招生，这是民办学校最大的特点之一。KL中学谭校长说：“（民办学校）最大的发展困境肯定是经费的问题。民办学校的好多教学器材都没有公办学校那样配套齐全。老师的配备，也没有公办学校那样充足，老师们都是要身兼数职，这都是民办学校的通病，而解决之道就是‘抓生源’，生源多则有经济效益，也能拿到一定的办学经费，这是民办教育的生命线。解决了学校运营费用的这个前提，然后才能谈教育质量。”
除了尽可能地扩大招生数量，民办学校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是调整薪酬结构，降低教师待遇。一方面是加大员工工作量，减少雇佣人数，因此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们都身兼数职；另一方面是压低工资，因此，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待遇非常低，前文描述教师生存现状时已经用数据说明，很多教师比同期农民工的工资还要低。在民办学校，教师的基本工资相当于广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寒暑假期间，只发“基本工资”，有的学校甚至连基本工资也没有。
（三）组织过程：人民教师与老板员工的角色超载
由于民办学校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民办学校在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必须做好招生。而教师正是教学和招生两种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民办学校教师具有双重角色：对学校来说，他们是“老板的员工”，要承担组织责任，进行招生；但对学生和家长来说，他们是“人民的教师”，要承担教学责任。
1.在巨大的生存、经济压力下，民办教师需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履行自己作为一名民办学校“老板的员工”的组织责任——为学校争取赢利，确保学校拥有足够的生源。有老师表示“我们也理解学校的难处，没有生源，学校无法继续存在，我们的饭碗也就保不住了”。如此现实迫使他们去做“使得人格都降低”的招生工作。在招生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像推销员一样宣传甚至夸大自己的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家长和学生就是他们的顾客。而在“买卖交易”实现之后，他们在之后的教学和管理中还要时刻警惕维系这一关系，例如当农民工家长决定再次流动时，他们要试着挽留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他们会努力与家长建立一种“兄弟间的关系”，通过家长引入更多的生源。
2“.教师”这一职业身份又使得他们必须遵守教师的职责：无私奉献、教书育人，这是教师的天职。但是，在招生的过程中，使其丧失了职业尊严。老师在招生过程中，常常遭到家长的歧视，他们认为这些教师不务正业、惟利是图。“过完年，我们老师初四、初五就要回学校来招生。这些老师的身份是老师，本来是有尊严的，但是你出去招生，在外面摆台，被城管赶来赶去，还要去求家长，就使得有些家长瞧不起我们老师，在老师面前变得很嚣张。”
教师招生是一种典型的角色超载。招生不仅仅增加了民办教师的工作量，影响到了正常教学和备课，使他们面临着比公办教师大得多的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感。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市场行为贬低了教师劳动的价值，摧垮了师道尊严，导致教师权威的丧失。
（四）劳动控制：宣传职业伦理进行思想控制
民办学校教师待遇如此低，工作任务和招生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民办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认同度并不比公办教师低，这又是为何呢?朱政骐对台湾护理人员的认同政治进行了研究发现，护士的职业伦理是医院用来建构护理人员认同政治的主要根源。医院通过不断强调职业伦理、灌输职业精神，使护士更加顺从和忍耐繁重、琐碎的护理工作。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宣扬职业伦理成为资本控制教师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教师的根本任务和职责是“教书育人”，虽然是服务行业，但又与一般的服务业职工不同，其职业伦理特别强调“无私奉献”。
民办学校的管理者都非常善于做“思想工作”。在民办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稳定老师的心，不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跟外面的学校比较，“主要是做思想工作，我们叫做‘洗脑’。一发现有风吹草动，就立马做思想工作。有一个研究生老师跟学生闹僵了，我们就利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让老师写心得，然后再让他们演讲，举办演讲比赛。一个老师写得就很好，叫做‘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我们经常有这种活动。这些老师受到这种环境和氛围的影响，就不会攀比。”（C19CF41，2011年11月30日）
当然，思想工作的内容除了职业伦理，还有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个人未来发展的问题，这对青年教师而言特别有用。TR学校的青年教师卢老师说：“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但只能适应。我一直在努力希望能考到公办学校去。我们这里条件很艰苦，来的时候，校长说：‘学校不能给老师很好的工作环境，我很对不起大家。’但是，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努力，考出去，校长说：‘这只是一个平台，是你们实现人生跨越的平台。’”（C16LF23，2011年11月26日）而实际上，实现“人生跨越”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景而已，从民办学校流动到公办学校或公务员的教师寥寥无几。青年老师多半都会去参加考试，但是每次都是铩羽而归，时间久了，自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最终接受现在的生活。
五、结语：“农民工学”是否可能？
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虽然只是中国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群体，但却是中国底层社会遭遇的“农民工化”的一个缩影。造成个体“农民工化”的结构和机制是一种“民工体制”。这种体制首先表现为社会排斥制度，即根据某一身份标志将某些人排除在完全公民之外，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保障体系；其次表现为社会福利的完全家庭和市场责任，国家缺位或撤离；第三，民工体制还表现为程序性剥夺即“无权化”，群体在涉及自身利益和福利的公共决策中没有参与机会。在这种体制下，人力资本较高者也会因为身份限制而被迫流入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受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的驱使，人力资本要么收益大大降低，要么彻底失效；次级劳动力市场又缺乏国家和社会保护机制，一旦人力资本失效，个体就只能不断地底层化、弱势化、无权化，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农民工化”。
