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大力干预经济以支撑增长。但过去8年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工具，从早期的巨额财政赤字到许多国家2008年至今一直沿用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都没有明显成效。发达国家经济依然在低增长，贴近零通胀和零利率区界徘徊，欧盟和日本采取的极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也刺激乏力。
相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中国经济展现了相对活力。2008年中国仓促推出人民币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配合当时年增长率20%~30%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令中国2009—2011年经济取得双位数增长。但中国海量的信贷扩张造成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金融系统贷款质量恶化。
中国的总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从2008年的180%，增至目前的260%。银行坏账率也翻倍到1.75%。虽然人民银行在2015年6次调低利率和四次降低存款储备金并不能扭转当时下滑的经济。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有效遏止国内债务问题恶性演变成为债务危机，但产能过剩和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绊脚石，拖慢增长步伐。
2015年6月—7月中国股市急剧波动，政府动用大笔资金稳定股市。8月人民币汇改更引起罕见的汇率市场波动，国家外汇大量流失。综合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和2013年开始处理“三期叠加”和“新常态”经济问题的经验，中国高层在2015年12月举行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五大经济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政府同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今年1月18日在同省级官员和干部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讨论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经济“结构性”调整，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推动生产结构优化，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式“供给侧改革”是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更好发挥政府功能以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同时着眼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又立足中国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
什么是需求或供给推动的增长？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谈的正是经济增长。这个古典学派认为，生产函数的增长（production function）主要来自供给侧限制，把 “需求” 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上，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土地和技术上的进步等主要生产因素的供给，是有限和增长缓慢的，生产函数的制约来自供给侧生产因素。
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末渐趋成熟时，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经济波动和失业问题也开始出现（充分就业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第一世界大战后，这些问题更进一步恶化，导致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30%，这是非常严重的，当时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并提供家庭收入，30%的失业率代表30%的家庭生活在饥饿边缘。
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时指出，“缺乏有效需求”是造成当时经济困境的主因。他在“经济通论”（ General Theory）中提出“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未充分就业均衡”等核心概念。后来，凯恩斯的理论“革命化”了宏观经济学。通过不断进行微控并配合一些固定的体制上稳定器（counter-cyclical stabilizer），为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20年到30年的强劲增长和稳定。
这种宏观经济干预，随后也被称为“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应用上结合了货币和财政政策。前者涉及利率调节和货币供应量两个调控工具，后者通过税收和政府赤字调控经济。货币政策对市场来说是间接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直接介入经济，也因此更具政治含义。
在实际运作上，货币和财政政策其实具有互补性。财政政策不能在没有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生效，而适当的利率对政府财政政策成效也至关重要。修读经济基础课程的学生，应该对IS-LM曲线不陌生。这曲线就显示投资和储蓄同流动性与货币供给是密不可分的。
货币主义与里根经济学
1970年代当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企时，它再也不能同时生产“大炮与牛油”，即美国不能在支付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开支的同时，也继续在越南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战争。最后，通胀和后来的滞胀促成货币主义（monetarism）崛起，而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主要的倡导者，他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很明显的，控制货币供给是抑制通胀的更有效方法：“鱼沒有水就会死！”
从意识形态来看，货币主义在政治上是极度保守的，因为它也鼓吹大市场和小政府的理念，与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鼓吹的右翼政治思想也是吻合的。货币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终止。
事实上，里根认为需求管理缺乏效率，提倡一种以减税和市场去监管化（market deregulation）为根本的“供给侧”政策。政策的核心是显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这些“供给侧”政策的根本依据，是它们为企业扩张和员工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
媒体把里根的供给方面经济政策称为“里根经济学”，其也往往被称为“供给侧经济学”的起源。最讽刺的是，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后来却把它斥为“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指里根的减税措施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平衡的预算，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府税收增加。在学术上，“供给侧经济学”因为缺乏理论基础，也未正式地纳入西方经济学系统。“拉弗曲线”的拉弗到今天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教授。
里根“供给侧经济学”强调减税，过分侧重减税的激励作用，引导社会风气向极端个人化转移，渐渐带来社会收入的严重不均，长远压抑社会的总需求。而且过分强调市场功能，变相鼓励投资风气向短期逐利行为倾斜，形成实体经济空洞化和经济泡沫化。同时里根经济学忽视政府作用, 不利于建立国家产业政策和扶持实体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把2008年世纪金融风暴归咎于“里根经济学”。
两个经济增长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衍生的两个经济发展理论。第一个是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 以工业发达国家历史为基础，提出的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经济后，国家经济发展将以创新为原动力，配合企业家协调市场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他的名言“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成为1980年代新科技崛起的经典名言。
第二个经济发展分析理论是梭罗模式（Solow Model）。这是一套根据投入、产出衍生的传统经济学模型，投入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产出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梭罗模式的量化特性令它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中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强调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
结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1990年代改革
在中国，朱镕基总理在1990年代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被称为“宏观调控”，结合了行政措施和市场手段。这基本上是一种需求方面的管理。当时中国的金融系统结构还没有成熟，经济调控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同时推行的国企改革则基本上是供应侧结构性调整。这种结合需求管理和供应侧改革为中国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1世纪开局的几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断崖式的经济下滑，促使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刺激重点也是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与当时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相对较低，有足够经济实力来有效推行需求扩张政策。
然而，中国的整个经济环境在2015年已经完全改观。在房地产库存高企、中低端产能过剩、企业杠杆高企、生产成本急涨、产业升级面临严峻考验的经济背景下，政府实施需求侧刺激措施来支撑增长已经不合时宜。中国政府提出的五大重点任务，“三去一降一补”，确实是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精准的判断。
中国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篇“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的文章。这位匿名人物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本人。文章指出债务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供给侧政策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境。中国在下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期间，刺激需求政策很难带来经济反弹，中国的增长可能停滞，呈现“L型”，而不是过去“V型”或“W型”的增长模式。因此，中国的经济将继续放缓，维持6.5%左右的增长。未来的增长趋势是上升还是下滑，取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成果。
习近平1月18号讲话和5月9号文章中阐述的中国经济问题和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显示他对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有良好的理解。他提出中国经济GDP总量贴近七十万亿人民币，过去接近双位数字的增长环境已不复存在，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在L型基础上运行，并不代表经济倒退，而是代表中国经济平稳过渡到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发展道路。今后政府经济政策必需同时兼顾发展需要和长远稳定，经济政策由粗放式的宏观调控转移到有针对性的微观精准微调，政府推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互相协调，相辅相成。
认识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面，两者相互依存，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个国家当时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取决于生产力提高。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目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1980年代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从他的论述，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是揉和了过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供应主导思想、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再结合梭罗模型的投入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熊彼得的创新驱动效率改良而提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供给侧改革”确实是有综合性和创新性，并非一般政治性的经济口号。
近日中国经济回稳，显示中国经济确实具备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特点。今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能否顺利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五个主要经济任务，将取决于改革步伐的执行。当前难题是如何协调落实一系列针对五个主要经济任务的政策。国企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税制改革、经济转型等一连串关键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配套大量人才去执行。“供给侧改革”的成败关键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高素质、廉洁的干部。知易行难，行百里路半九十，改革刚刚开始，成效尚难以估计，海内外学者都拭目以待。