具体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他们同时受到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排斥，即学校被排斥在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办教育体系中之外，个人被排斥在普通市民或城市教师的平等社会权利之外。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民办教师又被资本利用职业伦理进行思想控制，一方面作为“人民的教师”，致力于教学、培养孩子；另一方面要作为“老板的员工”，承担组织责任，负责招生和处理家校关系。教师的这种双重角色，造成了角色超载，甚至是角色冲突，使得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备课，完成本职工作，这也从心理层面，削弱了教师的人格和职业尊严，导致了教师权威感的丧失。这一系列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和微观角色的因素共同导致了我们看到的民办教师“农民工化”的现象。
随着大量社会群体“农民工化”现象的出现，我们认为无论作为一种结构产物，还是生存状态，农民工均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愈发蔓延至整个社会。劳动条件恶劣、经济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没有社会保障，在城市买不起住房、没有地方选举权……这些特征绝非农民工独有，许多社会群体也都如此。尽管我们试图消解“农民工”以及现存的农民工制度，但“农民工化”作为一种当下的社会转型的产物，已经不可抗拒地成为许多底层社会群体的命运。
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上都必须面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总体性问题。而“农民工化”正是这样的一个总体性问题。如何面对中国社会“农民工化”现象，走出传统农民工研究学术圈囿，突破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认识呢？理论与经验的对接尤显迫切，本文提出的“民工体制”也是一种尝试。李静君和沈原指出中国当前的劳工研究缺乏批判性和行动性，他们从公共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反思当前中国的劳工研究，提倡一种公共的劳工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 of labor）。本文认为，劳工研究不应该再将视角局限在传统的产业工人上，应该扩展至对整个“农民工化”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一种中国本土的“农民工学”是否可能？“农民工学”与以往劳工或农民工研究不同，农民工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视角，即“以农民工为立场”。
第一，作为研究领域的“农民工学”。顾名思义，当前的农民工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民工，理论视角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代化问题（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和工厂体制）、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劳动报酬）、劳资关系（劳动权益、劳工运动）等方面。然而，当“我们都是农民工”的时候，传统范式已经难以理解和刻画“我们”的生存处境，难以刻画整个社会的农民工化。“农民工学”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从农村到城里的普通打工者，而是包括被“农民工化”的所有社会群体；“农民工学”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分支社会科学中，也应当涵盖包括文化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对生存困境的反思与理解。人文科学的引入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和心理上理解作为生存状态的“农民工”。
第二，作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学”。除了是一个研究领域，“农民工学”更应该综合劳工、移民、分层和文化等多种分析视角；在立场上，“农民工学”应该坚持传统劳工研究所特有的底层立场，也持一种游离在权力之外的批判精神。它依然坚持从国家、市场以及劳动过程本身出发的研究思路，也主张从我们的生存体验与个体困境上升到对权力体系的反思性批判。农民工学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农民工化”的手段，也是尝试消解这一社会事实的路径，因此“农民工学”的视角也必然是行动取向的。
本文只是初步提出了“农民工学”的设想，肯定有人会质疑“农民工学”存在的必要以及条件是否充分，这也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也是作者将要继续思考的。本文只是从民办教师这一个群体出发探讨了“农民工化”的现象，没有进行案例比较。尽管大量的新闻报道已经将“农民工”冠在了大学生、白领等群体的身上，但就此问题的学术研究还几乎没有。本文只是尝试从劳动体制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当然还可以从社会转型、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角度予以理解，作者也希望本文所揭示的社会的“农民工化”现象能够引发学术界同仁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注释：
①本文得益于中山大学郑广怀老师、万向东老师、舒玢玢同学的讨论和启发，特此致谢；感谢中山大学王进老师慷慨分享数据；
感谢中山大学舒玢玢、张莎莎、孙慧、徐小青、左海丽、向羽等同学协助搜集和整理资料。
②郑广怀：《我们都是农民工》，载吉峰主编《蓝白仓库》，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③刘健、茆琛、林嵬、李亚彪：《新群体——聚焦大学生农民工》，载《半月谈》，2011（2）。
④黄瑶：《调查显示：“211”重点院校学生更易成“蚁族”》，载《广州日报》，2011-11-07。
⑤方可成、苏岭、李秀卿:《“读博”等于“赌博”吗？》，载《南方周末》，2010-9-10。
⑥曾守锤、李其维：《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解决办法》，载《心理科学》，2007（6）。
⑦修路遥、高燕：《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特点及其影响——以南京市C民工子弟学校为例》，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杨灿君、贺晓：《民工子弟学校外来教师的生活世界及其教育实践》，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⑧Meyer, John W. and Brian Rowe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2).
⑨[美]科弗曼：《角色超载、角色冲突及紧张感——试论多重角色要求的后果》，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⑩[英]马丁?登斯库姆：《怎样做好一项研究——小规模社会研究指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